在网上溜达，意外发现一份较早的维权文本，是我本人起草的。许多年内没有看见过这份东西，值得记一下。
链接表明，是在新语丝网站上（http://www.xys.org/xys/ebooks/literature/essays/Yu-Jie/Yujie_zuoxie5.txt），谢谢这个网站。
内容是这样的——
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声援余杰
惊悉北京大学2000年应届毕业生余杰硕士，手持他本人、北京大学、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现代文学馆之间正式签订的《就业协议书》前去用人单位报到，却被拒绝一事，感到十分愤慨。中国作家协会并现代文学馆单方面不履行协议，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没有做出相关的处理（交违约金）。如此无视年轻就业者的基本权利，无视国家有关规定，我们认为，应当引起公众的关注。并敦请中国作家协会暨现代文学馆按照已有的协议，尽快履行与余杰《就业协议书》的内容，早日让余杰到现代文学馆报到工作。
崔卫平 金雁 谢泳 徐友渔 丁东 王富仁
这份呼吁书的标题，即 “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声援余杰”，肯定是网站工作人员加上去的；其余应该是原样，真是一份很宝贵的资料。看到它，我第一感觉是想感谢王富仁先生，他已经于2017年5月2日去世，当时我应该是给他打电话与他联系的。其实此前与他并不熟，谢谢他的信任。当然我也同样感谢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其他几位同道，想念与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紧张岁月。
遗憾的是，这份呼吁书本身没有标明时间。我能回忆得起大概日期，应该在2000年9、10月份左右。呼吁书关于余杰的就业权利，提到了他是北京大学2000年应届毕业生，声援则发生在余杰不能前往现代文学馆工作之后不久。已经不能确切地记得它最早发表于何处，有可能发表在一个叫做“世纪中国”网站上面，这是我刚上网不久去的地方。
这份呼吁书的产生前后，还有一些细节。
1999年春天（3、4月）的某一天，在北京“风入松”书店举办了一个关于余杰、摩罗的新书发布会，会场气氛热烈，来了许多读者，将发布会围得水泄不通。金雁老师在现场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针对余杰、摩罗书中许多提到俄罗斯文学和思想，金雁老师提醒道，俄罗斯思想中有一些黑暗的东西，比如“圣愚”。我觉得金雁老师对于俄罗斯思想的某些警惕十分有意义，她的提醒很及时。
我之所以前往参加这个发布会，是因为在稍早写了文章批评余杰，觉得自己不要批评了某人就不来往了。文章的第一稿《批判，以什么名义》发表在99年2月11日的《文论报》上面，后来经过进一步完善，又写成《拥有另外一些经验》一文。
这两个不同的标题，释放了我当时头脑中萦绕不去的同一个问题。伴随着网络的出现，已经出现一些新的异见/反对活动的萌芽，或者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生长点上，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取得与以往的反对活动不同的起点，是否能够发展出另外一些经验？显然，共产党也是搞反对活动（运动）起家；共产党文化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反对文化”，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熟悉的，我们每个人从小便认得了“批判”这个词。显然，继续批判是重要的，然而在新的条件下，批判以什么名义，是否在批判的同时，释放出富有意义的价值立场？比起将对方置于死地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够富有尊严地生活，即文中所说的：“一面批判过去，一面以其自身实践揭示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文章这样结尾道：“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是再容易不过了。但假如我们自己不尝试和学习另外一种东西，让我们自己的眼光逐渐适应温暖柔和的光线，并通过限制自身的人性恶（它体现为各种任性和极端，）让光明和善意慢慢地在自己身上生长起来，从自己的生活开始获得另外一些经验，比如客观、宽容、理性、节制和爱，那么我们如何真正地向前跨出一
小步呢？如何以更彻底的方式告别过去？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另外一种视野、不再重复前人的不幸，陷入迄今为止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恶性循环”之中？”
