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八九运动中普通民众的高贵

风云人物愧对亡灵和历史

民众对八九运动的支持和参与,几乎贯穿整个运动的始终。大规模的支持始于“四·二七大游行”,在“五·一三绝食”中达到高潮;大规模的参与始于“五·一九戒严”,于“六四大屠杀”前后的反抗暴行和救死扶伤中达到高潮。民众的广泛参与,不仅给予学生以巨大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使运动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扩展到全社会,形成了各阶层的广泛民间动员,而且普通民众的作为充分表现人性高贵,特别是面临大恐怖大危险的考验,普通民众的勇敢远远超过知识分子。

民众的同情心、正义感和牺牲精神,是八九运动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年轻身影,就是这种高贵人性的伟大象征,值得永远铭记。然而,在戒严之前,大学生、知识分子有意识地与普通民众保持距离,甚至为保持运动纯洁性而尽力排斥非知识界的民众参与。这种精英式的傲慢和不授官方以柄的策略所造成的隔阂,是八九运动留下的深刻教训。以至于这样的隔阂甚至造成了大学生将运动的支持者交给警察的荒唐剧,比如,三位湖南青年,向暴君毛泽东的画像投掷墨水瓶和鸡蛋,却被大学生扭送给警察,三人在六四后皆被判处十年以上重刑,至今仍然在狱中忍受着暴政的迫害。如此惨痛的教训足以叩问灵魂和催促自省。

特别要强调的是,死于六四大屠杀的亡灵中,有许多普通民众,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当年的风云人物,但对他们的记录却极为罕见。多亏以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难属群体,已经为普通人的六四做了大量艰难而危险的记录。应该有一部专门记录八九运动中的民众参与的史书,否则的话,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们,特别是那些头上罩着“英雄光环”的风云人物,不仅愧对亡灵,也愧对历史。

本文记述的普通人参与八九的史实,仅仅巨大冰山之一角,主要来自我于九十年代初写就的《末日幸存者的自白》一书(中国时报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版)。那是我个人对八九运动的回忆。值此六四十五周年之际,理应把我的敬意献给那些普通人,不仅是为了保存和强化对苦难历史的记忆,更是为了让历史记住那些被忽略的爱、同情和良知。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八九运动开始悲壮的大绝食。我从五月十四日上午到广场,一直与学生们在一起。今天回忆起来,不仅学生们用年轻生命呼唤自由民主和反对腐败的行动催人泪下,民众对学生的支持也令人动容。

募捐中所见普通人的心

十五日中午,几位北师大的同学来找我商量,想要办一份“北师大绝食团通讯”,印发一些消息和文章。我当即表示支持。但办通讯需要一些设备,如铜板、蜡纸、刻笔、油墨、油印机、纸张以及其他东西,钱从哪来?广场的绝食团总指挥部不给分文。我当即决定去为学生们募捐。三个学生跟着我。一位同学帮我拿话筒,一位同学抱着募捐的纸盒箱,一位同学拿着几瓶汽水,绕着广场募捐。

五月十五日下午和五月十六日下午,我前后共进行了三次演讲募捐,人们纷纷掏钱,共募捐到四千多元钱,捐款者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那个用纸盒子改装的小小的募捐盒内,有工人、个体户、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军人、警察、老人、孩子……的捐款。

在整个募捐过程中,我走遍整个广场,几乎是流着泪在演讲。募捐结束后,我的嗓子喊哑了,泪流干了,许多催人泪下的场面至今难忘:

一位少妇把钱塞到孩子手中,孩子一边把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投入募捐盒内,一边哭着说:“谢谢叔叔阿姨、谢谢大哥哥大姐姐,我要是长大了多好,也能和你们一起绝食”。

一位衣着褴褛的老人,自称是顺义县的农民,居然捐了一百元,再三叮嘱我给年轻人买点补品。他说他不懂国家大事,今天进城想到天安门看看,碰巧遇上大学生们绝食。他完全出于同情心,出于心痛孩子们而捐款的。

在纪念碑上的西侧,坐着一群《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他们打着两条横幅:“学生运动不是动乱!”“四·廿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他们对我的募捐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几乎所有的记者和编辑都慷慨解囊,最少的十元,最多的五十元。

无名者的无私支援

两位不报姓名的电工,神奇地为我在绝食棚中安装了一部电话,只能打出去,不能打进来。他俩说:“我们想这比捐几个钱更有用。”至今,我仍然记得那部老式的、深红色的电话机。我用它与许多人通过话。

