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娃:青海祁连劳教营 死人就像码洋芋

受访人:韩锐,男,九十一岁。甘肃省陇南地区两当县人,十代中医世家。一九五五年考入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音乐系,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后按学生右派分配到青海师专任音乐教师。一九五九年被送到祁连县八宝农场劳教,曾经从事挖铬矿、种青稞、伐木等重体力劳动。亲眼看见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劳教犯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抛尸沟壑,无名无姓。

   一九六二年摘去右派帽子,回到两当县劳动监督劳动,以挣工分养活父母弟妹。漫长的十年文革中,尝遍了鸭子浮水、反抱小鸡、吃麻花、捆柴人、苏秦背剑等数十种非人的刑法。最后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一九八零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在两当第一中学中学任教。积劳成疾,眼睛几乎失明,于一九八六年退休。目前和女儿一家住在天水社棠乡。 

著作有《三十次死亡—韩锐自传》,尚未公开出版。  采访人:依娃,美国华裔作家,口述历史工作者,著作有《寻找大饥荒幸存者》等。 

时间:2019年9月15日 

地点:甘肃省天水市社棠乡卫生院韩锐先生女儿家。  

前记:在天水的友人家,他推荐给我一本奇书《三十次死亡》。说奇,一个是这本书不是正式出版物,只是自己打印装钉起来的,仅送友人。说奇,一般来说九死一生已经是奇,这位作者何以三十次死亡呢?说奇,这里面配了不少插图,还原了作者在劳改营曾经经历的场景,虽然粗糙,但画面还是令人心惊肉跳。比如汽车拉尸体,比如吃老鼠乌鸦旱獭。  

“我想去见见韩锐老先生,好好和他聊聊。”  

朋友八十有五,但身体健康,性格直爽,马上打去一个电话联系了韩锐先生。韩锐先生住在天水社棠乡,要坐长途汽车才能到。目前,他和唯一的亲人—女儿住在一起。还没有上楼,就看见一位身材修长、戴一副黑宽边眼镜、面带微笑、斯文有礼的老者在门口等待着我们 。他大声说:“你们来看我,好得很,好得很啊!”我赶紧握住他的双手,如果不是提前了解少许,谁能想象得到面前这位慈祥、和善、会把脉行医、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书法也写得不错的长者一辈子会经历那么多不堪回首的苦难?  

那三十次死亡是怎么样的?我们坐在沙发上聊起来……        

5%强加打成右派     当教师不成送去劳教    

依:韩伯伯,您好,我对历史比较有兴趣。特别是对反右、大饥荒这些特别想知道多一些。知道您经历特别丰富,想和您聊一聊。您是怎么样被划成右派的?  

韩:我都经历过,经历过,那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是两当县人,这个县,是我们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32年革命起家的地方,有个“两当兵变”。我们韩家世世代代都是给人看病的中医,到我手里就传了十代人了。我父亲生了四个儿子四个姑娘。孩子多,我父亲会给人看病,才把这个家保全了。解放以后,我们的药铺也联营了,但我们还有三十亩地产,是就划成了工商业兼地主。    

虽然我已经在徽县和两当当了几年中学教师,我想青年时期应该是一辈子学习的黄金时间,决心考大学。一九五五年,我到兰州大学报名,参加统考,又到西北师院加试了音乐,到九月份录取通知书就来了。把我高兴着,我喜欢音乐,还喜欢英语,打算好好学习几年。但是,一个一九五七年,一个反右把我的人生方向完完全全颠倒了。那个时候提倡的是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说得好得很嘛。    

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九五七年的八月,一个下午,全系开会。首先揪出了一个学生右派关XX,随之主持人说:“我们系里还有暗藏的右派张XX、苏XX、韩锐等。”我当头一棒,错愕不已。我怎么都想不出来平时有过什么反党言论。我想起来我给学校的锅炉房提过意见,学生下了课喝不上开水。还有我在校音笛上写了几个字:“乱吹不卫生。”这怎么也算不上反党啊?原来系里为了完成百分之五的“右派任务”,有人偷偷撕去我的几页日记,其中一些抱怨的话做为罪证 。  

第二天开批斗会,一开始就是喊口号:“打倒右派分子韩锐!右派分子要彻底交待问题!”“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其中一个同学,姓李的高举我的日记高喊着:“韩锐,罪证就在我手上,看你怎么抵赖?”加上我是地主出身,又有参加过三青团的历史问题。会场上的调子越来越高,口号声音越来越大,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自己了。    

把我斗了两个月,最后开除了我的团藉,划为一般右派。五七年十月填写分配方案,我就填写了没有人愿意去的青藏高原, 我是按照学生右派分配到青海师专的,就是以后的青海师范学院。青师有三个年纪,十五个班,当时只有一个音乐老师。我来以后给每一个班都开了音乐课,学校还给配置了两架钢琴。      

我已经是右派了,处处谨慎,不敢乱说话。就半晚上半晚上的备课,想好好表现一下。那时候有一个教育部颁布的教材,规定第一个学期是啥内容,第二个学期是啥,第三个学期是啥,那材料是教育部颁布的。不是我选的,我能选吗?    

