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规模青年学生争民主和平示威活动曾意外地成为团结海内外华人的一条特殊纽带。当时主权尚未正式回归北京的香港迅速卷入其中，从捐款、送帐篷等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到5•21百万人大游行，港人始终满腔热情地关注和支持着这场自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街头民主运动。六四屠杀发生后，香港更成为众多被北京当局追捕的民运人士的逃生跳板。来自各界的不同人士迅速组成“地下通道”，成功地帮助不少处境危险的学运领袖由香港逃往海外。这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黄雀行动”。2014年随香港争普选和平占领中环行动而重新站到民主前线的朱耀明牧师，当年就参与了地下通道的救援行动。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参与救援行动的经历，以及八九六四事件对香港社会的深远影响。
八九学运点燃了海外华人的爱国情
法广：首先，关于黄雀行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１９８９年的时候，您是如何参加到这项营救行动中的，当时香港社会是否支持这样的行动？
朱耀明牧师：“六四屠杀，我想整个香港人都很愤怒，都很受震动，因为没有想到政府会用坦克、用枪伤害自己的人民。这一点，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我记得我６月２日还在北京同乌尔开希说：这个运动本身是成功的，因为这场运动把海外中国人的爱国热情都燃点起来了。但是，我当时也看到广场周围已经布满了军队，看到其他的防备等都布置好了。我对他说，清场是早晚的事……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军队是用坦克和枪来杀害自己的人民这样的方式来清场。因为当时在广场的人已经不多，而且，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行为，什么都没有，就坐在那边。当时还有“四君子”（法广注：刘晓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在那边劝他们怎么有秩序地撤退……从来没有想到坦克开进来了！枪开了！”
“我６月３日要回香港，帮助一个人证婚。所以我６月３日就回到香港了。那天参加婚宴晚饭的时候，已经有记者报道说：开枪了！我们都不敢相信，因为当时广场上那么和平、有序。为什么要开枪呢？！后来宴会结束回家以后，我们都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很多的伤者，看到救护车在来往广场，而且看见有穿白衣年轻人满身鲜血地被用木头车子推着去医院；也看到医院很多等候救援的受伤者，而且看到医院里有很多遗体……当时，我想，整个香港、整个世界都震惊了。特别是香港很近，很多记者都上去，又回来，所以信息很通畅，我们都很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看着电视，都流着眼泪：为什么有这么残忍的政府，这么暴虐的政府？！会杀自己的人民！使用那么大的武器来杀自己的人民！当时我们都很愤怒，也很伤心，看到那么多受伤的年轻示威者。但是都不晓得应该怎么做。”
“我自己在６月４日凌晨的时候，看到那些电视画面，我祷告：上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呢？好像什么也做不到。我们在香港，他们在北京……每个人都想做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样做。所以，６月４日，所有香港人都去跑马地哀悼，声讨制造屠杀的政权。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做什么。”
朱耀明牧师：“我是代表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参加支联会的。支联会成立之后，我被选入援救组，看有什么需要，就提供帮助。当时有批法国医生说北京需要一批药品，我们就筹款，准备购买药物，送往北京。但那次没有做到。”
“到6月中的时候，我听说有人开辟了所谓的“地下通道”。这个地下通道开启的时间，我并不知道。但现在翻看历史，看那些参加的人，他们说大概是在6月中。那些逃亡的人士为什么逃亡呢？因为发生六四屠杀以后，马上就有通缉令，第一个通缉令名单上有21个人，后来是30多人。有两个通缉名单。我大概是在6月中以后，听说有人救出了李录，还有严家其夫妇。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打开了路，他们说先同香港政府打招呼，说可能有人逃出来。那些逃亡者都没有钱，但他们有名片，是一些记者给他们的。那些曾去帮助他们的香港同胞都给他们名片，有商界的，有文化界的……那些人逃亡的时候，就拿那些名片，通知香港一些他们认识的人，这些人通知所谓地下通道的人。他们先救了一批很出名的人，大约是十个吧。那个时候我才通过友人和媒体听说有地下通道。”
