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以史为鉴,教育必须放开

今天来的都是各位教育界的大腕,而只有一个外行,这个外行就是我。我的题目是教育为何必须开放?——以中国近代史为鉴。

一谈到中国教育,中国的文化发达,中国的教育发达,大家一谈到这些就喜欢谈中国的科举制度,考五经,考儒学经典,实际上发展到后来,通过这个考试确定什么知识是合法的,什么知识是不合法的,或者说不用合法不合法,用知识的普及,普及的知识最高端就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这是中国传统知识谱系的教育,就是这样规定下来的。到了清政府,林则徐提出了一个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可是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总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有原子弹,我也要原子弹,当时从上到下都是反对的,因为这违反了道同,这是不能容许的。到了洋务运动之后,才又重提林则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曾国藩办了洋务派的学校,虽然李鸿章早就提出来应该废科举,但是没敢。这时候有一种新的教育体系悄悄在中国产生,就是教会办的学校。30年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了学校,德国传教士也在澳门收留了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办了读书班,鸦片战争之后1842年澳门学堂到香港,后来英华书院也到香港,英国教会在宁波开办了第一所学堂,1845年美国也在宁波建立了第一所学塾,1850年上海也办了英华书院,虽然说还很不规范。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已经达到800多所,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教会学校又进一步增加。到了1877年,教会学校有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中西学并用,增加了中国传统的东西,其次专门从西方请了教育家来当老师,之前可能是传教士或者他们的夫人随便办个班,还有教学的对象从前只是社会的底层,逐渐开始向富人家孩子招生。有了这个转变,许多教会学校就开始有了大学。到了19世纪末,教会大学虽然还不完善,不能和西方普通大学相比,数量也少,但是它毕竟把一套比较完整的西方教育体系移植到了中国,有幼儿教育、初等教育、高中教育,而和中国传统教育比,它对中国传统教育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威胁,打破了教育当中的垄断地位,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首先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其次是培养现代知识人才。1905年清政府非常被动地废了科举,于是这些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成为了教育人才。教会学校后来的大学水平都比较高,尤其和外国学校合作,比如燕京大学的新闻学院和世界最好的密苏里新闻学院结合。

从中可以得出几点意见,第一,正是这种非国家的教育代表着历史的潮流,第二,在国家控制的教育体制之外建立了另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为社会转型提供了人才知识,同时也使旧教育制度的废除避免引起更大的震荡。第三,国家可以有自己的教育体系,但是国家没有权力不允许他人办教育,我觉得国家有国家的,其他的人也可以办一套,我们自由竞争。第四,从根本上来说垄断教育是一种知识的垄断,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能有知识的垄断权,对教材应该有自主权,可以有国家颁定的教材,但学校可以有选择权,可以不选你的。第五,只有竞争,教育才有活力,才有多样化。最后就回答我的问题了,为什么教育一直放不开?近代历史说明了,第一,政府并不见得总是正确的,清政府的那一套办教育的方式不废科举就证明他也有可能犯大错误,政府规划得再好也有可能规划错了,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应该允许有另一套与国家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的存在。第二,这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政府无权垄断教育。政府有义务提供最好的教育,提供监督。我觉得从近代史来说,教育就必须放开。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对教育没放开所引起的。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据2014年5阅25日《现代大学周刊》。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在“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2年会上的发言,原题:以中国近代史为鉴,教育垄断必须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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