音乐教学大纲里有聂耳一个曲子叫《打长江》,田汉填词,里面有这么几句:“你哟你打桩啊,我哟我拉绳啊!我们不靠天哪,我们不求神。……天快要晚哪,田快要干哪,禾快要枯哪,棉花快要残哪。打通了江水,吃晚饭哪,打通了江水,吃晚饭哪。”音乐课一般都排在最后一节,早晨课的第五节。那师范学生都是吃大灶火,学生排着队敲着碗就喊:“吃晚饭了,吃晚饭了!”这不得了了,这学校书记就说我是煽动学生闹事,就这罪名,送我去劳动教养。  

我是劳教。如果劳改,给我判一年我就出来了。但我在农场劳教了整整三年,你说?人家还说这比劳改还轻,我劳动了三年还轻?     

依:学校有没有给你一个书面的东西,就是说韩锐犯了什么错误?将送到什么地方去劳教?多长时间?  

韩:没有,一天下午学校开大会,就宣布就送我去劳教,其他十来个右派都是悄悄处理的。那是不让我申诉,不让我说话,我只有收拾铺盖,提上我比较值钱的家当—-一把小提琴,就到西宁市的南滩劳教所。      

南滩劳教所管了两千多个右派。那一进去,把你身上啥都搜去了,小刀子、火柴、钢笔都搜着去了。房子里有一个尿桶,谁想大便都要报告,人家允许了才能去。饭打来是那个组长给你分打,自己不能动手。那劳动就是成天挖石膏,天不亮就上山挖石膏,天黑背上一百斤石膏回来。那个和监狱是一样的,人没有活头了,劳动了一个月人受不了了,累得我想死哩。    

但是人家二十四个小时把你看得紧紧的,你怎么死呢?死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时时刻刻把你看守着。每天干活十二个小时,天不亮就排上队上山,天黑了排着队回来。中午带点馒头一吃,就给一个钟头,还没有水喝,把我干着。    

那里头男的多,也有女的。我想起来,里面有一个同是西北师大的地理系的一个牛连英,她是和我们一起戴着右派帽子,分到青海师专的。挖石膏的时候我给碰上了,她把一块石膏这么绑那么绑绑不住,人家都下山了,把她着急得不得行。我看见了,给三下两下绑住,让背上了,女同志体力也不行。以后,这个牛连英也到祁连农场了,但她在女队里,我们也再没有见过面。    

总之这一个月就算熬过来了,想死也没有死成。有一天早晨,才六点钟,天还没有亮。突然来了几辆大卡车,是用帆布全部包起来的那种。叫谁的名字,谁就得收拾行李,马上上车,把人吓着,要拉出去枪毙吗?往哪里拉呢?刑场吗?我想:“好,枪毙了好,这一生就结束了。”    

人家喊:“韩锐!”我就答应:“到!”就赶紧上车,不知道往哪里拉。一个车上装有三十多个人,一共拉了五辆车。里面黑洞洞的,啥也看不见。人家手拿手电筒按照名单叫名字,叫一个爬上来一个装满了,车就开动了。这里面也有青海的本地人,他说:“往农场拉哩!”哦,我才明白往农场拉,而不是拉去枪毙。农场叫八宝农场,让我们到那里劳动去。那个劳教农场有几万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别是上海送来的人特别多。后来我才知道它的全称叫“八宝联合企业公司”,因为它有十几个厂,食品厂、被服厂,还有伐木厂铬铁矿厂。    

那就一路颠簸,从六点开到中午到了大通县,让我们下车,人家一辆车给提了一桶开水,吃自己带的馍馍,吃过就赶紧上车。晚上经过孟源、曹大板,半夜一点钟,差不多将近二十个小时。干部把人一交,清点之后,又写了一张介绍信,让我们到分场。总部安排不了,这几百里路上都有好几个分场,又把这五车人往分场拉,到的时候差不多五点钟了,天麻麻亮了。    

