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档案的白色记忆──转型正义真相与隐私的难题

“2012年6月,档案管理局来了一封信,告知有父亲的10页遗书,问我要不要领,”黄新华在位于永和社区大楼的家里,为我摊开64年前父亲黄贤忠留下的手迹。

“以数十年有限生命,立亿万年不朽事业,虽败犹荣,虽死无悔!”遒劲有力的笔墨上方,狱友铅笔素描下黄贤忠的面容,紧锁着眉头定定望向前方,仿佛预知等待着的命运,英挺的轮廓如一团青春烈火,在一甲子后穿透纸背,与现正步入暮年的女儿黄新华相遇。

父亲离世前一年,也身陷囹圄的母亲杨环在狱中生下黄新华,长久以来,戒严时期因涉匪谍案而被枪决的父亲,是无从追索也避免谈论的一片空白,直到“看到那些字句,我才真正了解,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國家檔案的白色記憶──轉型正義真相與隱私的難題_1_戒嚴時期因涉匪諜案而被槍決的黃新華父親,無從追索也避免談論的一片空白,直到「看到那些字句,我才真正了解,他是個怎麼樣的人。」(黃新華提供)

戒严时期因涉匪谍案而被枪决的黄新华父亲,无从追索也避免谈论的一片空白,直到“看到那些字句,我才真正了解,他是个怎么样的人。”(黄新华提供)

和黄贤忠一样,不少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的遗书,藏在国家档案不为人知的深处,终因一位年轻女子张旖容,锲而不舍寻找未曾谋面外公的身影,而从档案管理局调阅的档案中,发现其中藏着数封受难者们留给家人的遗书。这一封封血泪组成的告别,在解严超过20年后,才挣脱国家捆绑,回到近百名后代家属身边。

“2011年7月订颁『档案内含政治受难者私人文书申请返还作业要点』,我们即遵照总统指示,整合相关机关资源,在3个月的时间内,从约800万页的档案中清查出179位受难者的私人文书,共计779页,到今年1月底止,计有105位(他们的后代)提出申请。”档案管理局“档案典藏组”组长张玉华表示。

若非受难者后代偶然发现一块家族遗失的拼图,以及舆论与民间团体形成的压力,恐怕还有许多人不清楚有档案管理局这样一个单位,也无从得知多少失去的记忆,深埋在档案之海。 

失落于时间密码中的噤声岁月

2001年成立的档案管理局(档管局)隶属于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可说是中华民国最“年轻”的政府机构之一,由于主管业务与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碰触的议题无甚关联,长久以来始终罩着一层神秘面纱。

在新北市新庄区略显空荡的都市重划区中,两栋V字型排列的大楼醒目地矗立。2013年落成的行政院新庄联合办公大楼内,行政院辖下的13个机关进驻其中,位于北栋的档管局在1楼设有申请档案的阅览中心以及展示空间,9楼的内部空间则与寻常的办公室无异;但在其恒温恒湿的库房中,保存着由各政府单位征集而来的机关档案,从清代地契到莫拉克风灾,这些由档管局委员会认定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记载着我们所生活的土地,之所以走到今日的时间密码,以及失落于其中的噤声岁月。

目前档管局藏有的纸质档案已累计17公里,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政治档案。“档管局藏有的政治档案可区分为228、美丽岛、其他重大政治事件(即俗称的白色恐怖或戒严时期审判)三大类,累计至2月底为412.83公尺。”张玉华说。

尽管所占比例微小,不到总量的百分之三,但被调阅参考使用的频繁程度却是所有档案之最。“一般档案被申请调阅的数量平均一年一千多件,政治档案一年则有2万多件,占档案应用服务的最大宗,尤其最近3年明显增多。”档管局“应用服务组”组长周晓雯表示。 

由这个惊人的数据可以看到,随着转型正义的议题愈加受到国人重视,为找出长期模糊不清的历史身影,使得政治档案的使用率愈加频密。除了相关展览、出版与学术研究,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人权馆)委托的一系列口述史纪录访谈,关注者都曾大量调阅、使用相关档案。 

