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大法官向何处去？

有一律师朋友，常发感慨，称其对美国司法的熟悉程度，远过于中国司法，譬如他可以从容报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名字、毕业院校、政治倾向等，至于中国的大法官们，则近乎一无所知。

这不能怪他崇洋媚外，厚此薄彼。如果能将现任中国大法官的简历一一报出，则堪称奇才，记忆力绝对非同凡响。要知道，中国的大法官，可不止九位，而达五十之多;而且这50名大法官，还分等级，包括1位首席大法官，2位一级大法官，47位二级大法官。

世所周知，中国法官有其行政级别，故而大法官只能是法院领导，否则难以匹配“大”字。如现任首席大法官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一级大法官是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和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刘季幸，二级大法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地方高院院长(其中新疆高院党组书记与院长分设，均任二级大法官)、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等。

《一号专案》(2014年5月21日)以“大法官从哪里来”为题，盘点他们的出身。统计发现，这五十人中，12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如周强、刘季幸、李少平、江必新等，首席与一级大法官共三席，西政独占其二，“政法界的黄埔军校”，果然名不虚传；7人毕业于北京大学，4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4人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还有三位大法官，包括名满法律界而富有争议的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第一学历并非法律，后入中央党校进修，故该校榜上有名，当排第五。论大法官的出身，党校能入榜，此之谓中国特色。

我读这篇报道，脑中不时浮现一个老段子：“与美国同学解释我国的司法制度，说到我国的法官等同于官员，有其行政级别，对方讶异问：你们的首席大法官是什么级别?我说：是副总理级。对方大惊：还有比这个更加荒唐的么?我说：有，他没有上过法学院。”段子嘲讽的是2008至2013年间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首席大法官王胜俊。他是历史系出身。现任大法官中，则不乏出身哲学、新闻、汉语、英语、政治教育等专业。

在王胜俊任上，他的出身一直备受非议。事实上，这本不该成其为一个问题。1978年以来，中国法治，千疮百孔，百废待举，法院与法学院都处于重建状态，至今尚未完工，法官的出身，因而驳杂，当可谅解。更何况，老话说，英雄不问出处。只要心向法治，历史系、哲学系出身，未必不能成为好法官；反之，倘不以法治为念，纵然是法学院科班出身，却未必能成为好法官，甚至，法律人知法而犯法，对法治事业的破坏毋宁更为严重呢。

我想起了黄松有。

黄松有落马之前，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系二级大法官，置于今日，当在50人之列。他毕业于西政法律系，与周强等同属人杰辈出、盛极一时的“78级”，这在当时，可谓中国最优秀的科班，且他还是诉讼法博士，专业背景几乎无可挑剔。他是通才，不仅业务精湛，理论造诣亦称雄厚，著述颇丰，被誉为学者型大法官。他是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在法学界口碑并不差，哪怕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一些法律人惋惜他的才学。

这都是往事，然而往事并不如烟。我们谈大法官的出身、学历，黄松有极具标本意义，他的出身不可谓不正，学历不可谓不厚，论才学，他是法律人中的翘楚，论仕途，他平步青云，一马平川，45岁即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手握重权。彼时，他被视为中国法治建设最有力的推手；最终，却沦为法治的敌人，锒铛入狱之后，还屡屡被污名化、妖魔化，因其背负“性贪”、“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之恶名，遂有传言，称嫖宿幼女罪之设置，正出自他之手（稍加考证，便知这是谣言：将嫖宿幼女从强奸罪中剥离，列为独立的罪名，始自1997年《刑法》修订，当时黄松有还在广东湛江中院当院长，如何能操纵中央修法呢；即便他升迁至最高法，所分管的领域，却是民事与执行，与刑事无关）。

黄松有的人生跌宕起伏，前后反差如此之大，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法律人的出身，与法治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与其看他的学历，不如看他的能力；与其看他的身份，不如看他的行为（可观“法律人治国”，其实治国者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依什么而治国）；与其看他怎么说，不如看他怎么做；与其看他从哪里来，不如看他向何处去。

所以，相比“大法官从哪里来”，我更关心“大法官向何处去”：与法治同行，还是背道而驰。

江湖传言，黄松有曾给母校西南政法大学题词“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他获刑之后，题词便被摘下了。有人以为世态炎凉，我却觉得无足为怪。人间世事大抵如此。“从哪里来”的荣耀或耻辱，正取决于“向何处去”。英雄可以不问出处，然而英雄终将成为出处的荣光。

（据2014年5月22日微信公号【一号专案】）

作者：羽戈

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避席畏闻假大空，著书只为自由谈。大道不行，各尽本分。撰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