前面没路了,让我们下车步行着去,在车上冻了几个小时,手脚硬棒棒的,好不容易把行李搬下来。那晚上冰雪交加,非常难行,我们只能侧着身体走。我肩膀上扛着行李,手里提着小提琴,就这点行李也让我觉得累赘。有个上海人拿了三个箱子,领队的就骂:“你当这里是上海吗?有三轮车给你拉吗?拿上一件你能拿动的,其他以后再来取。跟上队走!”有一段是沼泽地,又泥又滑,浅的地方到脚面,深的地方到膝盖,哎呀,真是又冷又饿,行李又重。旷野里,一根木头上面吊着一个电灯泡,领队的人就把我们领到有电灯的那里。走了一个钟头,天差不多亮了,我们才走到有电灯的地方。人家把我们领到土坯房里,地上就铺了一些草,就让我们休息。  

第二天,劳教处的处长来对我们训话,他说:“劳教是行政处分,不是刑事处分,你们好好劳动,争取立功,早日摘掉帽子。”让我们理发,洗被子,休息了几天。      

那个地方是戈壁滩,基本上不能种地。远的地方有草,有藏民在那里生活,放牧牛羊。以后藏民搬走了,就让我们去挖牛羊留下的粪层,多年牛羊留下的粪便。挖了这些肥料拉去种地,种青稞,青海那个地方气候不适合种麦子。 嘿!我说这个还好,还能自由活动。这一个小组十个人,住一个帐篷,自己做饭吃,挖多挖少也没有定量,自由得很,好得很。    

挖了一个月,场部来了一个条子,上面在档案里一看,来了一个音乐老师,就给分场写了一封信,把这个韩锐叫到场部里来。来的条子让我回分场,他们问:“韩锐,你以前是音乐老师?”我说:“就是!”他们说:“你现在到场部去,他们要你哩,你拿上条子,到那个阿力克街等车,有场部的汽车来,就给他看这条子,他就拉你到总部去报到。”           

汽车跑了五、六个小时,我来到总部,拿着条子找到刘队长,刘队长问:“你会什么乐器?”我说:“会弹钢琴。”刘队长说:“这里哪里有钢琴呢?二胡会吗?”我就给刘队长拉了一曲《二泉映月》,刘队长说:“还可以,好好练练。”   这是一个业余文工团。就是在秋收以后到各分厂去轮流演出,有唱江南越剧的、唱京剧的、唱秦腔的,还有唱歌跳舞的。我嗓子还可以,就是唱歌的。到分场演出我唱过《太阳出山》:“太阳出山了呀……”那时候思想压力大,也好久没有练习,感觉嗓子被堵住了,唱不好。        

捞木找矿险丧命   脸肿身瘦拄棍行  

依:在文工团那时候你能够吃饱吗? 

韩:吃个半饥不饱。   到文工团吃不饱,粮食是有限量。但是有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文工团来的,人家还算优待,给我们煮上一大锅洋芋,就算勉强能吃饱。洋芋是他们自己产的,还可以多吃点。    

但在文工团好日子也不长,混了半年多解散了。几十个唱越剧的调到黄兰分厂,唱京剧的五、六十个人也分散了,唱歌跳舞的也分散了。因为吃粮越来越紧张了,越来越紧张了,人吃不饱了。    

依:最吃不饱是什么时候?   

韩:哈哈哈,在我印象当中,老是吃不饱。在兰州上大学的时候能吃饱,到青海师专一个月定量二十八斤粮就吃不饱,我是个大个子,消耗量也大,需要粮食也多,吃不饱肚子也不敢说。一直到劳教所更是吃不饱。    

先是把我放到伐木队,在祁连山上伐木头。我们住在山顶上,在石头山上先凿出一道石溜槽,像滑梯一样,几百米长。那山上的木头粗得很啊,伐下来以后有专门的溜槽往山下放,那一放就是排山倒海,一泻而下。那木头需要十几个人才能够抬起来,往溜槽口放,抬起后面,喊着:“一!二!三!”大家同时松手,树就轰隆隆的放下去了。

那天,树上一个树杈把我的衣服给挂住了,眼看我就要被木头一样挂着放下去了,那个速度、那个重量,下去就是粉身碎骨,撞成肉酱。旁边的人一看,喊叫了一声:“哎呀!”就拦腰抱住我,眼看着我的衣服扯破了,木头一下子就下去了。那声音震天动地!把我吓坏了!  

