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众2019年7月7日再次上街游行，表达他们的诉求。（美联社）
尽管在过去一个月期间，香港前前后后有大约四百多万人上街游行，反送中以及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但是林郑月娥仍然稳坐特首宝座，也拒绝完全撤销《逃犯条例》修订案。这引发了重启香港政治改革的讨论。其实，香港的民主改革计划在1940年代就提出过，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实现真普选。是谁在阻挡港人的真正自治呢？
最早提出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的是英国驻港总督杨慕琦。他在1946年提出这个方案时，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方案包括建立市议会，三分之二议员为民选，三分之一则是委任。这个方案被称为“杨慕琦计划”（the Young Plan）。
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加上杨慕琦不久离任退休，所以这个改革计划被搁置。
1950年代中共建政后，港英当局似乎再度提起“杨慕琦计划”，但是遭到北京的反对。
周恩来阻止港英政府的民主改革
美国知名刊物《大西洋月刊》曾报道，英国政府解密文件显示，英军中校及铁路工程师肯尼斯·坎特黎在给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信中披露，他在1958年和中国总理周恩来谈到港英政府希望香港进行更多自治的计划时，周恩来“希望麦克米伦先生知道，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地位的举动都会被中国视为不友好的行为。中国希望香港继续现在的殖民地地位，不要有任何改变。”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还援引坎特黎的密信说，1960年中国政府当时负责海外华人事务的廖承志说，如果英国人允许香港自治，中国领导人会毫不犹豫地解放香港。
中共党史专家,《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说：
“他们最大的考虑是保留香港现有的地位，使香港成为一个下金蛋的鸡，不要杀鸡取卵。”
1949年中共建立“新中国”后，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高文谦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可以从香港获得很多紧缺的物资，外汇等，所以他们不希望改变当时的现状。
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右）（美联社）
中国担心香港走向独立？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孔诰烽则有不同的解读。他说，英国政府在1950到1960年代，允许当时的殖民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实行自治，最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走向了独立。中国政府担心，香港也会步他们的后尘：
“当时很多香港的殖民地官员都是从新加坡调过来的。中共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状况，他们也是担心英国人在香港推动政治改革，然后香港会慢慢走向独立。”
中国将香港和澳门从UN殖民地名单中删除
孔诰烽还透露，1972年中国政府恢复联合国席位后马上做的一件事，就是将香港和澳门从联合国的殖民地名单中删除。因为按照联合国的规定，殖民地人民有权对事关自身利益的大事进行自决。把香港和澳门从这个名单上删除后，这两地的人民就没有了自决权。
时间快进到1980年代。英国和中国两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香港特区《基本法》承诺，普选将是“最终目标”，但对出台时间含糊其词，使北京可以决定其进展速度。
末代港督彭定康虽然试图进行一些选举制度上的改革，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反对，新选出的立法会没有过渡到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选举问题出台“8·31决定”，限制民众的参选权利，直接导致了“雨伞运动”。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美联社）
“林郑下台”还是“真普选”？
“雨伞运动”的核心诉求“实现真普选”再次出现在今年的反送中示威游行中。很多人认为，只有实现真普选，香港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不过也有人说，只要中共执政，实现真普选的目标就遥不可及。反送中运动的短期目标应该是要林郑月娥下台。不过，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不认同这种说法：
“争取一个特首下台，和争取香港民主化相比，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停留在特首下台（这个目标上）也不是好的办法，因为一个下台之后，再来一个由不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中国政府钦点的人上来，可能比现在更差。”
中国政府同意将普选写进香港《基本法》的目的之一是做给台湾看，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统一台湾做准备。《香港商报》前助理总编龙镇洋说，如今普选遥遥无期，香港陷入动荡不安，给台湾做出了非常负面的示范：
“我觉得它的（中国）政策缺乏连贯性，缺乏逻辑性。它在澳门香港搞成这样，怎么能叫台湾人放心，怎么能叫国际社会对它有信心。”
最近，随着香港大规模游行一个接着一个，对现任港府不满的民意汹涌澎湃。不仅是抗议示威者要实现真普选，连建制派也在考虑政治改革。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要重启政改，重新建立与市民沟通渠道，重燃港人对落实普选的希望。
香港已经有人提出一周一游行，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现在的局势确实是对中国政府高层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