港英政府和法国做了很伟大的工作
朱耀明牧师：“6月底时，来的人很多。开始的时候是法国政府愿意收留这些 流亡的学生。”
“我觉得有两个国家当时做了很伟大的工作。第一个是港英政府。因为这些人来到香港，一定要香港政府默许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即便到了香港，也没有办法出境。它（港英政府）就告诉那些地下通道的人说，如果有国家愿意收留他们（逃亡者），它就可以让他们出境。当时，他们曾接触美国，但是美国没有立即做什么决定。后来他们去法国领事馆，与法国领事馆孟飞龙先生（Jean-Pierre Montagne)谈。孟飞龙先生当时是法国驻港副总领事。他答应了，说：我帮忙。正是因为孟先生愿意帮助这些人，他签证了，让他们离开，所以，那些人来到香港，第一天、第二天就走了，在香港基本上没有怎么停留。所以，孟先生真是一位很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因为他开了门，地下通道才能够开通。如果当时没有人收，那香港政府也很困难。当法国说愿意收的时候，地下通道就开通了。所以，那些人就可以来，然后走了。”
“但是，慢慢地人开始多了，法国政府收了很多。有些人没有名气，但他们也来到了香港。到6月底的时候，人数比较多了。”
法广：有多少人呢？
朱耀明牧师：“大概是有十几个人留在香港。因为第一个安全问题。救出来的那些人呢，先住在其他人家里。后来，他们租了一个地方，让这些人住下。但那个地方也不能再住了。所以，6月底的时候，司徒华先生对我说：朱牧师，你去帮帮他们吧！我就开始去帮助他们。”
“帮他们最重要的事，第一是要同香港政府谈：那些人来到香港，是非法入境者。怎么样让他们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合法地留在香港？因为要有其他的国家肯接收他们，他们才可能走。我们请香港政府让他们留在香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但怎么样保证他们的安全呢？后来，他们告诉我们说，就按香港政府过去的处理方法，将那些人送到入境处，入境处审查他们的身份。如果证明他们与民运有关，就发给他们一个“行街纸”。这是一个可以临时停留在香港的证件，这样，他们就合法了。多半情况下，是给他们3个月的时间。有这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去游说其他国家收容他们。”
“我要做的第二步，是游说其他领事馆，希望他们接收。因为法国已经接收了很多。到7月份的时候，已经有几十人去了法国。法国那边也容不下（这么多人），而且对那些逃亡的人照顾也很少。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照顾那么多人。我们就开始找一些地方给他们住。他们经过入境处审查之后，就可以住在我们找到的房子，等候其他国家接收。香港政府审批了以后，就把名字送到其他国家的领事馆，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收容他们。我也是拿着那些名单，去领事馆。”
“第三步我要做的事，是要去找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华人组织，这些都是从香港移民去的。还有教会。因为要去其他国家不像6月份、7月份的时候，法国当时就收容他们为难民，照顾他们。美国则要求我们找一些担保人，要有担保人照顾他们（离开香港后）的生活。我们就在温哥华、多伦多、纽约、洛杉矶等地找担保人。在7月底到8月期间，大概有七八十人停留在香港。法国当时已经说明他们不能再接收了，因为很困难，当然，10月份邓小平出来以后，法国当时承受很大政治压力。不能够把整个政治压力压在一个国家身上，法国希望有其他国家接收。9月份的时候，美国方面表示愿意收了。这样，法国收一部分，加拿大接收一部分，那个路（地下通道）就通了。”
“我在6月底开始帮助做的就是这种工作：主要是安排他们去外国。”
香港人做了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朱耀明牧师：“你说香港人要不要做这个工作？很简单：当时全世界的国家都很同情这场运动被杀、被追捕的人。大家都很同情他们，香港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捐款、保护他们，有些人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等等，都是基于同情。我说，香港人做这件事，帮助当时那些逃亡的人，是做了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法广：那这些帮助这些内地逃往的人士的香港人都是那些社会阶层的人呢？
