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运动已过百日，北京当局忽然找到一个“斗争”目标——李嘉诚。三大官媒宣称“香港社会动荡的病根”，是房地产问题，是房地产商的问题。首先是9月12日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点名痛批：《李嘉诚，到底谁该给香港人“网开一面”？》。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解决住房问题 香港不能再等了》。9月13日，新华社发文：《从解决居住难题入手破解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
李嘉诚被口诛笔伐，直接原因是他就反送中运动的两次公开表态。第一次是8月16日在八份报纸上刊登的两幅广告，其一是“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其二是“禁止暴力”，上面有“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两边写“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等字眼；落款都是“一个香港市民李嘉诚”。第二次是9月8日在慈山寺说，“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而执政的亦都能对我们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
在反送中运动爆发后，香港商界基本上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和北京当局希望看到的立场不一致。8月7日，港澳办和中联办在深圳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要求香港的各界大佬们公开表态支持北京当局、支持林郑、支持警察。会后多数商界人物公开表示撑警察、撑特首。但李嘉诚不同，没有按照北京当局的要求表态，仔细品味黄台之瓜的典故，竟是相反的立场，规劝最高当权者（也就是习近平）对香港要手下留情。这是习近平所绝不能容忍的。
李嘉诚和习近平之间没有和邓小平那样的密切交往，但李嘉诚对习近平认识得很清楚。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李嘉诚就开始从内地撤资，随后从香港撤资。2015年，中共官媒痛批李嘉诚从内地“撤资”是“过河拆桥”，李嘉诚认为，批评他的“文章的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此时内地已经发生针对律师的“709大抓捕”，李嘉诚对习近平的政治走向看得更清楚了。香港回归二十周年期间，习近平与富商合影时，曾与李嘉诚握手近二十秒。但这种表面亲热，根本不会影响李嘉诚对习近平的判断。
这次“批斗”李嘉诚，一定得到了习近平的同意，否则不会三大官媒同时发声。尽管这几篇文章本身不值一驳，但其中的政治意图值得重视。
第一是要求香港商界表态。北京当局对李嘉诚的两次公开表态是绝对不满意的，但暂时无可奈何。以李嘉诚的影响力，北京当局还不能象对待肖建华那样直接抓人，但可以用威胁的办法要求李嘉诚此后不再发声。在压制住李嘉诚之后，再去威胁其他商人公开表态支持中共，如果不照办，就会用中国的“政法”手段“伺候”，如果不照办就会象马云那样“被退休”、象肖建华那样被绑架、象王健那样“被摔死”或者象徐明那样在监狱里“被心脏病死“。
第二是转移矛盾。香港反送中运动，因修改《逃犯条例》引发，演变成要求独立调查警察暴力和要求双普选。反送中运动针对的是建制派控制的立法会，针对的是过度使用武力的警察，针对的是蛮横的特首，针对的是背后操控的北京当局。批斗李嘉诚，把反送中的“五大诉求”，转移到香港的高房价，是企图挑起香港市民和李嘉诚等房地产商之间的矛盾，转移舆论的注意力。
第三是控制香港经济。中共信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香港之所以不服中共的统治，就是因为香港的经济大权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中，要改变这一点，就必须清理香港商界。通过批斗李嘉诚，可以造成整个商界的恐慌，他们就会急于抛售资产离开香港，这就给了国有企业低价收购香港资产的机会，进而控制香港的经济。路透社9月13日报道，北京当局要求中国大型国企加强在香港的投资，拥有对港更多控制权，就是这一图谋的具体表现。
第四是改变香港治理模式。在香港回归之初，北京依赖香港商界大佬来共同治理香港，特首只是代言人。但这种方式不符合中共的统治模式，中共需要从顶层到基层的全面控制，在找到越来越忠于中共的特首（比如梁振英、林郑月娥）之后、在越来越直接地指挥香港警察之后（比如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赵克志已经成为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北京当局企图更直接、更全面地控制香港。这时原来可以依靠、可以争取的商界力量就成为了需要打压、需要排除的“绊脚石”。可以预料，香港商界的头面人物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成为座上宾、成为政协委员（或常委、副主席）的现象会迅速减少。
反送中运动反映的问题，直接地说是能否维护香港独立法治、维护香港一国两制政治地位的冲突，“香港社会动荡的病根”在于民主价值和专制统治的矛盾。如果能在香港现有自由、法治的基础上实现民主如真正普选立法会议员和特首，必能保证香港持久的繁荣和稳定，也就能解决各种民生问题如房地产问题。但北京当局不会、不愿、也不敢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升级警民冲突之后，再以批斗李嘉诚来转移视线，其实是一种下三滥的伎俩。
批斗李嘉诚，转眼间将李嘉诚从睿智厚道的商界领袖妖魔化成为富不仁的奸商，官媒做起这种事情来驾轻就熟，中共这七十年，这样的事情就一直在发生。但这种批斗，丝毫无损李嘉诚的公众评价。北京当局通过发动批斗想达到的政治意图能实现吗？可能，但在完全实现之前，这个政权就会覆灭。
把李嘉诚当敌人，把李嘉诚为代表的商界当作敌人，只是在增加北京当局自我毁灭的推力。北京当局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然是毁掉香港的经济，也毁掉内地的经济（根据统计数据2018年香港投资占外商投资的54%），毁掉香港，毁掉中国，最终毁掉他自己。他的“斗争”，无非自速其死，而已。
公民：吕式厚
2019年9月18日
中国公民运动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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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式厚：批斗李嘉诚，意欲何为？
