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见证了维权运动的起起落落。我想在这里跟您探讨中国维权运动的政治化和非政治化。在维权运动中，政治化这三个字有什么意义？
滕彪：维权运动它的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一直是中国维权运动产生之后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在维权内部非常有争论的话题。但是这个政治化的概念却又非常非常的复杂。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境下用这个政治化，它又是指代的不同的东西。把这个维权运动和争取民主的运动，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如果结合起来，那就是政治化。但是有的时候代理敏感的政治性的案件，这本身就叫做政治化。你去代理法轮功案件，你去代理政治犯的案件，你就是让维权运动政治化。在不同的语境下它有不一样的涵义。
记者：当年2003年孙志刚案件你们是不是就采取了一种非政治化的策略呢？
滕彪：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完全是。在这个公开信的文本当中是有一种非政治化的策略。我们没有谈人权侵犯，没有谈收容遣送制度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这些人受到的伤害啊。我们只是谈纯粹的法律技术问题，就是收容遣送条例违反立法法，违反宪法，违反其他的上位法。但是我们也考虑了媒体，考虑了网络等等。就是我们知道仅仅靠一份公开信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必须要和媒体和网络结合起来。这个在有一些人看来，这就不叫非政治化。
记者：在您看来，搞清楚维权运动的政治化跟非政治化，它的意义在哪里？怎么样才能确定，比如说处理这个案子应该政治化，处理另外一个案子应该非政治化，还是说其实很难区分？还是说其实很难区分？可能一个案子包含了很多。。。
滕彪：对。在中国这样一个条件下，政治跟法律它根本是纠缠不清的。如果是在西方比较成熟的法律制度下，强调这个法律化，强调专业性这是应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媒体是自由的独立的，然后法官更是独立的。法律之外的东西几乎理论上是影响不了法官的，但是在中国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首先，维权运动本身它不仅仅是维护个案的权力啊，张山找到我我帮助他维权，维权运动它是要通过维权，维护个体的权力，争取自由来促进法制。它跟这个争取人权，争取民主是这样一个大的理想，是分不开的。另外，像刚才说的这种，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技术化，只能把这个维权局限在法庭跟法律专业。这样一个说法和做法我是完全反对的，因为中国不存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你完全讲专业技术。比如说一个拆迁案件或者是政治犯的案件，你仅仅讲法律、专业、证据，那最后就是当局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所以一定要考虑和运用法律之外的东西。
记者：(打断一下)其实找到你们的这些当事人，他们本身还是希望这个案件可以政治化。一般是这样的人才会找到你的是不是？
滕彪：这里边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典型的像法轮功案件，因为它是一个极端敏感，极端政治化的这一类案件。所以律师能够发挥，能够通过自己专业性的工作去改变这个结果是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找到我们的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家属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需要我们为他们做无罪辩护，需要我们去公开这个案件的真相，他们需要我们从法律上去挑战这样的做法。
记者：所以他们明明知道可能是没有胜诉的把握，但是他们需要走这样一个形式，就是希望可以引起更多的关注，对吗？
滕彪：对。他们希望通过维权律师起到的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这个群体受到这种打压，受到这种迫害。还有一类就是一些政治犯，良心犯的案件，如果是仅仅去考虑法律，这些人坐牢的意义就被彻底埋没，他的坐牢的意义就没有了。
记者：那也有一种说法，如果这个维权运动太政治化的话，就有可能把这个民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这个空间给毁掉了。您的观察如何呢？
滕彪：对。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说法。因为当局它对维权运动的警惕是从开始就有的，对维权运动的打压也是一直没有停止。受到打压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维权的活动，而是因为当局想要打压这样的活动。具有这样观点的人他们一直是对当局，对这样一个体制，有一种错误的假设。他们认为如果你不去碰触这个敏感案件，不去直接对抗，当局就能给你良性的互动，然后你的权利就能够得到维护，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另外呢，作为一个律师你拒绝去代理那一些所谓敏感案件，西藏啊、新疆啊、政治犯啊、法轮功啊等等，你去拒绝这些案件，拒绝去帮助他们捍卫人权，这个本身就是违背律师伦理。
记者：但是我看到，李劲松律师他说，这是中国法律80%是好的，然后说80%的案件是不敏感的，政府不会打压的。所以他只做这80%的东西。所以您个人是不太赞同他这样的说法，是吧?
滕彪：对，当然他作为一个个人他有权利去决定自己做什么样的案件。但是对于整个维权运动来说，对于整个律师群体和这个希望推动中国法治宪政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说法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就算是这样，另外20%的受害者你就不管了吗？ 在中国这20%可能涉及到几百万、几千万人。
为了这些小众群体，自2003年起，滕彪律师参与了无数维权事件。中国当局对他的打压也接踵而至。2011年，滕彪被囚禁70天，期间遭受各种酷刑。出狱后，他来到香港，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学者。
2013年，中国大陆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永、王功权等纷纷被捕。滕彪相信自己回到大陆也在劫难逃。于是，他接受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邀请，于2014年从香港远赴美国。从此，滕彪律师再也没有回去过。
记者：从中国大陆流亡到美国，您作为一名维权律师，您有一种就是远离第一线的那种无力感吗？还是说您到了这个自由国度之后觉得可以发挥的空间更大了？
滕彪：都有啊。首先是一种负罪感。很多同事啊，很多好朋友在坐牢，但是我来到自由的土地上没有受到这些迫害，所以比较愧疚。同时也有一种失去战场的这种感觉，对于维权人士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我虽然远离了这个中国，但是我没有一刻远离这个运动， 有一些活动，有一些事情可能在海外做起来更容易。
记者：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您本来是一个主张在体制内活动以加强法治的温和派，而现在希望彻底结束一党专制并以此作为新的行动方向。您觉得您具体有哪些新的行动方向呢？
滕彪：其实这种表述并不完全准确。在中国我从03年到13年介入了大量的维权的活动。在具体参与这些行动，组织这些行动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考虑一些策略，要考虑这个可行性。与此同时我也有很多文章，来讨论这个中国的现行的体制。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大概从07、08年开始，我对这样一个体制就是彻底批判的。当然在再后来，来到美国之后，没有了具体的个案，维权的空间，我的行动我的表述可能就显得更加彻底。
记者：您说您只想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为什么？在您看来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滕彪：这个首先是我个人的性格，个人的兴趣，不希望参与太多的这些政治事务，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写作跟思考，独立于各种党派的力量，各种声音。哪怕是极少数，只要我认为是正确的观念我就会坚持。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也必须要做到这个。中国古话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我又加了一条叫“大众不能惑”，你不能屈服于权贵金钱和暴力，但是你也不能屈服于这个汹汹的民意。要坚持自己认为是真理，是正确的东西。
记者：您觉得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今天的您离您年轻时的理想有多远了？
滕彪：对，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人类有一种乐观的期待，对人性也持有一种更积极的看法。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空想主义，就是完全建立在空中楼阁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律师，我时时刻刻地去关注中国现实发生的事情。这种理想它是可以在现实当中得到反应。我对中国，对全世界有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期待，但是仍然有一些短期的目标，中期的目标，那就是中国的法治，中国的民主化。这些工作是需要非常贴近现实、了解现实，需要大量具体的琐碎的工作。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观点》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我想祝理想主义者滕彪律师 、以及他的同道们，可以早日看到他们心中的理想世界。《观点》节目，让我们分享不一样的观点，我是主持人唐琪薇，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