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大国崛起，文明复兴，一手好牌，势不可挡。时惟戊戌，情势逆转，彷彿国运不再，开始走下坡路了，遂致人心惶惶。表诸现实，便是“一手好牌打成烂牌”，而内外交困。“要准备过苦日子”与“军事斗争”之舆议纷纷，堪为晴雨表。原因何在?为何走到这一步?抛开大国博弈、权势转移所引发的世界体系震荡等外在因素，追根究源，就在于近年来的立国之道指向“红色帝国”，或者，予人“红色帝国”的公众印象，四面树敌，八方开怼，以至于声势日甚，而声誉日窳。
一方面，既有体制的腾挪空间已尽，无法挥洒进一步让步协商的红利，毋宁，因恐惧散伙而日益收紧;另一方面，维续既有统治万世一系的初心不改，奠立于超级元首集权的党国体制日益僭政化。由此矛盾日烈，已到临界，不欲突破，遂掉头回转，不惟导致内政日益严重之党国极权，同时更加强化、坐实了红色帝国的大众形象。对此，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心知肚明，此乃不归路也。
中国的现代进程走到这一步，虽非始料所及，却也未出大历史框架。笔者判断，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但因其超大规模，确有走到这一步的潜在势能。因而，基于建设“现代中国”这一大历史进程，破解红色帝国之道，拨转华夏邦国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既为邦国公义所在，而为全体国民的集体自救，也就是在为世界永久和平出力，须臾不能再拖了。
一、红色帝国?还是超大规模极权国家?
二十世纪的美苏争霸，是两种绝对主义的对垒，也是两种源自现代性的普世理念的决战，根本演绎的还是王道自由善政与霸道极权恶政的殊死搏斗。其间，苏俄一脉，承继沙俄的扩张冲动，以霸蛮势能和不义战争，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一方面，就内政来看，其以党国统御，领袖君临，尊奉惟一意识形态为圣经，而以残酷斗争与坐寇逻辑开道，将国家征服收编。超级元首驾驭克格勃统辖政党，再以政党机器制御官僚体制，然后複用由此纽结一体的党国体制吞噬社会，最终形成一个层层下辖、骑在国民头顶的庞大镇压机器。在此进程中，秉持历史铁律和国家至上的扭曲定位，将谎言治国与祛除信仰推到极致。由此，国家消隐民族变成党国，再变为专政党的殖民地，最终形成的是基于君民统治观而非整体国家观的超大规模、变本加厉的极权政制。
另一方面，在国家间政治与世界体系中，苏俄不折不扣奉行传统帝国逻辑，恃征服和颠覆为手段，建立起东西纵贯的庞大红色集团，而以华约为中枢，形成中心—边缘的全球制辖体系。1949年后的中国一度不幸裹挟于这一体系的边缘地带，终因文明传统、领导人性格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原因，而分道扬镳，其实开启了1972年中美走近的历史机缘，未始非福也。凡此两项叠加，则此超级帝国蔚为庞然红色帝国，最为邪恶恐怖，涂炭生灵，危害人类，首先是自己的国民遭殃，而终究生于不义，死于耻辱。至今想起，依旧令人不寒而慄也。
苏俄既终，则当世惟剩美帝一霸独强，以隐蔽帝国的霸权秩序维繫世界体系，历经“二战”后又一个十来年辉煌小週期，直至双子塔轰然倒塌。不论其为红色帝国还是自由帝国，与此两霸比勘，吾人可得断言者，则现代中国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
首先，现代中国不曾是一个红色帝国。辛亥以还，中华帝国蜕转为民族国家。不仅华夏帝国赖以伸展的传统东亚中华世界早已烟消云散，而且，既有疆域亦多流失。四十年里，左右拉锯，一路逶迤，满目疮痍。至红朝当政，重归一统，对内奉行阶级斗争，厉行专政，建构起酷烈极权体制。对外与苏修闹翻，往东南亚输出革命，在亚非拉洒金出力。但是，虽竭尽民力，却受势能囿限，终究只是在两霸缝隙间讨生存。连第一岛链都出不去，西北边疆亦且封锁得严丝合缝，虽有霸王之志，也想伸展手脚，耽溺于“世界一片红”的南柯绮梦，奈何无霸王之力，只能以“三个世界”划分过过乾瘾。最后不得已，“拨乱反正”，还得以四个“低头致意”，收拾残局，死里逃生，哪里谈得上什麽帝国。毋宁，乃陷万民于苦难之极权政制的铁桶也。逮至今日，“一带一路”水陆并进，“亚投行”早已隆重开张，实为固守旧制不思更张，以至于因其异数而为主流所拒后的另起炉灶，则看似热闹，其实依旧不过是第二大经济体求生存的不得不然，距离挑肩全球治理的红色帝国之境，还差得远呢。再说了，其所凸显的是帝力挥发而保衞政权之战，内政考量远高于全球铺展诉求，既非纯然国族利益的伸展，政党理由远高于国家理性，更与公民理性无关，则纵便有心插柳，也难能绿树成荫，同样谈不上什麽帝国经纬也。