到了六月,祁连山上的雪就溶化了,河里的水也流淌的急湍了,把山上的木头顺着河道往下放,下来以后,人在到河里捞木头。那天木头冲下来的时候,碰到了两个大石头,一块石头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结果木头冲下来的时候就卡在石头那里,结果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因为那个冲力,最上头的木头被冲过去,其他的木头就排山倒海一样的冲过去了。我们就在下流一点的地方捞木头,挽着裤腿,看见一根木头过来了,就赤手空拳去拽去捞。我用力把木头往岸上拽,木头的冲力把我往河里拽,结果脚底下一滑,人一下子被拉到冰河里了。和我一起干活的人看着叫起来,想着这个人不是淹死冻死,就是被冲过来的木头撞死。有一个河南人,他也是捞木头的,他眼尖手快,一下子把我抱住捞上来,放在烂泥滩上。他骂着:“你吃不饱了,水还把你给喝饱了。”他抱住我的肚子让我吐,我吐出来一滩水,就让我躺着休息。我的左大拇指到现在都是硬的,不能弯曲,就是那次祸害的。  

那劳动是没完没了的,都是重体力劳动。以后又让我们到牛星山下面拉土,拉到化肥厂小河边和泥,用模子做砖坯,每人每天定量六百块。挖土、拉土、和泥、做坯都是一个人干,各干个的。我累得真是汗流浃背,浑身是泥,干脆脱了衣服裤子,就穿着一条短裤干。一天干下来,身上没有不疼的地方。  

砖坯托好了,秋天又要打柴火,到二、三十里以外的原始森林里砍柴火。规定一天两次两百斤定额,王队长说超额完成会给好鉴定,鉴定好了就会给摘帽子。打柴火男同志是一百斤,女同志五十斤,我一打就是一百五十斤。以后慢慢每天背二百斤。人家都计数着呢,往档案里记录呢。  

依:每次二百斤柴火你能够背动吗?你是要表现吗? 

韩:为了表现,表现好就给你抹帽子呢!   

我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二百八十斤,越背越多,最后背到三百二十斤,这样咱就能抹帽子啦。那柴火这么粗一捆,一人多高,休息的时候腿上腰上也不敢放松,如果放下,我背不起来。我想着王队长报到场部去,我就能抹帽子了。那一天天气晴,我把柴火背着称过称以后,就去食堂准备吃饭,结果一下子鼻血哗哗哗地流,赶紧找纸塞鼻孔,但是塞也塞不住,鼻血从嘴里喷出来了。幸亏化肥厂有个医疗站还算近,我鼻血一边流着一边往医疗站跑。医疗站的大夫又是打针又是扎针,才把血给止住了。哎唷,到第二天,头昏着爬不起来了,那一次流了有两碗血。一次背三百二十斤,我是背给人家看哩。把人累得快死了,帽子还没有抹掉,继续戴着。  

后来把我分配到拉洞后沟的铬铁矿,就是一种稀有金属。是藏民赶着牦牛驮着帐篷、炊具、粮食把我们二十几个人送到山上面,我们就在那里搭起了帐篷,盘起了锅台,喝着青稞稀饭,就到了一九六零年。  

 那矿石都是在山上,需要爆破炸山才可以开采。先是用一米多长的钢钎打炮眼, 一人扶住一个人打锤,打进去一米深。那装炮眼的路是羊肠小道,只能一个人跑,另外一头是悬崖峭壁。那天我们打了四个炮眼,炸药也装好了,我是在排在最后一个。当时导火索的长短也没有精确的规定,组长喊:“点炮!”我们就一起点,然后一个跟在一个屁股后面跑。但当我跑到第四个炮眼的时候看见导火索已经着完了,马上就要爆炸了。躲也没处躲,我就赶紧四肢着地展展地爬下,听着炮就响了,那被炸起来的石头飞得远远的,没有把我炸着,留下一条命。好险啊!    

唉呀,那个铬铁矿都是在五千公尺以上的雪线上,是常年积雪,没有草木。到了七月,是最热的时候,让我们到祁连山的山顶上找矿苗,还是牦牛驮着帐篷和生活用品。我们上到山顶搭起来三个帐篷,队长一个、劳教分子一个、伙房用一个给我们做饭。虽然是七月,我们脚底下还是冰雪,踩不到地,踩不到土,四周白茫茫的连个石头都看不着。就这还要安排让我们去找矿,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装备,也没有个氧气袋,没有能在雪地里走的靴子。我头昏、胸闷、全身无力,就昏迷到雪地里了,人事不知。那是大脑缺氧,高原反应。老王跟在我后面,他揪住我的耳朵喊说:“你不要动,千万不要动,你一动陷得更深,就埋在雪里了,没法拉你了。”老王回去又喊了一个人把我从雪窝里抬出来,抬回帐篷,给灌点热水,才慢慢缓过来。  

依:海拔这么高,这么冷,有没有给你们发防寒的衣服、帽子、手套这些东西? 