政治档案征集 由228事件起始  

与平反运动的时序相似,对威权时期政治档案的关注,首先由228事件开始,继而延伸到戒严时期的政治案件。 

2000年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刚成立的档管局筹备处即展开“228档案搜集整理工作计划”,由专家学者率领档管局筹备处工作人员,组成6个工作分组、每组6到7人,访查54个重点机关,从中央的总统府、公营事业如中油、教育单位如台大等都是探访范围,实际进到库房清查相关档案。

这个台湾史上规模最周延而全面的228档案征集计划,奠定了往后研究、了解228事件的基础。继228档案的征集之后,档管局于2002年执行“国家安全、美丽岛事件与重大政治事件档案访查征集计划”,戒严时期政治案件档案陆续从国防部移转到档管局。

“档案征集组”组长涂晓晴曾全程参与228档案征集访查工作,“第一次到公卖局库房时,就发现一份档案记载卖烟妇人林江迈,她的头被士兵枪托打伤等过程的笔录,我心里一惊,马上拿给老师确认,这就是事件源头的纪录,当下就觉得怎么那么幸运,不会形容那种感动。”如今回忆起来,仍掩不住当年发现关键历史档案时的激动。

由于政治档案最受关注,档管局都会优先处理,经过种种细琐如“蚂蚁工”的整理编目、破损修复后,最后扫描成数位影像,便能让民众申请应用;“由于经费与人力有限,新征集的档案也不断进来,所有纸质档案中仅7%完成数位化,但政治档案影像数位化高达99.2%,目录的可查询率亦达99.69%。”张玉华表示。 

档案明文开放 实则限制重重   

只是看似高度可及、透明的数据,却无法完全反映现况,纵使大多数档案对外开放并建置 HYPERLINK “https://aa.archives.gov.tw/index.aspx” \t “_blank” 网路检索系统,对于一般大众而言,若不具备有关涉案人及案件的基础知识,在卷帙浩繁的档案中根本无从找起;即使是对长期关心相关领域者,也时常难窥全貌。

政治档案的高墙,依旧难以跨越。

现有的政治案件档案中,因《国家机密保护法》等原因,美丽岛事件仍有19件、其他重大政治事件有232件列为“密等”,不对外开放。除此之外,“自白书”是另一个“禁区”,只有当事人或亲属才能申请,因其可能牵涉到当年刑求下是否编造的争议。

國家檔案的白色記憶──轉型正義真相與隱私的難題_2_洪維健是政治受難者後代,近期申請父母當年涉案的判決書時,發現檔案上佈滿多處白色條狀,遮住同案其他人的部分地址,即便這個案子距今已66年,當年住所早就人事全非。(洪維健提供)

洪维健是政治受难者后代,近期申请父母当年涉案的判决书时,发现档案上布满多处白色条状,遮住同案其他人的部分地址,即便这个案子距今已66年,当年住所早就人事全非。(洪维健提供)

影像工作者洪维健是政治受难者后代,近期申请父母当年涉案的判决书时,发现档案上布满多处白色条状,遮住同案其他人的部分地址──即便这个案子距今已66年,大多同案者不是被枪决或已辞世,而当年住所早就人事全非。

“根本不知道遮住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就是想办法搞得你很辛苦,有时候写了一大堆报告还是看不到。”洪维健说。因为定期会策划228与白色恐怖议题的主题展览,他不时要与档管局打交道,填完申请书后,通常要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审查,才会陆续拿到被“加工”后的档案。

《档案法》第22条明文规定:“国家档案最迟应于30年内开放应用,其有特殊情形者,得经立法院同意,延长期限。”但在第18条中,又条列了7项从国家机密到维护第三人权益的理由,可拒绝使用者的申请,在同一个法规中设立的掣肘,限缩了民众接近第一手历史文件的机会。

