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六四之后中国制造——文明的冲突

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共的军队和武警重新占领了中国。血雨腥风之中,全国各地一派肃杀。正如很多追求正义而不得的人们一样,当时参与抗议运动的人们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判。

遗憾的是,历史并非一个中立的客观存在。正如奥威尔《1984》里所言:”谁控制了历史,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今天,谁就控制了历史。”杀人者控制了今天,历史就会变成嗜血的恶魔,它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良知。

六四刚刚被镇压之后的九十年代,为屠杀辩护的理由,大体上是说:民主自由固然是好,但是西方得到它也花了几百年时间,我们也需要慢慢来。而为了朝这个目标进步得顺利一点,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稳定。

反对者认为,专制独裁是国家动荡的根本原因,民主自由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于是,辩护者说,稳定的原因各不相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老百姓就想被人管,否则就会大乱。

  • 民运三十载 香港六四纪念馆重新开馆为了不忘却筹办该纪念馆的香港支联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这个纪念馆的存在“非常重要”,这是在告诉北京,香港人没有忘却那段历史。

到这里,追求民主自由的终极正当性并没有被否定。这是因为,新的教育还未开花结果。我多次论证,学校教育、出版导向和媒体宣传在六四之后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其方向就是去正义,去价值,去良知。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了虚伪的共产主义,”国学”成为爱国主义显学,利益是否最大化是成败的最终评判。

这种教育之下的新一代终于成长起来。他们就是”八九一代”所等候的未来历史的开端。他们为屠杀辩护的理由变成了:没有当初的六四屠杀,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除了经济繁荣之外,中国并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民主自由呢?就是中共统治的这个样子。不仅没有选票,没有抗议,而且西方对中国的人权监督,再也不是制度的优劣,而是文明的冲突。

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

上个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斯金纳在华盛顿一个智库的安全论坛上,把中美竞争形容为中西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争斗,还称不同于美苏冷战,中国是美国面对的第一个”非白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这个论调在西方引发争议,也得到中国方面迅速的回应。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强硬表态:”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习近平的”文明论”完全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甚至非常动听:”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Chinesischer Journalist Chang Ping (Imago/epd)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如果你看看中共在”文革”期间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如何对待西藏文化和维吾尔文化,就会觉得习近平的讲话非常荒谬。官媒和社会舆论也经常如此,一方面要求西方多元包容,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异议人士无情打压;一方面为西方社会过中国年欢呼雀跃,一方面又坚决抵制圣诞节。

事实上,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宣传伎俩就是如此,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这就是”中国梦”的实质。人权、民主和自由与专制制度水火不容,却被说成与中华文化传统不相协调,好像西方历史上没有过皇权文化和专制政治一样。因此,斯金纳也把制度冲突解释成文明冲突甚至种族矛盾,正中中共宣传的下怀。习近平要求尊重不同文明,在中共宣传语境中也就要求尊重其专制制度。

“文明”一词主要含义有两种:一是指社会文化积累,也就是所有被人类赋予意义的事和物组成的存在,被认为彼此之间是相对平等的;二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被认为有高下之别。如果以后者论,专制独裁以及它所制造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确是不够”文明”、需要进化的。如果认为这样的”文明”需要改造甚至被取代,在认识上恐怕并不是愚蠢的,在做法上也不是灾难性的。当然,斯金纳不应该为中共刻意制造文明冲突论的宣传机器背书,而是应该准确地称之为比苏联更强大的”专制制度”。

转自: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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