韩:就是平时自己穿的破棉袄,没有衬衣,没有套的衣服,还说啥帽子手套呢?冻死就冻死了,把人就不当人嘛?人冻得受不了,还饿得受不了。    

把人饿着,想找草根树皮都没有。早上上山给一勺青稞面糊糊,中午给每一个人带一个青稞面馍馍,晚上下山再给你一勺青稞面糊糊。就一勺,顶多一茶杯,多了没有。我们上山埋两个雷管,放两个炮让队长听见就行了,人没有一点力气,干不动活,不挖矿石了。  

依:那你们怎么住? 

韩:住的是帐篷,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就不取暖,还取啥暖?晚上也没有烧个火盆子啥的。衣服穿戴都是自己的,也没有发。所以在那里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冻死就冻死了,把冻死个人算啥呢?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冻饿死了。 哎呀,我给你说,我们的劳教队里有万里长征的老干部、省委书记、高等人民法院院长,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啦,能受得了?吃不饱,冻几个晚上就死了。    

我在人家的铬铁矿上走不动了,脸浮肿了,眼睛肿的像兰州那个软梨一样,走路扬起头来也看不见路。我上不了山了,就住在山根底下。我就拄着拐棍到处找吃的,也走不远。我刚开始还能挖一些蕨麻,用饭盒煮熟吃,又面又甜。    

因为山根下面有水草,人家藏民多年以前在这里搭过帐篷,我就在那里找、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点牛羊的骨头,最后发现一些骨头一些暴露在外面,一些掩埋在土里。骨头风吹日晒,已经腐朽了。骨头能咬动,那个石头咬不动啊!我就赶紧找干草,点着烧骨头,翻来覆去烧,骨头就更加酥脆了,我就吃骨头,哎哟,这还有点肉味道,好得很。  

我们队上也有小偷,人家就有办法把馍馍从厨房偷出来。我是个老实人,给多少吃多少,所以把我就饿得快死了。我的母亲家里那么困难,还给我寄来过一次包裹。我打开一看,都是黑呼呼的药丸子,有两斤。因为那时候粮食不让流通,我母亲把面揉成药丸子大小,在锅上烤熟,然后用锅底下的灰抹黑,寄的时候说是坎离丸,是治病的才能寄出来。我吃的时候洗一洗,干净不干净也吃了。但两斤坎离丸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啊。    

看我走不动了,脸肿身瘦,人家就把我送到医院休养。还有其他几个病人,还是牦牛把我们拉着去的,走了一天才到医院。进那个医院一个是要介绍信,第二是医生要检查身体,也不透视不化验。医生喊:“转过去,裤子脱了。”看谁屁股上没有肉就可以了。那个医院就是我们以前文工团住过的地方,一个四合大院子,有男宿舍女宿舍,病人多了,就改成了医院。        

医院天天死数人  五间大屋码尸体    

依:那到医院以后能够吃饱吗?   

韩: 哎呀,医院生活还不如铬铁矿上,矿上每天还有一个比核桃大点的青稞面馍,住到医院连个青稞面馍馍都没有了。一天三顿青稞面糊糊,早晨一勺子,中午一勺子,晚上一勺子。三勺子面糊糊能管饱肚子吗?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我翻不了身子了。     

刚来医院的时候,我还能拄着根棍子慢慢出去走。我不愿意进那个病室,那个味道臭得很,味道难闻地很,我到外面还能吸收点新鲜空气嘛。 我为什么不愿意进去呢?是病室臭着不能闻,都是尿下的拉下的味道,哎呀。  

依:那个医院有多少个病号?大概? 

韩:唉—呀!那多着。南北各有二十个房间,东西各有十六个房间。四十加三十二就是七十二间。这七十二除了医生办公室、护士休息的地方,还有灶房水房以外都是病房。一个病室是里外两间,同一个门出入,只有一个窗户。门口有个火墙,也没有啥取暖的。病室一边有十个人,门口这边有八个人,这一个病室就是十八个人。  

几十个病房,几百个床位挤得满满的,死去一个,空出床位,另外一个才能够住进来。  

依:在医院,你能够看见死人吗? 