其次，现代中国不必是一个红色帝国。古今帝国成长多半仰仗地利天时，蛊惑于宏大叙事，为利益驱动所主导。罗马奥斯曼如此，英帝国如此，美帝国同样如此。唯有苏俄帝国，倒彷彿更多地基于意识形态的冲动，大肆搜刮的同时还赔钱做买卖，终于在癫狂中把自己作死。就此而言，今日中国牟利无需恃帝国之身，毋宁，更多地以汇入自由经济的世界体系，在自由而公平的贸易中取长补短。前此几十年，就是这么“低头致意”做的，赚了不少血汗钱呢。否则，反倒授人以柄，招致八方敌意，何苦来哉。而且，帝国意味着责任，故有“帝国负担”一说。以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之身，尤其是优良政体尚付阙如，而背承重负，有如毛时代之外援与近年之大撒币，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不仅背离国家理性，也违迕公民理性，不智不祥，同样何苦来哉。大撒币招致全民反感与举国异议，随着经济下滑必将有所收敛，也是预料中事。
再次，现代中国不该是一个红色帝国。毕竟，整体而言，中华文明主流崇仰王道而非霸道，帝国理想并不合心意。汉武隋炀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历来备受诟病，其因在此。就晚近来看，红色帝国指向恰与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两相刺谬。其中的“富强”旨在自立，而非称霸;“民主”与“文明”追求内政的优良境界与国族文化的普世融和，亦与帝国指向无关，更不用说红色帝国了。就当下世界体系中的权势转移而言，成长中的大国为了自我发展，绝对以安抚守成大国为获取生存空间的妥协应对之策，所谓“韬光养晦”，奥义在此，决定了中国何需将自家弄成个帝国模式，更不用说是个家家防范人人喊打的红色帝国了。再者，当下国朝最为担心的还是自家政权的维续，一切以此为轴打转。帝国雄心依恃国力，而必耗费民力，虽能收穫部分盲众的欢呼，但总体得罪绝大多数好不容易才过上几天温饱日子的国民，从而必然危及政权，非智者所为。所谓“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古人言犹在耳，未谓不预也。至于国家间政治中的敌友之别，例属国家理性与国族政治成熟范畴，同样服务于内政，最终落定于内政，对此，除非疯子，谁也不会造次。
最后，现代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新中国起自“1911”，历经“1949”，再经“1978”，以迄于今。一百年间，总体而言，不过求生存而已。国民填饱肚子，手上有点儿馀钱，花花肠子尝到了甜头，也就是晚近十来年的事儿。所谓“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只是相较曾经的积弱积贫而言。置诸世界，比对之下，依旧人民穷困，文化凋零，过去未曾站直，从来不曾富有，繁盛有待来日。既无全球投放军力的实力，亦无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和替代性治理结构。而通常为帝国所必需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外围地带”，不仅尚付阙如，而且，纵便经由外援和“带路”组合所拼接的地缘结构，亦无有效控制。就在家门口，从东海到南海，依旧龃龉不断，大国博弈汹涌，中国难能消停，更不用说如美帝一般纵情于深蓝远海了。故而，以此现有国力而欲成就全球霸业，纵为之，亦不能。
此就现状扫描，据实描述，概莫如此。再就近代中国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来看，其以“富强、民主与文明”为鹄的，虽曾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却绝对刺谬于和平理智与人文化成的华夏文教本义，故尔早被抛弃。而且，后者的天下意识意味着一种互为边疆的多中心结构而言，本身就坚拒任何红色帝国梦呓。一旦偏离此一主流，即会遭遇反弹。几年来的国朝情势，已然对此证之再再。再者，如前所述，好不容易安享两天吃喝玩乐市民生活的亿万国民，早已不是前现代的盲众，最反感基于所谓国家荣誉的援外大撒币，最痛恨枉为领导人的虚幻世界图景而耗费民力。还有，自从共产意识形态破灭，国朝即无信仰，随政治任期换届而迭出心思，在捉襟见肘中疲于应对。所谓的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时代之第次出笼，恰恰表明了无定性，意识形态虚空，国家哲学悬置，不过架漏牵补，敷衍了事。纵便儒义高陈，民族主义和末世消费心理大行其道，亦不济事。盖因钳口遮眼，压抑心智自由成长，只许十九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式教条一花独放，则国族心智孱弱，终究无法挺立也。