朱耀明牧师：“有些是提供信息的。那些逃亡的人只有名片，有记者，还有文化界、出版界等一些曾去支持他们的人都留下了名片。这些人接到电话后，就联系地下通道的人。地下通道的人知道以后，安排和告诉他们去什么地方等候，然后再从香港派船去接他们。所以，这些人中还有以前走私路线上的，什么阶层都有。后来那些逃亡的人跟我们说，在内地，也有公安、军队的人帮助他们。他们坐车的时候，如果发现他们，就当看不到，让他们上车、下车等等……有很多人这样帮助他们。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可能来到香港。”
法广：黄雀行动持续了多长时间？
朱耀明牧师：“自６月中开始以后，一直到１９９７年，一直都在运作，帮助他们，照顾他们。因为有些人坐牢以后想走，我们也帮助他们离开。有些停留在香港。９６年时大概有六、七十人还在香港，没有其他国家接收。到９７年的时候他们很着急，不晓得会怎么样、能不能离开。我就去找香港政府谈，告诉他很多人都希望离开，看有什么办法让他们离开。那个时候，香港政府说，如果那些逃亡的人要离开，他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全部离开。到９７年５月，英国政府收了一批，然后它（英国政府）游说了一些北欧国家：丹麦、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家也接受了一些人。所以，这次行动应该是在1997年６月才完全结束……”
法广：也就是在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之前……
朱耀明牧师：“对。”
法广：在营救过程中，你们最担心的危险是什么呢？
朱耀明牧师：“困难最主要是通信的人能不能讲明白地址。整个行动中有一次失败。那是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份。当时，有人说陈子明、王军涛在湛江的一个地方。消息传到香港，地下通道的人就告诉前线运作的人。但抵达那里发现，他们不在那里，其实是公安布下的局。结果我们有两个人被抓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担心，就是要如何避开上面对逃亡人士布下的局，担心怎样辨别真的、假的，这很重要。”
法广：那两名被捕的人士后来情况如何？
朱耀明牧师：“都放了。”
六四引发港人第二次逃亡
法广：1989年的时候，虽然中英谈判已经结束，但香港主权还没有正式回归北京。八九六四的发生在您看来，对港人和中国内地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朱耀明牧师：“这个影响太大了。因为我们９７年回归。但８９年看到中共政权这样残暴，人们当然很紧张自己的命运。很多人是４９年以后跑来香港的。经过２０年，３０年，他们安顿在香港，他们有家，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他们在大陆已经经历过共产党统治下的各种政治活动，他们是受过苦的，所以才逃来香港。现在看到共产党用这种方法对付自己的人民，当然每个人都很恐惧。所以，那时候移民潮很高。大家都希望离开。他们第一次逃来香港，但现在香港不安全了，他们要找地方去。所以，八九事件对香港人的影响很重要。”
“当时香港人做了两个工作。有些人希望香港人能留在香港，所以，当时有一批人去英国，游说英国政府给香港出生的人发放（英国）护照，保障他们在主权回归北京后的安全；另外有一批人就争取在1991年普选整个立法局（立法会）。这两条线，一个是争取民主，希望能够以民主保障人权、自由、法制。两方面的工作都在做。最后，英国没有给香港出生的人护照，但还是给那些敏感的人发放了居英权。所以，对香港的影响很大，那是第二次逃亡。”
法广：换句话说，也就是八九六四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香港人争民主的热情……
朱耀明牧师：“对，因为只有民主才能够捍卫我们拥有的人权、法制、自由。我们看到一个专权的政权那么残暴，当然民主可以有更大的保障，因为香港有些人可以离开，但更多的人不能离开，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移民去其他国家。”
除救助被中国警方追捕的民运人士外，30年来，港人年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纪念晚会，悼念逝者，呼吁为八九正名。
然而，30年来，香港也随着主权回归北京，而自由空间日渐收紧。曾经帮助八九民运人士逃脱抓捕的朱耀明牧师，2019年无奈地目送因争取特首普选而发起和平占领中环行动的同伴被判刑、入狱。
2019年，港府开始提案修改《逃犯条例》。倘若此项修例获得通过，北京当局将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香港引渡任何当局想要抓捕的人。30年前那次勇敢的黄雀行动恐再无复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