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也许会是抗议之年。
上周在布拉格，捷克人举行了自铁幕倒塌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要求被指存在腐败的总理辞职。
就在不到两周前，在香港，有多达100万人举行示威，反对一项允许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律，迫使政府做出了让步。
在哈萨克斯坦，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已经导致数千人被捕，而且游行示威可能还会继续。
在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在爆发抗议活动后于四月辞职；几天后，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也因民众抗议下台。
每一次抗议的缘由都不相同。但专家们表示，有理由相信，它们也反映出一种全球趋势，即民众要求当权者承担更多责任。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教授、与人合著了一本关于社交媒体和政治抗议著作的海伦·马吉茨(Helen Margetts)说，“大约从2010年开始，我们看到，那些通常不会站出来的人似乎站了出来，”她说，这其中包括“年轻人、少数族裔和威权国家的民众”。
研究表明，其中一个原因是，全球政治的变化提高了人们对民主问责的期待——即便是在专制国家——与此同时，威权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抬头。
这两种趋势正在相互碰撞，使公民有更多的反对理由，而且他们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有权反对。与此同时，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不信任日益加深，使得许多公民（即使是在民主国家）对仅仅依靠投票箱保持警惕。所以，他们走上了街头。
而且，由于社交媒体使得动员群情和组织大规模行动变得更加容易，受挫的期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快地转化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但可能也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在目标实现之前四分五裂。这会形成一个抗议和不稳定的循环，而且这个循环会自我强化。
殷切期待
耶鲁大学(Yale)教授、研究民主化和民主倒退问题的米兰·斯沃里克(Milan Svolik)说，自冷战结束以来，“大家言必称民主”。
民主问题专家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和理查德·扬斯(Richard Youngs) 在2015年为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撰写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近几十年来的政治趋势也“增加了公民对政府应该以有意义的方式对人民负责的期望”。
但是，对问责的期待不断提高，并不总是与现实相称。例如，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研究前苏联集团民主与安全问题的教授埃丽卡·马拉特(Erica Marat)说，苏联解体后，许多前苏国家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动力对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警察部队和其他安全机构进行改革。
结果就是，其中一些政府，特别是其严厉的、军事化的安全部门，没有建立相应的机制来满足城市中产阶级对民主问责日益增长的期待。
马拉特博士说，这在整个地区引发了抗议，因为人们意识到，参加示威活动是提出政治要求的唯一途径之一。
“大规模集体行动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她说。“一直都有反对专制国家的小规模行动。”这些行动会吸引那些一旦看到公众支持，就更有可能站出来的人。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小规模抗议活动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马拉特说，它们演变成了更大规模的动员。
其他地区也出现过类似模式。
在香港，尽管2014年的“雨伞运动”促使大批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民主，最终也未能促成系统性变革。但马拉特认为，这些示威活动可能在本月针对拟议引渡法案的成功抗议中起了促进作用。
在苏丹，2018年爆发了针对食品价格上涨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此后，巴希尔的政党在8月份因为他计划修宪以便再度竞选总统出现了分裂。这使得今年头几个月，苏丹发生了一系列反对政府的公众抗议活动，最终导致4月中旬巴希尔被赶下台。
民粹主义与倒退现象
对民主的期待和威权主义兴起之间的冲突，也在推动民主国家内部出现抗议活动。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贪腐丑闻以及对有关机构反应迟钝的不满，让许多公民感到这一体制并不民主。许多人由此通过投票选举民粹主义者以示抗议，后者承诺将打破这个有缺陷的体制，为民执政。
但一旦上台，这类领导人往往会压制异见，破坏制衡机制，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进一步加剧民主制度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如今，这正在引发更多大规模抗议。
以委内瑞拉为例，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是以民粹主义施政纲领当选的，但之后他和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剥夺了立法机关的权力，在法院安插亲信。如此一来，在该国遭受灾难性经济崩盘之际，街头抗议成了表达不满的主要渠道。
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曾是极受欢迎的民选领导人，后来却使用专制手段，促成了土耳其民主的瓦解。
土耳其尚未发生过香港或布拉格那样的大规模行动。但本周，在埃尔多安选定的伊斯坦布尔市长候选人重选再败后，数千民众集会庆祝——这或许是在含蓄地警告，如果未来的选举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会发生什么。
政治学家安娜·吕尔曼(Anna Lührmann)和斯塔凡·I·林德伯格(Staffan I. Lindberg)利用名为民主多样性(V-Dem)的多年数据集得出结论，自1994年以来，一股他们称之为“专制化”的浪潮日益加剧，75个国家已朝向专制迈出重大步伐。
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尚未发生的国家，高层官员腐败也可能引发动乱，特别是腐败行为似乎不受惩罚时。
捷克共和国最近的抗议活动发生在警方提议对总理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s)提起诈骗控告之后，外界认为，他操纵司法部，防止此类指控的提出。
到目前为止，巴比什一直拒绝向抗议者的要求低头，坚称他将继续为使捷克共和国的“再度伟大”而努力。
成功背后的危险
大规模抗议是一把双刃剑，群众动员的兴起带来的，可能并非一个民主复兴的时代，而是不稳定时代。
在大规模抗议运动兴起过程中，一种更为寻常的现象可能起了作用：通过让传播愤怒与动员民众变得更容易，社交媒体使得政治反抗受制于大量参与的法则。
简言之，马吉茨说，发起抗议活动的尝试越多，抗议成功的数量就越多。
但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科学家泽奈普·图费克奇(Zeynep Tufekci)所做的研究显示，社交媒体推动的抗议活动尤为脆弱。因为具有分散性，这些运动更容易崩溃或被笼络。
甚至抗议成功的成果也有可能难以持久，尤其是当新政府感受到尽快巩固权力的压力时。
抗议活动的成功凭借的不只是其自身的力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迫使一个国家的执政精英重新调整他们的优先事项和效忠，并给予他们一个这么做的机会。但这种重新调整并不总是有利于示威者。
以苏丹为例，巴希尔被赶下了台——但在他之后巩固了权力的将军却部署军队镇压示威者。最后数十人被杀害，多人遭到残酷对待。津巴布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2017年长期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被推翻后，发生了暴力镇压事件。
“你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促使人们走上街头，”马吉茨说，“棘手的是接下来的事情。”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