“政治档案和历史档案不同,里头牵涉个人隐私,一份判决书可能有很多被告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证字号、住家地址等,若易地而处,我们也不希望自己的个人资料公诸于世。”“应用服务组”组长周晓雯表示。

“但档案中从事公职者(如军法官、检察官)的职称、姓名,都是全部看得到、没有被遮掩的。”她特别澄清外界对于政治档案常有的“无加害者”印象。

档案开放初始 民间探求真相

相较于现在的“遮遮掩掩”,2001年档管局刚成立的一段时间,开放程度曾经相当大。 

“在2005年台北火车站举行的『戒严时期政治案件展』,张旖容第一次看到外公名字列于展板的枪决名单后,就是来到这个办公室问我。”台湾游艺设计负责人、人权文史工作者曹钦荣说,这个台湾首度公开白色恐怖枪决者名单的展览,当年由他负责执行制作,在官方报告长年付之阙如的情况下,这份由判决档案整理而成约一千人的名册,是少数可供参考的数据。

二十多年来曹钦荣参与过台北228纪念馆以及绿岛人权园区规划设计,分别在2004和2006年大规模调阅过两次档案;最令他震撼的,莫过于被枪决者生前与死后的照片,“2004年就看到上百张,同时看着档案,真的是不忍再看下去⋯⋯那时有位受难者的女儿来我办公室,吞吞吐吐讲着,家里没有一张父亲的相片,我将枪决前后的照片放在信封袋交给她,也不知道后来回去看了有什么反应,我们根本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曹钦荣感叹道。

当时政府对戒严时期政治案件的处理态度,着重在金钱补偿,对于整理档案厘清真相的工作相对消极缓慢,但由于那时可申请取得的档案相对完整,民间迸发出一股探求历史真相的渴望,相关展览、研究一时之间如雨后春笋出现。“初看档案时,另一个给我最大的震撼,是直接看到蒋中正高度涉入的痕迹。”曹钦荣说。

包括张旖容的外公黄温恭,原本因自首被判刑15年,最后却加上蒋中正手书的“黄温恭死刑,余如拟”,就可轻易将生命抹去,其他判决档案里,蒋中正修改原判决结果的亲笔注记所在多有,使人认清戒严时期司法体系的独裁面貌。

补偿卷宗锁文化部 开放程度未可知

随着2012年《个人资料保护法》正式上路施行,政治档案的开放应用较以前限缩许多,就如同洪维健申请档案遇到的现状,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理事长蔡宽裕申请自己的案子时,同案其余人的资讯也被遮住。 

蔡宽裕因涉及台独案于1962年被捕,判刑10年。他说道:“档管局刚成立时,开放所有研究者可以去阅览、影印档案,后来有些资讯就被挡下来。现在我的案子除了判决书以外,就没有办法看到什么了,判决书就是编造的官样文章,光看这个,每个人都有罪。” 

“更重要的是,『补偿基金会』当年从各个单位调来的政治案件相关资料,现在存在新庄的文化部里,只公开外界申请一部分判决书,其他部分要怎么公开、何时公开,我最近参与两次会议,都还没有定论。”蔡宽裕表示。 

“补偿基金会”全名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1998年依立院通过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成立,隔年受理申请补偿,于2014年解散。15年来,该单位进行过去政治案件的调查及补偿,建立的10,067件卷宗,是国内唯一以受难者“个人”为单位最完整的白色恐怖史料,相较于散落在档管局的原件,这批卷宗无疑能更有脉络的呈现历史真相。

补偿基金会解散后,档案卷宗被移交到文化部辖下的人权馆,但因无恰当的保存条件,文化部于行政院新庄联合办公大楼内增设专用典藏库房,累计至今年1月28日止,开放外界申请479笔判决书。至于其他档案的开放运用事宜,人权馆主任王逸群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经费,纳入国家发展委员会“中程施政计划”,预计明年起,可加速落实该卷宗资料的整饬与开放运用。 