一位年轻小伙子,自告奋勇地要求为北师大的绝食团通讯打印稿子。他还告诉我,如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与外地或国外联系,我可以找他,他会为我提供国际直拨长途电话和传真。这个小伙子骑着一辆轻便摩托车,一次次地取走手稿,送回打印好的蜡纸。至今,我仍然忘不了,他跨上摩托车,点火、发动、侧过头向我挥挥手的情景,他的形象潇洒极了。

中信公司开着车送来大批营养品、饮料和食品。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站在汽车上,一边往绝食的学生中间扔东西,一边高喊:“我们是中信公司的。荣老板(荣毅仁)让我来看你们啦。同学们最清楚谁是真正的官倒。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我们荣老板支持。我们中信就深受官倒之苦哇。”

推衣衣之,推食食之

一位农民妇女,拎着一篮子热腾腾的包子来到绝食处,急火火地打开蒙在上面的毛巾,说:“同学们饿坏了,吃吧。跟这种老爷官赌气,弄坏了身体不值得呀。”我走过去,严肃地对她说:“你的好心我们心领了,但这是绝食。你在这拿出包子,影响不好。请你离开。”她说:“你这位同志怎么没良心,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挨饿。多嫩的身子骨呀。”我说:“决不行。同情归同情,绝食是绝食。你还是离开。”这时有几个同学过来,一起劝她走。她同意了。但她用手一指,很坚决地说:“我就等在那边,什么时候想吃了,吆喝我一声就成。”果然,在绝食改成静坐那天下午,她真的又出现在北师大中文系的绝食帐篷中,照样提着一篮子包子,篮子上照样蒙着那块毛巾。

两个小伙子,登着一辆板车,上面装满了棉被和衣物,有的棉被和羽绒服是崭新的。他俩说:“这是我们四合院的几家人凑的,不知能不能用上。我妈正在家里煮绿豆汤,下午送来。”

美国人的友情

十五日上午,有两个美国人要进入北师大的绝食团进行采访,纠察队拦住了他俩。我过去一看,是一男一女,女的是华裔中国人。她掏出名片后我才醒悟,原来是刘白芳夫妇,就是他俩请我去旧金山开会。我和刘白芳夫妇前几天在香格里拉饭店见过面。我让纠察队员放他俩进来。他们拍下了绝食学生和绝食团通讯的情况。他们采访我时,我念了刚刚写完的《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刘白芳的丈夫当即捐了三百元外汇。送他们走时,我说:“以后你们来广场,如果遇到麻烦,就来找我。”

农妇捐出回家旅费

在所有捐款捐物的普通民众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中年农妇。她把五十元人民币塞到我的手中说:“老师,这是我回家的路费,但这些小青年太让我动心了,我宁可走回家也要捐这钱。”

我执意不肯收,她竟哭起来,跪在地上请我收下。

她说:“别看不起我这个平民百姓,我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大学生们是拿性命替我们说话呀。我宁可走着回家也要捐这个钱。”

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她的年龄并不大,但脸上布满皱纹,双手的皮肤粗糙之极,长期的田间劳作和艰苦生活,使她的外貌过早地衰老。但她那皱纹中的泪痕、那不标准的普通话,表达了一个普通农妇的善良、朴素、真诚。

舍生取义的都是普通人

以上记述,仅是我个人经历,远不足以见证普通人对八九运动的支持和参与的全貌之万一。当我读了丁子霖老师等难属所提供的证词和“寻访实录”,更让我这个当年的风云人物感到愧对亡灵、无地自容:那些死于血腥大屠杀的人,都是普通的学生和平民百姓,而没有一个所谓的精英,更没有被视为“八九英雄”的当年风云人物。而且,在那个血雨腥风之夜,死者中的许多人出于本能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毅然投身到危险之中,显示出大恐怖下普通人的生命光辉。

比如,在难属们的证词中记录了如下光辉的形象:

死于大屠杀的大学生吴向东(二十一岁),积极参与八九运动,一直坚持到最后。他生前曾为家人留下一份遗书:“今天天安门的事你们在外面可能都不了解。父母亲,政府通知学联今晚要镇压,我作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这是为了民主和自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子孙,这是我的责任。”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吴向东的母亲徐钰,在儿子刚刚死后的恐怖气氛下,居然穿一身白色衣裙,骑一辆黑色自行车,每隔七天就要往返于东单、木樨地之间的长安街上一次,一连往返了七七四十九天里,以此祭奠儿子的亡灵。因为中国有一个民俗,家里死了人,逢“七”要为亡灵招魂。

