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因房屋被拆迁而引发的民间抗议不断激烈化，导致人员伤亡的悲剧并非个别现象。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从去年1月到7月，在因房屋拆除引发的三级以上的事故中，共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同时，与拆迁有关的投诉也越来越多，仅今年前八个月，信访局就收到了11641封有关拆迁问题的投诉信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五成，上访人数为5360人，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五成。
最近，接连发生了三起因强制拆迁而起的自焚事件，特别是从安徽到北京来讨说法的农民，在申诉无门的绝望中，9月15日自焚于天安门金水桥旁，更成为国内外媒体的热点之一。
在自焚事件成因的诸因素中，官府的冷血和资本的贪婪，固然是重要因素，然而，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国民权利缺乏法律保护，形成了政府权力和百姓权利之间的巨大不对称。绝望自焚的背后是巨大的人权灾难——国民个人的私产权、公平交易权、申诉权、享受公正裁决的权利、甚至是人身保障权的严重残缺。
私有产权的缺失
中共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赋予了政府部门以任意扩大拆迁范围的强制权力，而如此恶法之所以能够出台，就在于国民个人的土地私有权的空白。尽管，改革以来，下放土地使用权一直是官方政策，从最早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下放，到房地产热中的城镇土地使用权的下放，再到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下放土地使用权已经普及到全国和多种方式的土地交易。
表面上看，这是衙门权力下放的过程，也是一个私有化的过程，但在实质上，这至多是一种政府仍然握有收放决定权的“半吊子私有化”，也是扩大权钱交易的腐败范围的过程。中国的土地仍然是“国有”的，在所有权的意义上，作为分散个体的百姓实际上没有任何土地资产，而只有政府租给他们土地使用权，类似于1949年前的土地所有者与雇农之间的关系。只不过，过去的土地主人只是一个人数有限的食利阶层，租赁土地者在数量上也只是民众中的一部分（哪怕是大部分），而现在的土地主人是打着国家名义的中共政权，它是土地所有权的唯一老板，租赁土地使用权的是全体国民。在此意义上，中共政权强制剥夺私人财产权的整体性，在性质的野蛮和恶劣上，远甚于1949年之前的任何政权。
土地使用权归个人而土地所有权仍然归政权的畸形产权——强制拆迁私人房屋的政府行为，却发生在“国有土地”上，“国土”赋予了强制拆迁以“合法性”。然而，这种所谓的“合法性”是典型的恶法：在公有住房商品化中，政府已经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有偿出让给私人，就等于私人与政府定立了契约。在交易已经变成双方认可的契约之后，契约本身就具有了法律约束力，如果政府仍然强制介入就是违约违法。正如青年学者王怡在《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宪性》一文中所言：“土地使用权是一种物权，土地使用权及其附着的房屋所有权是老百姓用一生积蓄换来的、安身立命的最重要的财产权。拆迁问题首先不关乎补偿，而关乎对私人产权的剥夺。”
而且，普通市民也对强制拆迁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今年8月31日，六名北京居民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对《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和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提出质疑，认为这两个法规中有关强制拆迁的条款，严重违背了《宪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九条和《民法通则》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十一条之规定。
缺乏公平交易权
在“半吊子私有化”的现实中，不可能有自由而公平的市场交易发生，而只能有既不自由、更不公正的“半吊子的市场交易”，因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完整的私有产权为基本前提。当交易发生在私人之间时，不完整的私产权还可以作为交易前提，而当交易发生在私人和政府及其权贵之间时，不完整的私产权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无论是城镇土地还是农村土地，一旦列入政府的开发计划（城市规划、商业开发、基础设施如铁路、桥梁等），私用地就自动转化为公用地，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个人便丧失了自由处置权或自愿交易权，而必须屈服于政府的强制收回之下，正如六公民上书指出的那样。
中共各级政府出台的拆迁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及第七条之规定相悖，因为强制拆迁中的交易价格完全由单方面确定，是典型的强迫交易。在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拆迁改造中，买卖与否、买卖的时间和价格、买受及卖予对象等交易关系的基本因素，皆以政府强制力迫使房屋所有人接受，不想卖也得卖，对交易条件不满意也得接受，以至造成违法拆迁比比皆是，甚至“不惜运用犯罪手段”。
缺乏申诉权和公正的司法裁决权
中共各级政府在制定土地开发规划时，无视百姓的知情权和基本利益，根本不征求民意，不进行公开的社会听证，至多做一点所谓的“专家论证”，完全是黑箱操作，是垄断权力和长官意志的滥用；在土地开发的实施阶段，基本上采取强制性开发，根本不顾及当地居民的利益要求；由强制拆迁所造成的政府及其权贵与百姓之间的冲突，其结果大都是以官府及权贵们的胜利告终。受侵害的百姓，不仅申诉无门，即便有门，申诉也很难奏效。
因为，“土地国有制度”沦为强制开发的尚方宝剑，“顾全经济建设的大局”成为强制拆迁的最大借口，实质上是在为权贵私有化的保驾护航。中共政权及其相关的机构，不但黑箱制定开发规划、非法介入本该加以回避的商业交易，而且在介入中充当开发商的支持者和保护者：
一方面，默许甚至纵容开发商采用恐吓、骚扰和暴力等黑社会手段，轻则停水停电，重则动用警察抓人，甚至不惜雇佣打手，或殴打房主、或纵火毁财、或深夜绑架……对拆迁户进行强买强卖；另一方面，当开发商与住户发生冲突时，政府就动用公、检、法为开发商撑腰，在土地使用权的拥有人遭受到人身和财产侵犯时，本来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的认定：强迫交易属犯罪行为。特别是拆迁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的强迫交易，理应受到《刑法》的严惩。然而，对强制拆迁中的种种违法暴行，公安视而不见，检察院知而不究，法院或不受理控诉或判决控方败诉。
现代意义上的贫困，绝非单纯的资源匮乏和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制度贫困或权利贫困，即权利分配的严重不公。一个用“恶法”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既没有合法性可言，也不可能消除现代贫困。所以，在受害群体很难寻求到有效的行政保护或法律保护之时，走极端的自焚式反抗便成为弱势群体的最后维权手段。
【BBC】（2003年10月0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10北京时间19:10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