因而，嚷嚷初心，实无理想，只剩“保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赤裸裸实用主义与粗鄙机会主义，骨子里既无道义自信，亦无下文所说的基于文明的崇仰意识方可深植于心的文明优越感，哪里还会为什麽帝国不帝国的去拼命。而帝国大业，包括红色帝国在内，嘿嘿，有时候还真要有那么点儿叫做什麽理想呀、情愫呀的东东来支撑才行呢。总之，凡此决定了现代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此非当轴所能理喻或佯装不知，亦非大洋对岸白宫廷帷内的老白男们所可想像者也。至于学人报人以“现代帝国”措辞状述当下中国，而力争自圆其说，也是一说，就是有点儿小儿科罢了。
综上所述，与其说当下中国是一个红色帝国，不如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极权国家，因其不思政改，拒绝以优良政体为现代中国升级换代，而为现代中国的最终完型加冕，则按照晚近势能伸展，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红色帝国，这才令四邻八乡猜忌，惹守成大国忌惮。就此而言，白宫那批存在认知障碍的老白男们鲁莽行事，退守基于十九世纪式的主权国家格局，深濡凡尔赛式强权政治色彩，一下子把人逼到墙角，有可能导致一个“自我实现的预期”，同样危乎殆哉。这边厢，“相向而行”，为了转移内政吃紧，而不惜内战甚或外战，亦且不无可能。现在看来，“军事斗争”或成“伟大斗争”日程之首，而定时引爆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因为，虽如前文所言，“除非疯子，谁也不会造次”，可不幸时逢太平洋两岸均为“老红衞兵执政”，这世上就有些弱智的疯子呢?
二、自我坐实的红色帝国
细加辨析，此刻中国予人红色帝国的猜忌，一种经由传媒而凸显的国际印象，或者，为何他人会有此种预设与预期，原因错综，难能一言以蔽之。在此可得陈说的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立国之道歧出，尚未完成内政的现代化却反而倒退，辄汲汲于搅合国际体系，四面出击，自我定位有误，世界诟议遂至。
综理诸因，约略梳理，概为下列四端。
首先，大国伸展之际的世界阵痛、与对于超大规模国族复兴的恐惧。以中国之体量与文明之渊厚，无论兴衰，均会引发世界性震荡。此为国族宿命，好坏难分，天注命定，只能适应。但大有大的难处，在切己立论，可谓言之不虚。放眼世界体系大历史，两千多年里，相对而言，中国的衰败是异态，而繁盛则为常态。眼下这波兴衰，随西力东渐而来，深嵌于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改变东西平衡，前后不过两个来世纪，可谓短暂而急促。其以一己即身可见，则感官之震撼与冲击之剧烈，盖可想像。东西交汇一体之际，如此超大规模国族一阳来复，却又方向不甚明朗，却反而日益回转红色极权政治，未来兴盛后何去何从，会否重蹈国强则霸的旧套路，则四邻有惑，八方质疑，自是顺理成章，而有红色帝国之嘈嘈切切。有关于此，东西学人早已唧唧喳喳，无需赘言。
进而言之，纵便可见未来中国转型落定，汇入世界民主国家主流，却依然会因自己的超大规模及其浩瀚势能，而于国家利益与全球政治层面，难免龃龉，多有冲突，也是可以预期者也。此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本性所决定，一天未曾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就一天如此。回瞰曾经的英美角力，静观当下的德美猜忌，以及从未停止过的日美较劲，便一目了然。但因同处体系，分享立国价值，并有极权政制作为他者反观，则矛盾的可控性与解决方桉的可协商性，以及循沿程序的可欲性，绝非同日而语，也是可以预言者也。