韩:我在院子里转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太平间。就是病号还需要劳动,搅好煤,做煤球。但是没有规定数量,做多少算多少,自己给自己的病室做。我第一天去做了一点煤球,哎哟,做不动了,摔倒了。旁人赶紧把我搀扶起来,让我靠着太平间的窗户前休息一下。这就是以前我们的排练室,一共有五间。    

窗户上有个窟窿,我就朝里一看,里头摆放的一层一层的那个是啥呀?哎哟!一个脚从那个被子筒出来了,我看着一个脚。原来那里面都是人啊!  

依:你在那个太平间看到过多少人(死人)?估计?   

韩:哎呀呀,五间太平间都码的是尸首嘛。人码上三层子,有五间。    

我们的文工团,以前有五间排练室,有练习乐器的,有练习跳舞的,以后这五间文工团都变成装死人的太平间。人一死就用他尿湿的拉脏的被子一圈,像圈行李一样,两头一捆先拉到太平间,人码起来。高原地带,天气寒冷,人放着不臭。就像冷库的冻肉一样就放下来。五间太平间装满了,人家的汽车来了,把死人装上,拉出去到一个坡上,下面就是深沟,那个沟你能填满吗?汽车一扬,跨踏踏就滚下去了,名字也不写,牌子也没有,就像倒洋芋一样。汽车装满为止,那一天汽车装满为止 ,就拉了五、六车(死人)。    

但是我自己第二天也不能动弹了,尿就尿在被子里,大家都在被子里尿。两三天才尿一次,不是天天有小便,几天才滴出来几滴。人小便的时候就把被子揭开,尿在床板缝隙里。再过两三天,被子也没有力气揭开了,尿也越少了,一个星期才滴出几点尿水,这算什么呀?就尿在被子里面。大便一个月解一次,就像羊粪蛋一样的硬颗粒,没有嘛。刚睡下的时候,一个星期还想大便一下,用力,用力,没有下来。再过一个星期想大便,用力,用力,还是没有东西下来。再用力也没有,一个月才费力拉出来几个羊屎蛋。就是拉下来,人也用手扫到床板缝隙里去。自己收拾不了,又没有人来收拾,还有啥办法呢?所以我不愿意在病室呆着,味道难闻着,臭着受不了啊。    

依:你们病房也天天死人?你记得有谁?   

韩:几乎天天有人抬出去,有人抬进来,最多的时候一个病房抬出去三个人。 

在我的右手边,睡着一个上海佬 ,他吃饭的时候就拿出家里人从上海寄来的辣椒酱,我看着眼馋,忍不住问他:“给我吃上一点点。”他舍不得,拒绝了我。他说:“我这是从上海寄来的,就这么一点点,是东方红牌的。你写信让你家里人寄来。”没有过两天,我看见他死了,嘴角上还沾着一些东方红牌辣椒酱。    

我的左手边,是青海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是长征草地上过来的,后来被打成右派。和我重名重姓“韩锐”。有一天晚饭,打饭的端来多半脸盆糊糊,给每一个人一勺子,分给我们十八个人。  

饭有讲究,分好几等,有特流饭,特流饭是朝不保夕的人,就是那些快死的人。我喝的是二流饭,吃二流饭的就是睡在床上不能动弹的人。人家特流饭除了喝糊糊,还给一片维生素。人家把糊糊喝完了,工作人员喊道:“韩锐!”我呻吟着,把手伸出被子。人家喊道:“我叫的是那个韩锐,不是你,你还想吃维生素片子?你想的倒美!”到那个韩锐面前,给他维生素片,他已经硬棒棒的了。不知道啥时间就死了。    

这几个工作人员就翻他的衣服和床铺,看他有没有遗书啥的。解开他的外衣,看看内衣里还有没有钞票,结果滚出来一个干饼子,半个巴掌大。工作人员说:“把你饿死了,这个干饼咋还没有吃呢?”为啥他饿死了没有吃这个干饼子呢?我的分析是他想着我把这个干饼子吃掉了,这世上再没有一块干饼子了。我今天吃上饱上一顿,我再怎么能得到一个干饼子啊?所以舍不得吃,把他饿死了,把这个干饼子还在怀里揣着呢!我说应该把这块干饼子留下,让他的后代儿孙们都知道他们的爷爷是怎么样饿死的?  

我眼看着劳教人员用他的被子一裹一捆,抬到太平间去了。天天十八个病号里面就要出去两三个,然后空下的位置新的病号补充进来。就像农村过去的吃席,十大碗,你吃饱了你就走,再来的人就坐下再吃,插上那个座位继续吃。那死人就像农村的“插腿席”,这个病号一死抬走,马上来了一个原睡在那个地方。  

依:那你怎么办?这眼看不行了? 