“人权馆已经和受难者团体、白色恐怖研究者、律师等有关人士座谈,大家都认同卷宗开放的重要性,但也提醒其中可能侵犯个人或家族隐私,如何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人权馆会以严肃谨慎态度,一步步开放,请各界谅解。”王逸群受访时表示。 

前文化部长龙应台是当年积极争取这批卷宗的最大推手,今年初她接受中国媒体 HYPERLINK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4476” \t “_blank” 《南方周末》专访,表示2016年的写作计划跟台湾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有关,因此近期密集的在看“各种各样判决书”,也同时强调“里头有非常私密的个人数据,需要被妥善保护,也包含可能是当时特务制作的假资料等等,不能贸然开放。要等到全部资料整理好之后,再一波一波上网,”而她因为要决定这些档案的处理方针,“全部都看过了”。 

对于长期接触政治档案的曹钦荣而言,人权馆目前只开放申请部分判决书的作法十分敷衍,“判决书十几年前早就已经出现了,档管局也都看得到!重点是从各单位调来的资料,包括补偿标准等,都还锁在文化部里。而卸任的文官部会首长,可以擅自运用任内的资料,写自己的书?龙应台需不需要说明清楚?”他直言。 

当年补偿基金会在审理案件时的档案、审核标准,甚至委托的研究案等资料,因长期没有公开而备受外界批评,因此当资料转移到文化部的人权馆后,外界期待能够进一步了解真相。 

记者为此联络龙应台,询问该批政治档案与个人写作计划之间的关系,她特别澄清,“看资料”的时空顺序不同,并非将文化部保管之卷宗资料挪为已用,“在任时,我因为要负责决定保存及开放政策,必须『仔细看(补偿基金会移交之卷宗)资料 』;卸任后,看的则是学术报告、各种出版刊物以及档管局等『已公开』的资料。” 

推动政治档案特别法 改朝换代露曙光  

期待这些沉睡中的重要文献,能更合理的开放与运用,民进党立法委员尤美女联合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真促会)与蔡宽裕等人权团体与受难者代表,从2012起研拟《政治档案特别法》在立法院提案,但由于草案第三条中,政治档案的范畴扩及到国民党的党史资料,而持续遭国民党团挡下。而如今民进党首次在国会过半,“转型正义”相关法案更被列为立法院民进党团优先法案,《档案法》的变革似乎出现逆转的曙光。 

目前的档案法的主要盲点是并未区分一般档案与威权时期政治档案的特殊性,后者对于转型正义至为重要,因此《政治档案特别法》的核心精神就是要破除以“隐私权”为由,阻绝历史真相的公开与反省,并增加国史馆“主动”研究政治档案之职权,让大量的档案能被系统的整理研究,进而发挥推广教育的功能。 

但对于拟订草案的真促会而言,开放与隐私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断然二分的。“当年政治侦防非常严重,档案里或者留有钜细弥遗的监控纪录,若今天开放一览无遗,是否就如同邀请所有人跟着30年前的情治人员,继续不当的侵犯人权?”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黄长玲说,她也是真促会前任理事长。

鉴于政治案件档案的复杂与敏感程度,《政治档案特别法》特别参考当今处理前威权政体档案之法规最完整的德国经验,将“文件当事人”区分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前者享有高度的资讯自由和隐私权保障,后者则否,且前者的资讯自由优先于后者的隐私权。

“档案开放程度的提升,需要细致的审议机制,主要是针对当事人、研究者、政府单位,而非无条件的全然透明摊在一般大众面前,毕竟当年『抓耙子』很多,哪些是不实报告需要小心辨明,避免造成当事人的后代子孙二度伤害。”尤美女表示。 尽管迟至21世纪,台湾才设立档管局、人权馆等处理228及戒严时期政治档案的专责机构,过程中不乏阙漏与颠踬,但未来,更多的开放与思辨才要开始。

转自:报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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