其次，帝国情结发作。曾经的大型帝国，作为逝去的辉煌，总会在民族历史文化心理中烙下深重印记。它们可能如落霞残照，搅不动死水微澜，也可能翻转为近代民族主义，而鼓荡起滔天大波。从博鲁布鲁斯海峡至广袤深邃的俄罗斯大地，再到幽曲叠嶂的中亚西亚和印度半岛，而迄太平洋两岸，均有帝国情结发作的鬼哭狼嚎。逮至今日，早已陨落而彷佛惯看沧桑、对于一切均云澹风轻的不列颠，尚图再跨瀚海，“所有作为”，正说明此间文化历史记忆转化为政治冲动的深重势能，不可小觑。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指向大国崛起与文明复兴，至此时刻，彷佛正好坐实呼应了这一波发作，也真的就有这种迹象。逢迎学人与无良官媒不明所以的鼓噪，大言炎炎，推波助澜，于党国或有功，于国族为罪人。而心智低劣，心性窳劣，就此暴露无遗。有意思的是，东亚诸邦近代均遭西洋东洋势力欺凌，因而都有屈辱历史记忆，除开扶桑一枝独秀，其所引发的民族情绪，均未因国家独立繁盛而消隐，却反而益且偾张。每有风吹草动，便暗流汹涌，明浪滔天。其间，高丽民族表现奇葩，尤为凸显。值此情形下，现代中国的成长至此时段，彷佛濡有帝国情结色彩，而且偏偏就是华丽酷烈的大红大紫，怎不叫人生疑。更何况就有幸灾乐祸望船翻的，遂致情势雪上加霜矣。
再次，基于时代错误的毛式公子哥天下图景。如前所述，“人文化成”是文教理想，强调的是基于普遍人性的普世价值分享性，而帝国霸业或者所谓“要让世界一片红”，则为霸力嚣张。德力两端，彼此风马牛。近年立国之道对此彷佛不甚了了，完全罔顾内政升级换代的急迫性与经济社会继续转型的必要性，盖在恰如笔者前文所述，虽号曰“将改革进行到底”，实则以为大转型已然完结，则模式既成，手上有俩钱，遂眼光向外，铺展鸿图。殊不知，“胸怀七亿三十亿”的时代已然不再，从“祖国山河一片红”进展至“要让世界一片红”，更是痴人说梦。世界体系维续于霸权秩序与条约秩序的交缠纠结，意味着参与其中，纵横捭阖，凭恃的是国家理性与文明劲道，表现为邦国的政治感召力与道义吸引力的博弈，哪里是多买卖点儿货品就能摆平的事，更非迎来送往的隆重接待所可奏效也。于此可见毛氏天下图景为底色的世界想像，经由公子哥式发酵，顿时成为一个犯有时代错误的低能幻觉，不成体统，而荒腔走板矣。
最后，更为主要的在于，超大规模极权国家崛起的后患与隐忧，引发全球震荡，而首先是四邻忧惧。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三波改革开放”，浴血打拼，层累之下，造就了刻下中国的综合禀赋巍峨，却因极权政体而与现代世界高阶政治文明离心离德，形同孤家寡人。时以“一战”前英德关系比譬刻下中美角力，又或以苏俄联想华夏，非因吾族吾民秉有德俄蛮力。——其实，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已结束，其势能，其冲动，于隋唐挥洒殆尽，此后渐成内敛式文教共同体，惟靠边疆入主中原保持张力，而终究于近代沦为一味捱打的主儿。文明论上虽有复兴求存之意，间有兼善天下的普世愿景，政治意志上却早无帝国壮志矣。毋宁，实因极权政体性质固在，而又拥此禀赋，这才令大家多所忧惧。毕竟，其势能浩瀚，其初心怪诞，若果拥此势能以恪此初心，将大家的坛坛罐罐打个稀巴烂，老天爷，那还怎么过日子。如此这般，担忧后患，而戒惧生焉。放眼全球，揆诸四邻，很显然大家未必愿意看到中国乃一贫弱动乱之邦，那不符合全球利益;但更不愿遭逢一个强悍红色帝国，那首先是有违自家的安危。凡此利害，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虽世相迷惘，修辞纹饰，说白了，不过如此。
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思政改，无意建设立宪民主政体，不禁令人恐惧。一旦坐大，难防不测，而有红色帝国崛起的预设和预期。
而一言以蔽之，就在于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思政改，无意建设立宪民主政体，不禁令人恐惧。一旦坐大，难防不测，而有红色帝国崛起的预设和预期。其所挑战的是“二战”后奠立、“苏东波”后最终成型的普世良政典范。因而，既非什么南海的军事化与“带路”扩张，亦非“2025”或者“新殖民主义”就引发忧惧，事实上，凡此虽多纰漏，却为一个成长大国基于国家理性的应有布局。毋宁，恰在于内政之红色极权政治赤裸裸的加速度，这才真正令世界不安，引发出内外一并产生的根本忧惧。
既然如此，为国族利益计，为生民福祉计，为何不能正面迎应呢?以立宪民主政治融汇于世界主流体系而和平共处，于己于人，均为福也，何乐而不为呢?看官，坐吃江山，好不舒坦，岂肯放手。于是，罹患下列三项“代际盲点”之蔽，进而犯下“四大低估”之错也。
三、政制的代际盲点与政治的低估症
由此暴露的刻下政制的代际盲点，恰为政治之死穴。所谓“代际盲点”，是指这一拨领导集团面对人、历史、权力、国家与世界，凡此政治统治所必须面对的荦荦大端，所呈现出的整体心态、情态与认知障碍。其为一个时代的教育和社会所养成，共饮狼奶的经历积淀于心智和心性，虽与时而未俱进，不幸而成旧时代的人质，同时攀登权力顶峰，结集而为一个权力组合，遂有此种情形。除开笔者曾经指陈过的历史感与历史意识阙如等症，概而言之，约莫下列三项：