（在网上发现了这篇文章的这个链接，应该与最早的思想网站“思想的境界”有关。https://blog.boxun.com/sixiang/000425/2.htm）
新书发布会上轮到我发言时，我提到了哈维尔和“七七宪章”的做法。我说到在一般人们印象中，提到民主、自由都是一些“大词”、“宏大叙事”，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的做法，是从关心身边人们的疾苦开始，关心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们的处境，体谅他/她们的苦衷。我介绍了从声援宇宙塑料人乐队开始的“七七宪章”。那位长头发的摇滚乐手希罗斯,此前与哈维尔见过一面，哈维尔并不喜欢他，但是当他和其他摇滚乐队成员受到政府骚扰继而被捕时，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毫不犹豫站出来声援，并从中发展出了“七七宪章”运动。依当时的气氛，“七七宪章”是可以公开谈论的，我公开发表的文章也不回避。
我发言后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是——散会之后，人群中有人急急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刚才说要关心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们，那么天安门母亲你关心不关心？”我点点头。这位了不起的女士叫吴蓓，自从1989年6月4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之后，她便开始了援助天安门死者家属和伤残者的行动，那时候十分冒险。今年5月份在台湾见到方政，他告诉我，当他在医院从双腿截肢中醒来，除了医生护士，见到的第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人，是吴蓓。此前他们并不认识，然而吴蓓借口说是方政的老乡和老师，这才能够进入病房探视方政。如果我没有记错，吴蓓应该是89年6月4日清晨六部口戒严部队坦克碾压学生的见证者。
吴蓓也是最早帮助丁子霖老师搜集天安门遇难者名单的人，她也帮助丁老师发送有限的人道捐款。那些年，吴蓓因为这些活动，常年处于警察的视线之下，最严重的时候让她带着幼小的女儿睡在派出所的冰凉的长凳上，夜晚不让回家。随后几天吴蓓带我见了几位天安门母亲。她还介绍我认识了天安门事件的伤残者庞梅清、黄宁。庞梅清因为一粒子弹打中了后脊椎而一条腿站不起来，黄宁是双眼被子弹击穿，一米八的帅小伙从此彻底失明。他俩都是1963年生人。
吴蓓，安徽人，长得弱弱的，笑得浅浅的，说话细声细气，善良谦虚，当时是大学物理老师。认识她，构成了我人生重要转折，从这里发展出许多其他的故事。不能太跑题，就此打住。就说一点点。我在电影学院的同事郝建，他的堂弟郝致京（30岁，时任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在那个夜晚被打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交流过此事，我甚至没有听说过。说起来，我与郝建还算亲戚，在北京我们还曾一起去过一个共同的亲戚家，但是到了1999年即“六·四”已经十年，我们平时从来没有谈过这件事。吴蓓也是郝建夫妇的好朋友，因为吴蓓，郝致京才进入郝建与我的话题。
再回到声援余杰，只剩一个尾巴了。2000年余杰作为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的文学硕士，先是与现代文学馆签订了工作合同，接下来现代文学馆翻脸不认帐。余杰将这个情况编成一些材料，寄到我当时居住的小西天电影学院宿舍的邮箱里，厚厚的一个大信封，是在那年夏天，收到不只一次。当然我比较关心余杰的情况，也仍然觉得既然写文章批评过他，那么同样需要声援他。新的批评应该也与团结一道显示。
我决定邀请其他同道一起声援余杰。在写这份此前不熟悉的文体呼吁书时，我心里肯定想到了哈维尔声援摇滚乐手的做法，即为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和权利而呼吁。后来人们将其称之为“维权”。
王富仁先生是我尊敬的学者，也许在某次会议上见过，也许我把当时自印的《哈维尔论文、书信及其他》寄给他过。这份自印的单行本，从1995年到2000年前后，我大约寄出了七、八十份；一旦手头没有了，便再去复印店复印、装订，再寄。在小西天周围，我最熟悉的地方，就是那家邮局了。在那里见到过奇怪的人，再说更跑题了。
不久前，当我在微信朋友圈贴出这份关于余杰的维权文本时，加了一行字的说明：“我们的公民运动，有着一个多么世俗的起点啊”。
2019年11月30日
转自：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