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割席、不笃灰。”香港抗议活动中的一句口号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这句口号呼吁抗议者保持团结，即便存在不同的派别，且使用的策略也各不相同。
在100多天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各个阵营——从最和平的到最好斗的——基本上避免了公开批评彼此的行动。尽管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包括抗议者在上周投掷砖块和汽油弹），这种默契仍得以延续。
本月，在宣布将撤回最初引发这场运动的引渡法案时，香港首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这种同仇敌忾表达了不满。
她呼吁和平抗议者与那些“真正暴力的抗议者”保持距离，“他们攻击了我们的公共设施、堵塞了道路、闯进建筑物并扰乱了机场和铁路的正常运营”，她说。
虽然这种团结不断受到考验，但许多抗议者认为，这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始于5年前一个周六的雨伞运动只持续了79天，当一些抗议团体谴责其他抗议者更激进的行动，而后随着法律禁令让抗议场所逐渐减少，那场运动也宣告结束。
以下是我们对各个阵营及其起源以及他们之间如何共存的分析。
这座城市的抗议传统
香港有和平游行的悠久传统，这些游行都有数十万人参加。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89年，当时香港人集体走上街头支持北京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并对在镇压中丧生的人表示哀悼。1989年5月21日，组织者说，100万人参加了这座城市的游行。
此后香港一直在天安门镇压纪念日举行守夜活动。曾帮助组织这些活动的亲民主立法者、工会领导人司徒华(Szeto Wah)坚持要让活动保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简称“和理非”。
“这个说法大受欢迎，因为香港人一直很厌恶任何形式的暴力或肢体冲突，”民间人权阵线(Civil Human Rights Front)的梁颖敏说，该伞形组织曾在当前抗议活动中组织大规模和平游行。“很长一段时间，泛民主人士和普通大众认为和理非是香港抗议的一般原则。”
2003年7月1日，当50万人举行游行抗议拟议的国家安全法时，政府很快让步，这成为和理非策略的一大胜利。
激烈行动势起
但近年来，政府渐渐对和平抗议无动于衷。越来越多的活动人士由此批评这一方针太过温和。
“和理非说到底是完全靠抗议者的人数给政府施压，”岭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袁玮熙说。“但自2010年起，政府对游行人数已经渐渐无动于衷，即便参与人数很多。”
过去十年来，新一批更具对抗性的抗议者开始崛起，他们被称为“勇武派”。与和平抗议群体不同，他们愿意同警察发生冲突，虽然他们辩称当局使用的暴力更多。
有时，他们会破坏私有财产。但他们倾向于把攻击行为集中在国家象征物上，如政府大楼、警车以及近来的地铁系统，后者已经开始关停发生游行活动的社区的地铁站。
鉴于破坏针对的是这些目标，和平阵营大体上对他们没有进行广泛的谴责，但倘若破坏变得更加随意，这一点可能会改变。
“我们需要升级我们的抗议活动，”现年26岁的职员彼得·莫（Peter Mok，音）说，8月31日，戴着口罩、身穿雨衣的他加入了被催泪瓦斯赶出政府总部的抗议者行列。“和平抗议不起作用。政府说他们不在乎。”
“要烧死我们，我们同归于尽”
当前的抗议活动中还兴起了一种焦土思潮。它有时会以粤语“揽炒”一词的形式出现，两个字分别是“拉住”和“翻炒”的意思。
焦土思潮的追随者辩称，香港建立了极不公平的体制，需要彻底改革。
“存在于不同层面，因为人们觉得自己没有受益，不仅在经济上，还包括在体制中成为利害攸关者，”袁玮熙说。
引自《饥饿游戏》(Hunger Games)系列图书的一句话被广泛用于解释这一看法：“要烧死我们，我们同归于尽。”
中央政府官员特意提到了揽炒的口号，批评它是搞垮香港经济的玉石俱焚之举。
名为“我要揽炒”的Telegram匿名账户发表了一篇广泛流传的文章，驳斥了这一理念将香港引向灭亡的观点。文章称，抗议者的创造力展现出，一旦香港不是被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主导的话，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揽炒的终点并非悲剧，而是充满可能性的未来，”文章称。
该账户8月曾参与组织抗议活动，呼吁美国国会通过将对破坏香港自治权的官员实施制裁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抗议者还呼吁香港的前殖民统治者英国宣布中国违反了香港移交的条款。
“雨伞运动”的遗产
在2014年“雨伞运动”的最后几周，数十名抗议者冲出位于政府总部附近的营地，抓起金属路障，砸向立法会的强化玻璃墙。
警察很快赶到并逮捕了至少6人。学生团体和民主派议员谴责了这次破坏。
然而，今年有所不同。7月1日，数十名抗议者抓住金属杠，再次砸向立法机关的入口时，克制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抗议者不断冲撞，最后终于破门而入。数十人入内破坏了中央政府的象征，砸毁了亲北京政治人物的照片，并在墙上涂鸦。
其中一条信息写道：“是你教我和平游行是没用。”
非暴力运动的旗手们并没有猛烈批评这些举动。甚至暴力升级，警民持续冲突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有保留。
“那时候勇武派与和理非互相争斗，”彼得·莫在谈到雨伞运动时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双方都很重要，我们必须守望相助。”
共生关系
各个阵营的重要性，在运动之初就已经显现出来。甚至在组织者声称参加者达到100万人以上的6月9日游行之后，政府还在推动这项有争议的立法。
6月12日，抗议者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他们包围了立法会大厦，与警方发生冲突，并阻止亲建制派立法委员进入大楼。
“如果他们不冒生命危险，这项法案就会获得通过，”民间人权阵线的梁颖敏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我们相互理解的时刻。激进的方法可能是有用的。”她补充说，与此同时，和平抗议活动继续显示出反对政府的广泛程度。
据组织者估计，6月16日有近200万人参加了游行。
“这个数字是整个运动的脊梁，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她说。
梁兆辉是7月1日非法闯入立法会期间唯一一名摘下面具并透露身份的抗议者。他表示，当晚的事态升级是两派持续支持的结果。“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相互信任，并认识到对方也在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而努力，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他说。“当然，它必须受到某种道德关切的约束，你的升级必须是合理的。”
对团结的考验
有时，暴力措施考验着抗议者之间的团结。上个月，在机场抗议了几天之后，示威者袭击了两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男子。但梁颖敏说，抗议者道歉的决定有助于说服非暴力阵营的人保持团结。
“由于他们愿意反思和改善，愿意道歉，我相信，在我们的运动中，无论是激进的抗议者还是和平的抗议者，我们仍然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她说。
袁玮熙说，这种团结可能比实际的暴力本身更令中央政府担忧。
“他们不担心有人扔石头，因为这很容易处理，”他说。“但当所有人同时撤退，或者所有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担心。如果我是统治者，我会感到害怕，因为我无法分裂这个群体。”
转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