一是了无苍生意识。这个“苍生”概念可是华夏文明涵养提炼的元典性理念，一个充盈悲悯与仁道的寥廓意境，实为奠立人世、支撑政治的大经大法。秉此以观，近代以还，老蒋有君臣家国观念，满眼皆百姓，中国无人民;至于苍生，是怜悯的对象，而非头上青天。此后三十多年里，所谓“人民群众”及其敌我阵线，置人民于管制与专政牢笼，彻底倒翻于前政治与非政治状态，愚弄于股掌，抽剥若啬夫，八亿盲众八亿劳力，非惟怜悯对象，直是任意欺凌压榨的蝼蚁。“和谐”十年，专政意识不减，但却承接前此复萌而渐茁之私性市民概念，慢慢滋生出基于生民之民生观念，甚至隐隐作育出民权意识。由此而有权钱带动下的世俗理性偾张，进至于全民腐败，其乐陶陶。此与当事者出身非权非贵有关，亦赖当日民心开蒙的大环境。几项涉关亿万国民的利民政策出台，包括所谓“免除农业税”，恰在此一时段，并非偶然。遇有大灾大难，包括春运堵车，辄总理亲赴，虽说若此大国，一竿子插到底并非善治，但其努力符合良政的用意，却为基于生民的民生观念之一缕善念可嘉也。
逮至晚近五年，“二代”君临，生民重回百姓也就是杂众盲众地位。故而，虽开口“人民”这个，闭口“人民”那个，而这个叫做“人民”的物件儿充其量不过治安与纳税的统计数字。没有手上捏着选票的一个个具体“选民”位格为凭，所谓大而化之的“人民”，连抹桌布都不如。故而，这一拨权力集团之心口不一，知行错位，无以复加。土地财政的无耻贪婪、财政汲取之周纳无度与税收政策之吝啬刻薄，早已为此作证。同时，其将眼光专注于国际政治舞台之鲜艳亮相、与财力投诸一带一路之世界布局，尽玩大的，却无视半个中国依旧前现代而亟待建设的严峻现实，亦无视尚有数亿小民有待脱贫或者刚刚脱贫之困窘，恰恰表明其了无苍生观念，更不用说亿万苍生就是头顶青天的生生之德了。也就因此，“狠，真狠!”是大家的共同感受。
二是毫无现代权力文明意识。现代权力文明要在明确国家主权所有者，自此主权者和立法者位格起步，于确定人民主权位格的法理安排中推导出权力架构及其运行逻辑。但是恰恰在此，在他们眼中，国家不过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偌大华夏邦国遂成党国殖民地。于是，自大统领而至村支书，层层级级，大大小小，各占“一亩三分地”。再就权力性质而言，现代权力文明否定生杀予夺威权至上，认定权力不过是一种必要之恶，而有权力制衡，尤其是制衡于民意和选票的政制设计。此为私性王权政治向公共民权政治逐步进化的政治史，而演绎自上述公权民赋、人民主权的现代观念史。回瞰华夏百年，当年中山先生“军政、训政与宪政”的三部曲政治时间设想，表明尚且秉具现代权力文明意识。蒋二代面对汹涌潮流，不得已还政于民，同样基此政治意识，知难而退，善莫大焉。至于“三个代表”与“新三民主义”，遮遮掩掩，均在拖延之际力争转圜，也还多少基此权力意识而发。
逮至 “后奥运”时段开始重又加剧党化，党国复合体再度进一步碾压社会细胞，等于赤裸裸视国家为政党征服的殖民地，绑架亿万国民当人质。及至居然“五位一体”变本加厉，修宪“定于一尊”，而党国大框架缩减为小圈子内廷一手操弄，在半瘫痪既有国家官僚体制功能之际，相权衰落的结果便是僭政主导下的红色帝国仿佛雏形初现，遂令举国大骇。其间透露出的信息就是，当轴集团一味迷信崇拜权力，以为权力万能，进而将权力简化为武力，相信武力就是权力，就是为所欲为。殊不知，天予天夺，势者时也，诸神在上。故尔，党国垄权后再藉权垄断财富与真理，专营荣誉批发与零售，一切统辖于“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一个主义”，于反现代、反政治之际，活脱脱把中国从好不容易才退守而成的党国架构的威权政制，又回头往红色帝国极权政治再推一步，虽说不该、不必也最终不可能，但已致令国人恐怖，而四邻不安，有以然哉。
三是毫无对于文教风华的领悟鉴赏心性，尤其缺乏对于灿烂文明的崇仰意识。文明是对野蛮的超克，也是对于恶的抑制和排遣，由此自然状态进境于政治社会，而庶几乎可堪安居，蔚为家园。古往今来，见贤思齐，择善而从，是一切文明第次提撕的不二法门。包括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有如清末华夏与战后东瀛，忍辱负重，均为一种自我救赎，而终究有望平等做人，大仁大义，感天动地。中国的三波“改革开放”，无论自觉还是被迫，就是见贤思齐的浩瀚实践。时当山河破碎，风雨飘摇，青黄不接，筠轩使欧，乃叹良法美意;劫馀访日，邓公睹物思情，深感时不我待，始有现代航船之破浪重启。就是所谓“入世”与“接轨”，虽说不无懵懂，但那一份向化悃愊，却也真切无欺，磊磊落落，这才跌跌撞撞，而有今日这般光景。尤需指出的是，纵便百年前左右两翼，或信采议会民主，或追奉马列专政，路向有别，而基此向化之心则一般无二。面对文教风华，亲炙政教雅致，那浩瀚人性喷薄凝练的灿烂景致，则三江流水皆从心过，四山葳蕤都是家园，岂能不心向往之?天光所向，心悦诚服，赶紧学好嘛!