香港反送中运动已过百日，北京当局忽然找到一个“斗争”目标——李嘉诚。三大官媒宣称“香港社会动荡的病根”，是房地产问题，是房地产商的问题。首先是9月12日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点名痛批：《李嘉诚，到底谁该给香港人“网开一面”？》。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解决住房问题 香港不能再等了》。9月13日，新华社发文：《从解决居住难题入手破解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
李嘉诚被口诛笔伐，直接原因是他就反送中运动的两次公开表态。第一次是8月16日在八份报纸上刊登的两幅广告，其一是“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其二是“禁止暴力”，上面有“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两边写“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等字眼；落款都是“一个香港市民李嘉诚”。第二次是9月8日在慈山寺说，“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而执政的亦都能对我们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
在反送中运动爆发后，香港商界基本上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和北京当局希望看到的立场不一致。8月7日，港澳办和中联办在深圳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要求香港的各界大佬们公开表态支持北京当局、支持林郑、支持警察。会后多数商界人物公开表示撑警察、撑特首。但李嘉诚不同，没有按照北京当局的要求表态，仔细品味黄台之瓜的典故，竟是相反的立场，规劝最高当权者（也就是习近平）对香港要手下留情。这是习近平所绝不能容忍的。
李嘉诚和习近平之间没有和邓小平那样的密切交往，但李嘉诚对习近平认识得很清楚。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李嘉诚就开始从内地撤资，随后从香港撤资。2015年，中共官媒痛批李嘉诚从内地“撤资”是“过河拆桥”，李嘉诚认为，批评他的“文章的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此时内地已经发生针对律师的“709大抓捕”，李嘉诚对习近平的政治走向看得更清楚了。香港回归二十周年期间，习近平与富商合影时，曾与李嘉诚握手近二十秒。但这种表面亲热，根本不会影响李嘉诚对习近平的判断。
这次“批斗”李嘉诚，一定得到了习近平的同意，否则不会三大官媒同时发声。尽管这几篇文章本身不值一驳，但其中的政治意图值得重视。
第一是要求香港商界表态。北京当局对李嘉诚的两次公开表态是绝对不满意的，但暂时无可奈何。以李嘉诚的影响力，北京当局还不能象对待肖建华那样直接抓人，但可以用威胁的办法要求李嘉诚此后不再发声。在压制住李嘉诚之后，再去威胁其他商人公开表态支持中共，如果不照办，就会用中国的“政法”手段“伺候”，如果不照办就会象马云那样“被退休”、象肖建华那样被绑架、象王健那样“被摔死”或者象徐明那样在监狱里“被心脏病死“。
第二是转移矛盾。香港反送中运动，因修改《逃犯条例》引发，演变成要求独立调查警察暴力和要求双普选。反送中运动针对的是建制派控制的立法会，针对的是过度使用武力的警察，针对的是蛮横的特首，针对的是背后操控的北京当局。批斗李嘉诚，把反送中的“五大诉求”，转移到香港的高房价，是企图挑起香港市民和李嘉诚等房地产商之间的矛盾，转移舆论的注意力。
第三是控制香港经济。中共信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香港之所以不服中共的统治，就是因为香港的经济大权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中，要改变这一点，就必须清理香港商界。通过批斗李嘉诚，可以造成整个商界的恐慌，他们就会急于抛售资产离开香港，这就给了国有企业低价收购香港资产的机会，进而控制香港的经济。路透社9月13日报道，北京当局要求中国大型国企加强在香港的投资，拥有对港更多控制权，就是这一图谋的具体表现。
第四是改变香港治理模式。在香港回归之初，北京依赖香港商界大佬来共同治理香港，特首只是代言人。但这种方式不符合中共的统治模式，中共需要从顶层到基层的全面控制，在找到越来越忠于中共的特首（比如梁振英、林郑月娥）之后、在越来越直接地指挥香港警察之后（比如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赵克志已经成为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北京当局企图更直接、更全面地控制香港。这时原来可以依靠、可以争取的商界力量就成为了需要打压、需要排除的“绊脚石”。可以预料，香港商界的头面人物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成为座上宾、成为政协委员（或常委、副主席）的现象会迅速减少。
反送中运动反映的问题，直接地说是能否维护香港独立法治、维护香港一国两制政治地位的冲突，“香港社会动荡的病根”在于民主价值和专制统治的矛盾。如果能在香港现有自由、法治的基础上实现民主如真正普选立法会议员和特首，必能保证香港持久的繁荣和稳定，也就能解决各种民生问题如房地产问题。但北京当局不会、不愿、也不敢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升级警民冲突之后，再以批斗李嘉诚来转移视线，其实是一种下三滥的伎俩。
批斗李嘉诚，转眼间将李嘉诚从睿智厚道的商界领袖妖魔化成为富不仁的奸商，官媒做起这种事情来驾轻就熟，中共这七十年，这样的事情就一直在发生。但这种批斗，丝毫无损李嘉诚的公众评价。北京当局通过发动批斗想达到的政治意图能实现吗？可能，但在完全实现之前，这个政权就会覆灭。
把李嘉诚当敌人，把李嘉诚为代表的商界当作敌人，只是在增加北京当局自我毁灭的推力。北京当局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然是毁掉香港的经济，也毁掉内地的经济（根据统计数据2018年香港投资占外商投资的54%），毁掉香港，毁掉中国，最终毁掉他自己。他的“斗争”，无非自速其死，而已。
公民：吕式厚
2019年9月18日
中国公民运动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