韩:我一天不如一天,不能动弹了。我想着,要不了一个星期,我就码到太平间了,就像码一袋子洋芋,最后怎么没有码进去?那是老天爷把我救了。  

我在文工团里认识了一个唱武生的,是西宁市秦腔第三团的演员,他给我们的文工团赶马车。他比我年纪小,我就叫他小杨。有一天晚上,刚刚点上马灯,我听着是小杨的声音,赶着马车送病号来了。我听见小杨的声音,心里想着可是有搭救了。可是我爬不起来啊,怎么爬怎么爬,都爬不起来啊。但是我想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不然我就码到太平间去了。我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窗口,想喊小杨,我害怕我声音小,就用力喊:“小杨—-!小杨—!”我还招手,我喊不出来,声音太小了。    

小杨已经把病号交给医院里了,想着在这里还有谁喊我呢,转身看看,看见我在窗口招手喊他呢,小杨跑过来,惊奇地问:“韩锐!你咋在这里呢?”我说:“我是从铬铁矿上送着来的。”小杨说:”这是啥地方嘛?赶紧走!赶紧走!把被子给我递出来。”我把被子从窗户递出去,人可走不动,小杨进来把我背出去。把被子铺在马车上,让我躺在马车上。他喂马的马槽,是半个铁皮桶子,把我一扣。也不办什么手续,病号送完了,赶车回去正常得很嘛。  

晃晃悠悠了好几个小时,小杨把我拉到他的养马室,把我背下来。给我打了一份饭,两个馒头,一大碗青稞稀饭。哎呀,我一个月也没有吃过这么多啊,我不敢吃,我害怕我吃多了肠子撑破了,或者得肠梗阻。我说我吃一个馒头就可以了,我的肠胃已经饿扁薄了,不敢吃得太饱。  

吃了饭,小杨说:“你就睡下,啥都不要管,我现在也没有啥任务,哪里都不去。另外一辆马车去了下厂,过几天才回来呢。现在养马室就我一个人,你就睡,你就吃。”  

我吃睡了一个星期,就能起身在院子里转了。小杨去找刘队长,刘队长是我们文工团以前的队长,他对我印象还算好着呢。小杨说:“我把韩锐接回来了,没有给人报告,人在里头几乎就要饿死了。现在人能下炕了,能走动了,你看看给想个啥办法,把他再搭救一下。看着也可怜。”  

刘队长不错,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到康复站去找王队长,结果王队长还是我的老乡,以前在文工团搞后勤工作。康复站是抢救人命的地方,就是把那些快死的人都弄去,给一天三顿都是牛羊肉。哎呀,到康复站是去天天过年去了,上顿下顿都吃牛肉羊肉。那里都是一些棺材瓤瓤(注:快进棺材的人)在一起,给吃得好,牛羊肉随便吃。睡的是洋灰地板,连草铺都没有。哎呀,我觉得上顿下顿吃牛肉羊肉着实好得很。在康复站我又吃了一个月,我的身体也基本恢复了。  

到开春了,各个生产队来领人,领回去参加生产劳动。白杨沟二队把我领着去了,结果见到了王队长,原来是康复站撤销了,他又分到白杨沟二队来了。我白天就上山劳动,种青稞、种洋芋,就种了一年。到六一年了,还是吃不饱,我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吃不饱人身体能好吗?我上不了山了,劳动不成了。吃不饱啊!       

吃鼠吃鸦吃旱獭    摘帽回乡养父母  

依:那你怎么熬过来的?找什么吃呢? 

韩:王队长看着我又不行了,把我放在病号组。人家能动上山种地去了,病号们自己搞生活,没有吃的,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抓乌鸦、抓麻雀、套旱獭。我们的厕所后面,是个菜园子,旁边是个粪堆,盖着土。捂得时间上了,粪土上就长出很多虫子,那么乌鸦就飞来吃虫,虫就是乌鸦的饭。我们二队也有喂马的,我们就去拔一些马尾巴的毛,长长的很结实,再找一点细铁丝。把马尾巴毛结成套子,结五、六个活套子,然后绑在铁丝上。用石头把铁丝压在粪堆上。等乌鸦来刨虫的时候,一下子就把爪子套住了,两个翅膀扑腾扑腾的扇动,但飞不了了,越扇套得越牢实。 这乌鸦就套住了,就能吃了。烫了毛一个乌鸦也有一斤多肉。  

依:你吃过乌鸦肉吗?什么味道? 