因而，惟此时刻，再临“文野之战”，明知此路不通，却仍抱残守缺，在将自家绑缚于那个可吃可睡、名曰江山的专政红利之际，进而绑架吾族吾民以为殉葬，可谓德性全无，识见尽失，手法不堪，就在于根子上对于文教风华和政教雅致，了无鉴赏崇仰之心性与心智，惟剩对于权力的崇拜和实利之趋附也。而恰恰在此，概如先贤所论，“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由此三大盲点，在下述四方面，刻下政制及其代际群体犯了“太过低估”的认知错误。
一是低估了民智，反面便是低估了自己的愚蠢。时当晚清，有朝廷而无国家，有中国而无世界，万民匍匐。对日抗战伊始，依旧举国一盘散沙，拼死肉搏的结果是中国进入了世界。逮至“五七一”，再度经久锁国，遂致“人民愚昧无知”，而予取予夺矣。晚近四十年，四海涛涌，八面来风，民智大开，上至厅堂峨冠博带，下到江湖贩夫走卒，眼巴巴眺望文明国家境界，期期于左手拿钞票，右手捏选票，一展矫健。封锁与谎言，曾经为极权政制用如利刃，而今早已失效，却还依然信誓旦旦，正在于低估民智，罔忽民情，看层层编删的简报揣度国情，在小圈子围拥中管窥世界，拿草根毛左当作人民的样本，则举止应对，奚能不牛头不对马嘴矣!
二是低估了亿万国民对于既有政制的强烈厌恶与维新求变心切。风雨苍黄七十年，尸骨累累，其正当性早已不再。“第三波改革开放”让利于民，容忍市民私性消费嚣嚷，多少松绑社会与头脑，这才暂且换得了政制合法性，乃有盆满钵满。但垄断权力与财富，孜孜于专政之万世一系，顽抗普世价值，不肯还政于民，知行悖逆，早令大家厌烦，而万众思变矣。当此之际，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岂止审美疲劳，直令政治作呕，而祸莫大焉。由此，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当下主题不是别的，就是从“让利于民”进至“还政于民”，而于建设华夏邦国优良政体的努力中，阻止这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演变为红色帝国。
三是低估了国际社会对于红色帝国的提防程度，以及世界体系的紧密互动之于内政的强烈影响。如同笔者前文所论，“二战”养痈遗患，教训深重。“冷战”终究以自由政体获胜告终，但代价巨大，及至解体之际，反人类苏俄式暴政已然蹂躏半个地球。凡此早已告诫世界，绝不容再有此种帝国崛起。华夏文明复兴，自有正当性，不容置喙，但国家建构绝非导入红色帝国一途，同样了无异议。与此同时，中国既为大国，早已深嵌于这个世界体系，因而便有一个四邻八乡跟不跟你玩的问题。若无价值分享与基于政体认同的安全预期，纵有商贸粘连，亦且脆弱不堪。所谓“经热政冷”，抑或“经冷政热”，道尽其乖张。几年来东怼西怼，最后导致印太战略出场，海峡两岸三地离心离德，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国运下坡之忧惧。此不惟中国体量巨大，卧榻之侧难免惊心，更在于不期然间造成的“红色帝国”迹象令人生惧，方才有以然哉。
四是低估了历史进程之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历史决定论式的铁律，并不可靠，不过“人为的辩证法”。但历史进程不待人谋，昭示着生存论意义上的生活方式的可欲性，从而具有可模彷性，却皓然于世。进而，其不惟转化为择善而从的文明论，更且秉具道义立场，蔚为德性的优美。在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意义上，其所要求并展现的便是一个文明国族的政治成熟及其决断意志。正是在此，当下朝野上下对于立宪民主政治的呼求，对于引向红色帝国歧途的拒斥，道出的是吾族吾民的生存意愿，也就是一种德性的自我修为与心智之不可羞辱，早已暗流汹涌，只待澎湃前行，恰为历史进程之浩浩荡荡也。对此了无意识，辄以“煽颠”对待，将文野之战扭曲为权势之争，抑或官场肉搏，正为这拨人等既缺历史意识，复无德性修为的政制恶果。
四、“斗”字诀要不得
走笔至此，必须要说的是，关键时分，层峰以一连串“斗争”，再度释放不详信息。新年伊始，首席官媒亦且“斗争”标题迭出，“军事斗争”字样赫然，令国人胆战心惊。其实，“十九大”之后，“伟大斗争”修辞即已进入官方话语，只不过不如此番之大言傥论、连篇累牍也。兹事体大，首先关联内政，同时及于国家间互动和全球政治，亟需慎思明辨。须知，长达三十多年里，国朝奉行残酷斗争哲学，曾经连年“运动”，不仅刽子手们自己也先后走上祭坛，哀复后哀，而且，更要命的是使亿万国民辗转沟壑。血雨腥风不过就是昨日的事，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劫，又听鼙鼓，你想天下苍生心里该是何种滋味。故而，此刻再以排比句式连提“斗争”，予人浮想联翩之际，等于宣告邦国和平不再，毋宁，重启内战。而这恰是红色帝国每遇危机之际的拿手好戏，也是支应对手的杀手鐗也。“解放台湾”或者“解决台湾问题”如利剑悬顶，就在于一旦内政吃紧，大国关系紧绷，则随时出鞘，便源此“斗争哲学”也。中国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已如前述，则断断不可滑入此途，重蹈覆辙。
