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立:今天彻底印证30年前香港对六四的恐惧

香港是一个大部份由难民形成的城市,而这些难民当初来香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生存,其次是为了自由。他们来香港,是因为相信英国政府统治下,个人的生存与自由,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香港人对于殖民地政府的看法,从不是「贤明的统治者」,即使在九七之前,香港人也并不特别歌颂香港政府,甚至称之为跛脚鸭政府。政府从来都不是以有能,有效率而见称,而是几乎每天都被骂。但香港人却相信政府「有信用的保障者」这个角色。

和今天中国人相信中国政府,或者台湾上一辈相信政府能搞好经济不一样,香港人从来都不觉得香港政府「很会搞经济」,香港人觉得经济是市民自己的成就,并非政府的功劳。但他们相信香港政府能保障市民的自由与生存,会做得比同时代邻近其他政府好。那并不是因为有能,而是因为英国悠久的法治传统与三权分立体制。

而香港人对北京政府的忧虑,并不在于质疑中国政府的能力,而是质疑中国政府的信用。中国政府可能很有能力能把经济做好,富国强兵,可是不等于会对香港人信守承诺,更不等于会保障香港人既有的权利。九七前香港人之所以移民,就是害怕在中国吞拼之后,自己九七前拥有的权利与自由,会被一点一滴的削走,而必须长期活在恐惧与自我审查当中。

去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这个恐惧到达了顶点。

六四的发生,令香港人很快推论出「中国政府不会保障香港人已有的权利和自由」这事实,而英国政府将会离去,九七年之后,将没有一个力量愿意保障香港人的自由与权利。这才催生了香港新世代的民主运动。

所以,香港的政客们根本没有治国蓝图也不想执政,香港人其实是想透过「香港已有制度加上民主选举」,创造出一个「防止中国政府威胁自己既有权利与自由」的力量出来。而使香港人在九七前有的权利与自由,能够尽量维持下去,而这也是香港人的共同愿望。

香港人真正想要与需要的,是「香港人的保护者」,保护香港已有的文化,产业与语言,保护香港人已有的生活方式与自由,甚至能为了香港这一个共同体,延续到永远,去思想和计划的存在。 香港的民主运动,只是因为相信民主制度「应该能」产生这样的保护者,香港人对于追求民主,并没有那么多的热情。 假设有一天香港民主了,而选出来的人,并非这样的保护者,恐怕香港人对于民主的信念会很快崩坏。

但自从九七之后,香港就再也没有保护者。

中国政府已被证明,他们无心保护香港的自由,文化,产业与制度,他们关注的只有怎样牢牢控制香港,并尽量从中取利;而香港政府,关注的也只是执行中国政府给的任务;香港的政客,热衷的也只是在制度里玩赢取公职名利的游戏;至于民主化,则完全没有迹像。

部份专制国家,尚且有个保护国家的领导者,例如南斯拉夫的铁托,西班牙的佛朗哥,新加坡的李光耀,他们虽然不民主但至少有心保护自己国家的。而香港的问题,不仅在于专制,更在于这个专制保护的对象并不是香港。

所以,香港比起那些专制国家的情况要更坏一点。

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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