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共当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越来越紧，法治不断倒退、公民话语权收窄。曾在中国蓬勃发展的非政府组织（NGO）也面临灭绝的危险。大批NGO工作者被迫离开中国或者身陷囹圄，中国公益人寇延丁就是其中的一员。寇延丁在近日表示，出狱两年后的她打算在今年8月底返回中国大陆，之前她已经在台湾休养了两年，而她现在要做的就是摆脱恐惧。
中央社7月28日报导，中国公益人寇延丁曾参与农民维权。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从事受伤青少年救助工作，并探索发展在地化、可持续的救援组织，这在当年都是比较敏感的议题；除此之外，她也关注身心障碍群体，致力于推广身心障碍美术家作品。
2014年，台湾发生太阳花学运，香港发生“占中”运动，寇延丁正巧都在场，加上她在两岸三地NGO里人脉很广，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她关押了128天。2016年，她以访问学者的身分来到台湾，继续观察台湾的民间团体，同时也疗养身心。
寇延丁说，“我出来时就没有想过不回去”。如果作个流亡者意味着要永远把“会被抓”的恐惧放在心里，这不是她要的；她很庆幸，即使被关押时，也努力做到不让自己成为恨和恐惧的囚徒。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日前发布报告指，中国社会组织面对近20年来最大力度监管、最严的登记审核。NGO现在被视为反动分子的温床，成为掌权者眼中的敏感词。
在当下中国大陆社会生态环境愈发糟糕之际，寇延丁回到大陆中共官方会不会继续施压？她表示也只能“听天由命”。
寇延丁表示，自己回去后肯定不能像过去那样参与公益组织了，但希望能过著种田的生活，让这一年多来在台湾宜兰深沟村身体力行友善环境的农业生活，继续在家乡延续下去，还要把对于开放性社群组织的体会带到家乡应用。她深信，避免威权决策的开放社群，是人类未来很重要的组织型态。
寇延丁这两年在台湾出版或准备出版几本书。除了《亲自活着》这本关于土地、生活方式和食物主权的书，她的旧作《可操作的民主》也首次以繁体字版在台发行；书中将议事规则下乡，打破了很多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看法，证明基层团体也能实践民主决策，不少地方政府都采购。
这些著作中，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健民为其写的序，其中有这么一句“中国是一个只有政府而没有社会的社会”。
所谓社会，是指公民活动、参与所形成的公民社会。寇延丁说，公民组织的功能不仅在于释放社会压力，更是提升人的生命品质。
她的忧虑在于，当前的中国是强力的国家机器直接管理14亿的个人，缺乏公民组织的自我管理和发展，“你（中共政权）不用担心被颠覆，但迟早会被自己吞噬”。
关于中国的危机，她推荐阅读作家王力雄的政治寓言小说《黄祸》。
王力雄在《黄祸》的前言曾写道，中国除了政权以外，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在整体上对社会进行整合。政治反对派、意识形态、国家化军队、宗教、公民社会，这些任何完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整体性整合机制，不是已经死亡就是被铲除，或是在压制下无法生长。这种“稳定”之下，让人感到最大的危机。
寇延丁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不断消解社会力量，虽然回到中国能做的有限，但如果哪天机会来了、社会管制松动了，民众还是要抓住机会参与社会建设，所以不能没有预备。
转自：希望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