本来，无论市民生活还是政治场域，矛盾与冲突，吵吵复嚷嚷，蔚为常态，堪称家常。而政治就在于迎应它们，适为合众群居的和平哲学。冲突围绕着统治展开，最为剧烈，每致血流成河，惟立宪民主政治破天荒启动了和平解决的稳定正当程序。从“民权元年”开启的党内“禅让制”，若果践行几轮，修葺完善，而转至“主权在民，授受以公”的立宪民主竞争机制，可谓中国式转型正义，也算是一种稳妥过渡，大家想必理解，可以等。可惜，恰恰在此，十年“和谐”，以“拖”字诀应对举国变革要求，玩“击鼓传花”把戏，于“温吞”中一再错失推动政治升级和历史迈步的时间窗口。其之已然开始后撤，实际开启了晚近五年大规模后撤之先导趋势也。而矛盾并没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遂层层积累，以至于斯。但好在明白，再怎么着，也不能重启全民内战，“不折腾”。故尔，虽无政治决断之刚健，却也不敢太过瞎胡来。这边厢容忍权贵分赃以坐实九人寡头体制，那边厢让小民沉湎于市民生活而实腹弱智。两边同床异梦地合谋，全民腐败的熙攘中，居然架漏牵补，甚至于蒸蒸日上，造成了一个“不见精神，但有繁华”的小康之局。
转眼前五年过去，以“反腐”为旗帜的吏治整顿，迎应的是前期沉痾，雷厉风行，颇见成效，却因未能真正启动民主法治登场机制，一再拒绝用选票兑现人民主权位格的时代诉求，而且更加排斥多元议论，不意间竟因势禁形隔，甚至连“禅让”亦且不再，滑到如今的“斗”字诀，岂惟更且不堪。如此不仅还将错失依旧存在、但已岌岌可危、可能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而且将可能导致情势急转直下，重回斗争哲学那个恐怖机制，再度轰隆启动绞肉机也。若果真的如此，“七斗八斗”，亿万国民既是看客，也是人质，其必与其苦心经营的和平家园，最终一同沦为殉葬品，何所来哉!?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当轴个人因素，更多的是体制本身使然。就是说，在维持笔者前文所谓“五位一体”的前提下，厉行整肃，既有体制空间早已用竭，全凭当事者以人身为投入的高压维持，而牵动的是这个体制的根本。可为了维续根本，却又必须动手，但却不能再往前走，虽说明知那是现代国族政治意义上的根本解决之道。再者，囿限于此体制内部的整肃，而非指向立宪民主的良政设计，则“整肃”本身却也严重伤害了其欲维护的体制本身，看似吊诡，却扎实发生了。“大清”与“中华”的矛盾及其悖论，就这样再度浮现。如此，遂陷入死胡同，只能等待终结时分不知何时降临。此一纠结，见诸二十世纪的所有极权政制晚期，特别是苏俄一系极权政制之迁延待决，只当引入立宪民主政治方能破解，或者有所纾解。否则，等待它的便是崩解，土崩瓦解。在此过程中，拖死的不仅是僵硬体制本身，更是作为殉葬品的亿万生灵。而究其根源，就在于拒绝适能提供“政权的永久正当性”的立宪民主公道，遂以让利、高压和欺瞒三位一体支应，就是不肯还政于民。迄至利益蛋糕缩减，让利不再，争利日甚，便三缺一了，看你怎么办，又能怎么办。
职是之故，此时此刻，以法治收束政治，用政治约束政制，而首先是用政制制衡权力层峰，考验着既有政制与政治。而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全民抗争，以落定权力的来源这一现代政治的根本。无全民抗争启动国家主权与政权所有者这一确权机制，就无推导政治民主化的任何可能性。毕竟，从来没有施舍来的自由，只有争取来的自由。其间理路，牵涉到笔者近年一再申说的“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合法性”之联通机制，在此不遑细绎，惟可奉告者，其亦不过是将事关统治的最高权力的冲突与矛盾的解决，收纳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轨道，以避免全民内战，而首先是避免进一步走向红色帝国之不归路也。
五、良政善治与文教风华
戊戌风寒，心事浩茫，思接今古而无地彷徨。斗室枯坐，朝乾夕惕，以三篇三万言，陈述世事，评骘时事，展望时势，自虐复他虐。所出虽一己之心智与心志，而所向乃千门万户之柴米油盐。既忝清华教席，职虽微末，却如敝校先贤所言，“吾侪所学关天意”，则水木生焉，烟火居焉，岂敢懈怠哉?又奚可畏葸耶?故而，以墨代血，挥毫为剑，惟在面对严峻，激发思考，而引发天下同慨，破俗谛，除围障，共迎我华夏邦国奠立于良政善治与文教风华之永久和平矣!
