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柏林墙的倒塌与“信息柏林墙”的建立(下)

图为警察在山东枣庄的一家网吧内进行巡逻及检查工作。 (法新社资料图片)

图为警察在山东枣庄的一家网吧内进行巡逻及检查工作。 (法新社资料图片)

创始于1985年的“无国界记者”,在促进全球新闻自由方面卓有成效, 2005年被欧洲议会授予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2018年,在“无国界记者”的倡导下,成立了25人“全球信息与民主委员会”,委员包括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斯蒂格勒茨、作家略萨、人权律师埃巴迪等四名诺贝尔奖得主,和弗兰西斯•福山、亚当•米奇尼克等学者、记者、作家、人权活动家和科学家。作为25名委员之一,我参与了《全球信息与民主宣言》的全部讨论和起草过程,向委员会解释中国的“信息柏林墙”。

2018年11月公布的《全球信息与民主宣言》,确立了全球信息空间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它应服务于表达自由、人类尊严、宽容和增进理解;获取信息和知识,是一项基本人权;政府控制媒体、扭曲信息、压制新闻、用暴力对待记者,极大威胁和剥夺了人类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权利。这个宣言重申和细化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表达自由”的基本原则,并结合信息时代的特点,为全球信息空间、媒体、记者和国际信息平台确立了基本原则。《宣言》得到数十个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欧洲理事会的支持。 

柏林墙倒塌至今30年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猛然醒悟到:互联网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可以引领中国走向开放与自由,但中共却用它来实施全面高效的数字极权主义。哈佛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文章中说,“当我们痛快地庆祝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时,全然低估了共产政权在中国存活下来的深远意义。” 

人们迟迟没有意识到: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没有停止,中共筑起的“信息柏林墙”不仅囚禁着中国人民,而且不断向自由世界渗透和扩张。孔子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各类同乡会、校友会和商会,威胁着西方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大量的海外媒体被中国政府渗透、收买,影响着海外华人和外国读者的思想观点;中共用拒绝签证来威胁国外研究者、记者,迫使他们进行自我审查;在中国进行采访报道的外国记者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跟踪和骚扰;微信、抖音等中国社交媒体,越来越引起海外用户关于内容审查和隐私安全的忧虑;很多西方公司因为在西藏、维吾尔、香港、台湾等问题上的政治观点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谴责和抵制,并且几乎都要道歉并且撤回或改正他们的说法;华为、ZTE等中国科技巨头,对所在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共利用黑客对西方政府、科技、大学、军事、情报等部门发起网络攻击、窃取秘密;中国政府的五毛水军或机器人制造和传播各种虚假信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出版人、书店店员和异议人士甚至在境外,被中共特务绑架回国……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共信息柏林墙的延伸。 

尤其不可接受的是,西方的科技巨头们 – 思科、谷歌、脸书、苹果、雅虎等等,纷纷配合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甚至为中国的互联网防火长城(GFW)提供技术、设备和培训。西方人曾热情地帮助东德人翻墙和拆墙,但这些科技公司却为了巨额利益,帮助中国政府建立和加固高墙。

2017年4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手机互联网会议上的谷歌展台。(美联社)

2017年4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手机互联网会议上的谷歌展台。(美联社)

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后,逃到苏联的昂纳克被引渡回国受审,被控犯有叛国罪及杀害192名试图逃离共产党政权的德国人;“末代总书记”克伦兹,因杀害东德民众罪名被判刑6年半;开枪把18岁的彼得打死在柏林墙上的两名军人,分別被判刑20和21个月。在罗马尼亚,制造屠杀的独裁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再后来,“中国人民”的其他一些老朋友们,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卡扎菲被打死,萨达姆被绞死,穆巴拉克被赶下台、关监狱,米洛舍维奇受审期间死亡,全斗焕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本阿里逃亡、被缺席审判,皮诺切特入狱……颜色革命和民主革命席卷之下,大量的独裁政权纷纷瓦解。

但在中国,制造屠杀的刽子手们用人民的鲜血保住了政权,并且建起了高科技柏林墙。那些把翻墙者投入监狱的秘密警察、法官和共产党干部,仍在残害着中国人民。30年来,在西方政府的绥靖政策和国际科技巨头的助纣为虐下,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畸形崛起的同时,却背离自由民主,而中共的魔爪已经伸向自由世界。就在此时,北京的枪声响在香港的街头。

1987年6月12日,里根总统在布兰登堡门向苏联共产党喊话:“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 今天,深受信息柏林墙之苦的中国人,当然希望、也永远感佩国际社会推墙的努力;但如果不能帮忙推墙,请你们不要帮着加固这堵墙好吗?

转自: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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