韩:我吃过,那个,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那都是饥不择食,还说啥味道,香得很,比今天吃啥都香。  

给人家干部灶上杀了一头牛,牛蹄子人家不要,就扔出来了。但那个干干的没有多少肉,我们几个人就把牛蹄子拿回来,生了火烧,烧一次刮一次毛,再烧一次再刮一次毛,烧上七次才能把毛刮净。这还不能吃,再继续烧,要把这个牛皮子烧得起火,让皮烧得脆焦,这就能吃了。皮算熟了,肉半生不熟就赶紧吃了。这就好得很,好得很。就这也是偷偷的吃,不敢让干部们看见。  

哎呀,还有老鼠。我们上厕所去解手,那个老鼠玉米棒子那么粗那么壮的就乱跑着呢,身上还没有毛,在我们眼前跑来跑去的。那个老鼠比乌鸦肉多,一把就抓住一个,弄死,肠肚一挖,用泥巴裹住一烧。烧上一阵子泥巴剥开,肉就熟了。皮一剥,就吃肉。那老鼠肉还是香得很啊!  

我们还吃过旱獭。那是用一个铁丝,要比套乌鸦的铁丝粗一点,六号还是八号,因为旱獭的劲大,不然套不住。旱獭的洞口多大,这个圈子就做多大。把铁丝拴在木桩上,木桩一定要砸深砸牢实,不然旱獭把木桩都拖走了。圈子要结结实实的,木桩要牢牢的,这个旱獭一出来就给套住了,它越挣扎越勒得紧。一个旱獭有八、九斤,大的十几斤,那个好剥,就像剥小猪娃子一样。弄熟了一个人吃不完,大家都吃。      

我被调离了白杨沟二队,到休养队。休养队都是半死不活的病号。我们不用上工,成天就在打麦场上的麦秸堆里找吃的,抓一把麦衣,吹来吹去,吹出几个麦粒,就赶紧放口里吃了。  

在白杨沟二队伙房门口有一个席桶,里面装着豆杆粉,黑黑的,反正人家做饭的时候往面里掺合着蒸馍馍。晚上人都睡下了,四处安静了,我去偷了一饭盒豆杆粉,抓了一把吃,哎—哟!嘴里涩得咽不下去。我用水一冲,粉渣漂在水上,还是咽不下去。第二晚上,我又偷了一饭盒,我想炒一下吃,哎—哟!一见火着了,成黑面了。水也不行,火也不行。这种豆杆粉只能搀和在面里蒸馍馍才能吃。那是喂牲口的啊!  

祁连县枪毙了一个人,那个布告就贴在我们打饭的窗口。我们打饭是要排着队去打,那么每一个人都必须看祁连县枪毙人了。铁匠组有一个人排在我后面,用筷子把我一戳问:“小韩啊,你能吃饱吗?”我说:“没有。”他又问:“想不想吃肉啊?”我说:“想啊!”他小声说:“打上饭,到我这里来。”我就到他铁匠组围着炉子坐下来,一碗糊糊我们两三口就喝光了,碗也舔得净净的。铁匠说:“小韩,那个布告你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铁匠说:“我打了一把很锋利的刀子,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去把那个被枪毙掉的人的屁股、大腿上的肉都给他剐下来,也能剐个几十斤。咱俩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让你吃饱。”我说:“那就能吃饱了。”铁匠说:“今天晚上,我们就从我的屋子翻过墙,到祁连县去。”哎呀,到祁连县还有五里路,我走都走不动。铁匠骂我:“真是个窝囊废!滚!不敢说出去哦!”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是个好日子,宣布给我解除了劳动教养处分,我成了一般职工。当时我老家里六口人,我的父亲、母亲、韩如贤、韩如孝,还有两个小弟弟上学着呢,家里没有人劳动,我母亲经常生病,我父亲年纪大了,做不动了,六口人一年分了二两七钱粮食。人家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再加上一句:饿死活该!  

我父亲来信给我说了,我想我没有被饿死在祁连山,把家里人要饿死在两当?我说我回去劳动,回去挣工分养活家里人。回来我成了五类分子,被监督劳动,一直到一九八零年,劳动了十八年。 

晚年,我的眼睛不好,几乎失明 ,但我还是写出来《三十次死亡》,前几年联系出版,要我出一万元,我哪里有这么多钱呢?现在孩子们不同意出版,就算了,自己打印了几份,给朋友们看看就算了。    

我已经九十一岁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处呢?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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