此良政善治非他，惟“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是求，于“政府的周期合法性”中求得“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作育一个全体公民分享自由的共和国，而首先和最终不过是将选票交到每个公民手中。此“文教风华”非他，就是自由、公正、平等、仁爱、信义、和平与理智的普世价值，就是民胞物与、慎终追远与知行合一的德性修为，就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世界精神与人类胸襟。但首先是要善待自己的国民，坐实国民就是公民、而公民天性是个政治动物这一人类本性。开放言论，吾华夏人才济济，必文采风流，斯文鼎盛;开放政治，此邦国久经沧桑，必审慎练达，而政教昌达，日月光华。综此两端，合二为一，恰成笔者一再申言之“以文明立国，以自由立国”，期期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矣。当此之世，舍乎此，请问衮衮诸公，劳驾亿万同袍，吾族吾邦要想求存求荣于喧嚣人世，还将有什么?又能靠什么?
为华夏邦国计，为亿万苍生计，既有的极权体制于血腥中登场，已到体面退场时节。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一阙迫使政治强权从“让利于民”到“还政于民”的全民进行曲。
为此，可得提示的一点是，人民真的来了!一个叫做人民的政治存在，伴随着自由市场、开放社会和网络大潮，真的澎湃而来了。无论教师请愿还是卡车司机罢工之全国联动，抑或退伍老兵维权之举国一呼百应，更不用说公民结社的普遍政治呼求之呼呼鼎沸，已非个体维权的孤立状态，表明基于公民意识集结而成的人民的自我挺立，虽风吹雨打，虽欺瞒碾压，却不屈成长。他们是生民与市民，因而要钞票;他们是国民与公民，欲为选民，还想要选票。只有钞票，吃肉骂娘;只有选票，乞丐民主。两票齐备，天下太平。面对此情此景，为华夏邦国计，为亿万苍生计，既有的极权体制于血腥中登场，已到体面退场时节。——重申一句，该退场了!至于党派集团，如同今日蜷缩台岛的那个老大烂党国民党，不妨在和平落幕中华丽转身，再战政疆，用竞争机制获得的选票，于人民主权治下获授政府治权，而于执政中告别专政。因而，自此往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一阙迫使政治强权从“让利于民”到“还政于民”的全民进行曲。基此，政治和解，全民普选，迎接第三共和，一个中华共和国，是时代的最强音。阁下雅不欲做末代皇帝，但可竞争为首任民选总统，合力同心，而为中国的大转型踢出“临门一脚”，最终完成“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华夏邦国这一真正千年大业矣。
结语
三篇既毕，心力憔悴，欣然而怅然，愀然复释然。哦，这苍茫人世，这浩瀚苍穹，劳我以生，息我以死，而万物有本，天命大化，惟危惟微，全在一念。如此，头顶有佛，人生如寄，惟剩心魂不灭，尚飨!
大转型时刻将临未临，波诡云谲，人人屏气凝神，大地一片沉寂。有如夏日雷暴前的闷湿无声，宇宙纹丝不动。可是，我分明听到脚下春冰咔嚓，我确实看到枝头绿重黛浓，而仰望天空冰河万里铁马奔腾。凛冬已至，至暗时刻，孤绝凄清，一万个希望早已破灭，千万个憧憬冉冉升腾。啊，“我的山河一江春水，我的故国巫山云雨，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好一个大千，为了自由，放声歌唱，万民!
2019年元月6日，定稿于清华无斋
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