年仅十七岁的高中生蒋捷连,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那个大屠杀的夜晚,不顾母亲的含泪劝阻和反锁房门,居然从厕所的窗子跳出,奔向血雨腥风的西长安街,加入到劝阻戒严部队的行列中,被罪恶的子弹射杀。年仅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基于“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直奔天安门,他还没有来得及用相机为历史留下见证,却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见证了野蛮的屠杀。这两位年轻死者的母亲,就是举世闻名的“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和张先玲。

用自己的生命救死扶伤

最感人的是那些在危险中关心别人和救死扶伤的牺牲者。比如:三十岁的杨燕声,出于最本能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早晨抢救伤员,他的人道义举却被罪恶的炸子射杀。二十四岁的清华毕业生段昌隆,在枪声四起、噩耗不断的危险时刻,他白天去急救中心帮助抢救伤员,晚上在民族宫附近劝解戒严部队。可他没有想到,当他跑向一位看上去是指挥员的军官时,一颗罪恶的子弹从那个军官的手枪枪口射出。二十五岁的年轻女大夫王卫萍,在子弹横飞、火光四溅的危险中,自愿加入了抢救伤员的行列,勇敢而镇定地抢救着血泊中的一个个伤员。她是在给一个伤员包扎伤口时中弹身亡的,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二十九岁的毕业于清华的袁力,当他看到戒严部队向四周盲目扫射、致使无辜市民不断死亡之时,他便挺身而出,企图阻止戒严部队的野蛮扫射。他高举右臂,向那些乱开枪的士兵们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但话音未落,他中弹倒下,消失在黑暗之中。

这样的画面,如果也能够被摄像机记录下来,那么,六四英雄的象征性画面就不只是一个人挡坦克的青年了。

普通民众牺牲惨重,风云人物无一伤亡

同时,据我所知,被判十年以上重刑的六四政治犯大都是普通人。比如,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王毅因参与堵军车而被判十一年;青岛的小伙子陈兰涛只因做了一次抗议屠杀的公开演讲而被判十八年重刑。还有那些被以“暴徒罪名”枪毙和重判的普通人。

然而,像我这样在八十年代自封为精英的文化人,像我这样的八九风云人物,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尽管,我是与那些坚持到最后的学生和市民的“黑手”之一,然而,我毕竟是幸存者,我没有在大屠杀后的血腥恐怖中挺身而出,以行动表示自己仅存的人性。离开广场后,我没有回到母校北师大去看看那些从广场撤出的学生,更没有走上街头去救死扶伤,而是逃向了相对安全的外交公寓。尽管,从一九八九年六月开始,我经历了两次牢狱和一次软禁,然而,所有失去自由的时间,加在一起还不到六年。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且,第一次被囚禁于秦城监狱时,我还写了悔罪书,在出卖了个人尊严的同时,也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还有那些自视甚高、瞧不起市井小民的八九风云人物,也无一人死于六四大屠杀或受伤,也很少有人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他们都是屠刀下的幸存者,无论流亡还是坐牢,也大都有个或大或小的名声,得到过或多或少的关注。即便是被判刑十三年的“六四黑手”王军涛和陈子明,也于九十年代中期先后保外就医。

然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这十五年来,又为亡灵们做过些什么!无怪乎那些亲历了六四血腥的普通人会问:当屠杀的大恐怖正在笼罩北京城时,你们这些“黑手”在哪?普通牺牲者的亡灵和他们的亲人,有资格向当年的风云人物提出这样的质问。

打破沉默吧!

见证八九运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部忽略了普通人的爱、良知和牺牲的历史,即便是出于非官方的民间之手,也是极不公正的,甚至就是残忍的历史。对六四血案,无论出于何种藉口,幸存者的沉默,即便是良知未泯的懦弱,也是对亡灵的亵渎、对难属的冷漠。

凡是亲历者都会有自己的真实记忆,所有良知未泯的人都会有不同于官方的评价,然而,绝大多数国人已经沉默了十五年,压抑了十五年。现在,丁子霖等难属和蒋彦永先生已经做出了勇敢的示范,那么,就请亲历者们公开说出你的亲历和你的心里话——哪怕只是一个细节的真相和一句真话!

打破沉默吧,因为不能公开的祭奠无法给亡灵以真正的安慰,偷偷摸摸的同情不会产生真正的力量,刽子手从不怕私人饭局上的诅咒。十五年的沉默,已经使中华民族蒙受太不堪的羞辱。

公开你的良知,献给那些为八九运动付出善良、心血和牺牲的普通人。当你的良知让全世界看到之时,独裁者才能感到来自民间的勇气和压力,亡灵也才能得到爱的温暖,难属们才能得到道义的激励。

2004.6.3

【争鸣】200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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