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田——这位强壮的维吾尔族青年不安地坐在那里，一边讲述自己在一个再教育营里得到政府强制挽救的经历，一边时不时地看着房间里的三名中国官员。
这位名叫阿不都维里·克巴伊尔(Abduweili Kebayir)的25岁男子解释了他怎样因为在手机上看伊斯兰视频，被送进中国声名狼藉的穆斯林再教育营关了八个月，以及在今年1月作为一名改过自新的人从再教育营出来的经历。
“现在我知道我的错误了，”他说话时，妻子和女儿在客厅里不安地走来走去。客厅与这个离奇空旷的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看上去近乎舞台布景，饰物包括一张全家福、一个塑料盆栽，以及一个已经停摆的挂钟。安排这次见面的官员说，房子是克巴伊尔的住所。他说的话有些地方听起来与政府宣传的生硬语言没什么两样。“现在我知道了是非，知道了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他说。
中国政府在7月底表示，再教育营已释放了其中大多数的被拘禁者。它说，这些再教育营的设立，是为了在中国西北部以维吾尔族穆斯林为主的新疆地区消除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反政府情绪。但《纽约时报》记者在该地区走访的七天里发现，中国威权领导人习近平在这里设立的庞大拘禁营网络仍在运行，甚至还在扩大。
尽管中国政府对透明度做出了新的承诺，但这些大大小小的拘禁营仍处于严密的安保措施之下。新疆南部城市和田周围有五个主要的拘禁营，包括克巴伊尔说他被关过的那家。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他以前被关的地方对面的沙漠中，一个新的拘禁设施已经建成，设施由高墙围着，还有暴露其用途的岗楼。
时报记者接近拘禁营、工厂和其他宗教场所的努力，不断遭到便衣安全官员的阻碍——他们的理由往往很奇怪。自称是建筑工人的男子把电缆线拉到距离克巴伊尔曾被关押的营地不远的道路上，称现场太危险，禁止所有人通行。（等记者们离开那里一段距离后，这条路马上恢复了通行。）
自去年以来，也有证据将拘禁营与一个强迫劳动系统联系起来。附近正在建设的工厂为转移被官员认为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的人（比如现在的克巴伊尔）提供了场所，让他们在从事劳动时仍处于政府的监督之下。批评人士说，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征服。
“我一直认为政府在新疆的政策是在让自己陷入困境，”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研究新疆问题的教授肖恩·R·罗伯茨(Sean R. Roberts)说。“我无法想像会很快走出这种困境。”
中共政府关于通过国家强制的“再教育”来挽救被关押者的叙述，尽管听起来带有反乌托邦的色彩，但仍是设立这些拘禁营的理由。据大多数的估计，这些拘禁营已经让100万甚至更多的穆斯林消失其中，他们被迫离开家人和家园，还要接受被活动人士、被拘禁者家属以及曾被拘禁的人描述为高压的甚至是使人身心衰竭的灌输。这些人说，被拘禁者被强迫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这个拘禁和再教育系统的建立，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以来，外界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最严厉批评，美国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最近称其为“世纪污点”。
中国政府似乎更急于平息国际社会对这些拘禁营的愤慨，而不是开始逐步结束在过去两年里建立起来的这个庞大系统。中国政府对这些再教育中心仍毫无歉意地表示自豪，这个系统所在的地区曾在2016年前遭遇一系列致命袭击，尤其是针对汉族人和政府建筑的袭击。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曾宣布，这个再教育系统正在实现消除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目标。
政府能否成功地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还有待观察。新疆当局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放松了对该地区的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令人窒息的监控和旅行限制。
包括和田、莎车和喀什在内的新疆南部主要城市的安全措施已明显地有所放松，这些地方都是维吾尔族传统的中心，也是反抗中国统治的中心。现在这里的检查站少了，尽管这些城市的居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时必须经过装有人脸识别软件的扫描仪。虽然自治区主席扎克尔欢迎游人到这个地区亲眼看看这些变化，但很明显的是，当局还不准备让访客不受限制地进入该地区。
相反，地方官员要为来者组织参观和采访，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消除了问题。
克巴伊尔所在的村子是一个2014年才从沙漠中开垦出来的农业定居点，名为“和谐新村”。据当地官员吾尔古里亚·阿西姆(Wuergulia Ashim)说，这里也有一个规模较小的再教育中心，仍有300多名年龄在24岁至41岁之间的当地维族人在里面接受再教育。对于中国政府如何把再教育营描述为一个将当地人转化为忠诚公民的寄宿学校和培训中心的叙述，这个中心提供了一个样板。曾被拘禁的人对这种描述提出了质疑，称拘禁营里的生活要严酷得多，被拘者中包括并不需要职业培训的专业人士和官员。
阿西姆说，“越来越多”她称之为学生的被拘禁者正在从该中心“毕业”。他们每周从周一早上到周六下午被限制在营内，周六下午后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回家。“社会越来越稳定，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人越来越少，”阿西姆补充说。这座整洁得无可挑剔的六层楼房是2017年建成的，可容纳447人。
一间宿舍里住六名被拘禁者。楼里有一间音乐室、一间美术室、一个图书馆（里面的书大都是汉语的），还有一个学习美甲的房间和一个学习理发的房间。
楼里还有一个心理咨询室。室内墙上有一个写着“心与心的交流，你的秘密我的责任”的标语。教室的墙上张贴着共产党的宣传，还展示着班级模范生的课业样本。“我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繁荣、强大、民主的国家，”一篇作文写道。“我们多么幸福啊！”与克巴伊尔见面的房间里还摆放着装满了馕、水果和坚果的玻璃盘子，令人印象深刻，但就连这个精心安排的见面也经不住太多的提问。当话题转向克巴伊尔被拘留的细节时，似乎经过排练的单调语气消失了，一名在场的官员试图打断他的话。官员气愤地说，关于有多少人与克巴伊尔关在一起的问题是导向型的。
照克巴伊尔的说法，他现在能挣到不错的工资——上个月是2100元人民币（约合300美元），他在一家新建的工厂干缝制鞋底的工作。他说，进再教育营之前，他是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只会种玉米和核桃（和田的核桃很有名）。当记者追问他再教育的细节时，他尴尬地停顿了一会儿。他说，大多数其他人都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并不认识他们。
他说，大部分的课都与农业技术有关，但他也学习了汉语、共产党的信条，以及他所谓的“健康生活习惯”。他赞扬教师们消除了他正在萌生的极端主义思想。
“之前，我连自己名字的汉字都不会写，”他说。“现在我会说普通话了，我的思想清楚了，也有工作技能了。”
他一开始时说，他是自愿“报名”去接受再教育的，但后来承认，村官选送他去学习，是因为他有反社会行为，比如看伊斯兰主题的视频，以及独自一人呆在家里。这个说法似乎与他已婚并有一个（现已两岁的）女儿的事实相矛盾。
“年轻人非常容易受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说。
就连克巴伊尔接受采访的那座房子是不是他的都无法搞清楚。壁橱里除了几条连衣裙外什么都没有，冰箱里除了一个生面团外什么都没有。房子里也没有他们姗姗学步的女儿的玩具。
采访结束只几个小时后，克巴伊尔和他的妻子和女儿已不在那个房子里了。记者也无法与他们联系，甚至无法通过安排了这次采访的官员与他们联系。其中一名官员说，克巴伊尔有事情要处理，他关机了。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作者：储百亮, STEVEN LEE MY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