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这天，台湾人权团体再次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尽速通过难民法立法。在没有难民法的台湾，难民的接济目前主要靠不成文的惯例支持。曾经为中国难民提供担保的曾建元教授向德国之声解释了整个过程。
基于中国的政治形势，有些人在中国境内遭遇政治打压，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这样的人一旦被遣返回中国，有可能面临人身安全风险。 台湾作为语言相通但相对自由的土地，成为这些人第一个会想到的避难所。 然而，缺乏难民法的台湾，也缺乏一个完整的法律机制，去决定应该如何处置寻求庇护者，这使得维护人权的责任大部分落到民间团体或是善心人士的肩膀上。
年初，滞留在桃园机场的两位中国异议人士颜克芬与刘兴联，因为始终无法获得民间团体的担保，而在机场管制区内滞留了四个多月。 虽有善心人士向他们提供伙食，但是不间断地在机场里面被空调吹着，让他们的身体状况变得虚弱。 当时，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主席曾建元挺身出面担任担保人，才让他们能离开机场，入境台湾，等待第三国庇护。
曾建元向德国之声解释，台湾因为没有难民法，而产生一个矛盾：在《国家安全法》或《移民法》的框架下，一个没有合法文件却尝试入境的个人属于非法入境，或俗称的偷渡者，台湾政府应该予以遣送回出发地；但是另一方面， 台湾早在又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两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相当于同意了国际法上的“不遣返”原则。 在这项矛盾尚未解决的时候，来自各个国家的难民仍然陆续前来台湾寻求庇护。 因此，长年下来，政府机关与民间团体逐渐形成一个惯例。 台湾出入境的主管机关移民署设立收容所让非法偷渡者暂时栖身，但如果有人愿意出面担保，个案才可以离开收容所，自由的在台湾生活。
颜克芬跟刘兴联曾经滞留在桃园机场第一航厦二楼四个月
曾建元回忆道：“当时这两个个案他们到达台湾的时候，有非常多不利他们的信息传递到台湾来。 有可能是他们原先生活的泰国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再加上中共国安单位应用现代科技严密监控政治犯。 这些不利于他们的信息让经常出手救援的民间团体迟疑，希望有更明确的事证，才能放心出手援助这个个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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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颜克芬与刘兴联滞留机场时，德国之声曾经采访援救过中国籍政治异议人士黄燕的机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 当时其理事长杨宪宏告诉德国之声，他们认为中国有意识在制造难民，为了避免接应到假难民，联盟内部自有一套机制。 在那个机制以外的人，联盟就会采取比较保留的态度。
担保人承担的风险
曾建元说：“我当然对于在网络上对他们(颜克芬与刘兴联)指控的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去证实或否证，可是他们确实是持有联合国所核发的难民证，这应当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基于这一点，再加上当时已经快过农历年，他们也在机场待了四五个月，基于人道考虑总要有人出面帮助他们，所以我才愿意出面。 ”
担任保证人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曾建元的担保相当于承诺台湾政府，颜克芬与刘兴联两人会遵守台湾的法律，也会在指定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报到，以证实没有犯罪逃亡之虞。 他也必须保证，如果最后政府认定两人属于非法入境并决定遣返，两人也会尊重行政处分决定。 如果颜克芬与刘兴联最后违反了以上承诺，曾建元的保证金便会被没收，也会被处以罚锾。 曾建元在提供担保前刚结束他在政府机关的工作，处于没有收入的状态。 因此，最后他也向民间团体永久和平发展协会请求协助，才有办法支应颜刘两人的生活开销。
“需要机构整合资源帮助大陆政治难民”
曾建元说，仍然期待台湾政府应当是有能力担起责任的。 “最近这几个个案，我当然个人基于义气相挺，但我的经济能力是有限的，一两个我还没关系，但是人多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需要有个机构去整合资源去帮助大陆的政治难民。 ” 他提到，台湾曾经有过政府资金支持的民间机构“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现在已经改制而去除掉接应难民的功能，他期盼曾经有过经验的这个组织恢复昔日业务，可能可以发挥整合台湾民间资源的作用。
虽然“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曾经在1977～1988年间救助过过46艘难民船、超过2,000名难民，但是当时的作法是将难民安置在澎湖，为他们建造难民营，与台湾主流社会区隔开来。
长期关注人权的立法委员尤美女呼吁增加民众对难民的认识
立法委员尤美女在呼吁立法院通过难民法的记者会上表示，当时的作法在现在的时空背景已经没有办法重现。 如果台湾要制定难民法，势必也要为“难民”这个身分去污名化，让台湾民众可以接纳难民融入到社会。
台湾难民法难以排入议程
在中国与香港的人权空间逐渐紧缩之下，台湾的立法态度将牵动着周围人们的命运。然而台湾政府虽然自诩为重视人权的亚洲先驱，但在推动难民法上，相对其他人权法律则显得比较不积极。
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周宇修认为，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担心难民会对国家安全角成威胁，第二个是觉得难民的问题在台湾案例过少，并不严重，所以没有迫切解决的需要。 对于前者，周宇修反问: “所谓的国安问题是你假设这个难民他装作是难民，然后跑来台湾似乎要去做某些事情，这样的说法并不会因为难民法通过与否，而就导致这些人物不会来做这些事。 ”
事实上，相对“难民”，“学生”的身分可能更容易被中国间谍利用。 台湾在没有难民法，一个人要获得法人或自然人担保来得到在台湾居留的资格，并不容易。 难民法立法建立标准程序也会有筛选机制。但是在大学林立导致“零分也能进大学”的现在，基本上只要支付学费，就会有学校给予入学许可，使学生获得签证留在台湾。 之前台湾政府曾经以《国家安全法》逮捕的周泓旭，就是以学生身分待在台湾，与台湾本土支持统一的政治团体合作，开展统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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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维权人士基于人权的立场，认为不应该用人数多寡来决定立法速度，但是现实上，台湾的人口主要都是华裔，民间对于难民的讨论也不显著，比起两岸问题、经济问题，处理顺位并不靠前。 这也导致虽然立法院对于难民法的条文都没有异议，却仍然迟迟没有排进二三读的议程。。 虽然现在目前为止，民间善心人士解决问题，但是这些机构本身也盼望政府为他们提供协助。
颜克芬与刘兴联在获得担保之后，到永久和平发展协会帮忙研究工作，在台北生活了三个多月。 到了五月，确定获得加拿大庇护，动身前往加拿大。从颜克芬准备出境时的自拍视频中可以看见，他把头发剪了，穿著也体面许多。颜克芬在德国之声联系他时表示: “感谢台湾方面对生活方面的人道主义帮助，感谢永久和平协会和曾建元教授冒着风险担保。并且感谢贝岭先生的住处。”如今他在高纬度的加拿大，周遭环境清爽空旷，因工作而奔忙。
转自：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