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在沉默！
北大的“一塌糊涂”网站被强行关闭，只有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先生和已经离开北大三名校友滕彪、俞江、许志永挺身而出，分别致公开信给北大校长和中共要员胡锦涛、温家宝，为北大师生的言论自由发声，而众多的教授们、研究生们、学生们……沉默着；
北大副教授焦国标先生，因公开发表讨伐中宣部的檄文而被新闻与传播学院停课，北大几乎听不到一丝声音；
崇拜毛泽东的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制造了招收博士生的“德怀门”丑闻，除了朱本人近于狡辩的公开说明之外，北大的行政机构和众多师生依然沉默；
校友杨子立身陷“文字狱”时，人们听不到北大人的声援之声；北大研究生江绪林在“三角地”为六四亡灵点燃蜡烛时，偌大校园的其他地方仍然一片漆黑；
……
北大在咆哮！
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北大演讲时，对发生在身边的人权灾难极端麻木不仁的北大学生，却争相加入事先由校方导演的提问行列，“勇敢地”置疑美国的人权状态，说英语的声音很有些嘹亮；
在“校园拒绝邪教”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体宣誓，愤怒声讨法轮功，那声音已经近于歇斯底里的咆哮；
在官方纵容的反美游行中，北大学生走在最前面，向大洋彼岸“美国霸权”倾斜仇恨，咬牙切齿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前党魁江泽民要求“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谕旨，被北大人作为振兴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响亮口号，喊遍国内外；
北大的博士研究生陈伟写出《伟大的政治家江泽民与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论“三个代表”的政治意义》的论文，旨在论证：“我们应当维护、珍惜党的政治权威，而不是去质疑它，以所谓‘民主化’的旗号去挑战它。”该文结尾简直就是歌功颂德的尖叫：“‘三个代表’之伟大，不仅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揭示了新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大脉络。从权威、传统、文化、公共性等多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代表’所蕴涵的政治大智慧；‘三个代表’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江泽民同志不仅是一位功勋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见“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200年9月26日）
北大法学博士宋小庄也曾写下诗评，赞美温家宝访港时引用晚清诗人黄遵宪的诗句来“以诗言志”，宋博士写道：温家宝总理以诗言志，意在鼓励香港同胞以杜鹃啼血之情热爱香港、热爱祖国，以精填海之心建设香港、建设祖国，又间接阐释及弘发了邓小平以爱国者为主体治港的理念。（见《东方日报》2003年7月9日）
……
这就是六四之后的十五年中北大的沉默和咆哮。
北大，曾经是中国大学的骄傲，而现在的北大学生似乎并不知道：这骄傲，决非来自1949年之后的北大，而是来自1949年之前的北大：来自“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来自蔡元培、胡适等师长开辟的自由传统及其丰硕的学术成就，而不是来自毛时代的极权教育的新传统，不是来自文革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如果说，1949年之后，北大还有什么引以为傲的人文精神的话，那么，它只能来自昂首面对暴君毛泽东的老校长马寅初和年轻学生的林昭，来自在八九运动中的北大师生对老北大的自由精神和社会关怀的继承，而不是来自那些看暴君脸色、专写御用文章的教授们，更不是来自六四血案之后日益犬儒化的北大。
1998年的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当中共第三代党魁江泽民出席庆祝大会的官方宠幸被北大人视为最高荣誉之时，北大的自由精神已经死亡：不仅死在恐怖的威慑下、而且死在金钱的收买下。北大的官僚们、教授们和学生们，几乎就是踏着喋血长街的校友们的尸体，一面践踏着老北大的自由精神和人文关怀，一面领受着独裁寡头们恩赐的荣誉、地位和金钱。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先生曾发表过《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蔡先生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而“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蔡先生做了校长之后，一改旧北大的无自由局面，而首开“兼容并蓄”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之风，而“这点半新的”却被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于是，蔡先生质问道：“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所以，蔡先生表示：“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但在1949年后的中国，从19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北大很快就沦为暴政扼杀自由的工具；在中国最有希望走上良性改革之路的20世纪80年代，老北大的自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有所恢复，在新启蒙精神的激励下，北大人投身自发竞选运动，参与文化大论战，特别是在伟大的八九运动中，北大人重新找回了失去的尊严；而在六四血案以来的十五年中，再次被打断脊梁的知识分子们，又开始争做无自由的北大的校长、教授、博导，自觉充当独裁政权及其跛足改革的辩护士。
现在的北大，已经成为“教育产业化”的最大受惠者之一，不但拥有高盈利的公司、高价位的文凭和政权的巨额投资，也拥有越来越多高薪教授和明星教授，却失去曾经拥有人文尊严、育人良知和学术成就，学术掮客们忙于争取“国家科研项目”，用大量的学术及其思想垃圾换取丰厚的功名利禄。比如，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先是用两部电影为实例来论述“法治本土化”，之后又将毛泽东学术包装为中国宪政的奠基人。正如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的评论所言：“苏力挖掘法治的本土资源挖到他最为崇拜的毛泽东身上，真是走火入魔。毛是破坏中国法治的罪魁，他一生主张‘造反有理’、‘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经苏力一包装，竟成中国法治与宪政的奠基人。真是荒谬绝伦！毛自称明朝皇帝的继承人，一直坚持中央高度集权和专制主义，何尝实行过‘纵向分权’？从毛身上寻找通向法治的道路好比抓着自己的头发幻想登天一样。”
今日北大的金色招牌，与其说代表着一种值得骄傲的人文精神和学术地位，不如说仅仅代表着“学而尤则仕，禄在其中”的功利化欲望。今日北大人要“创造世界一流大学”的信誓旦旦，早已把北大变成了“一流学院衙门”、“一流权力工具”和“一流敲门砖”。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1989年的“六四惨案”，政权对徒手的学生和市民的暴力镇压，其屠杀之野蛮和血案之惨烈，远远超过60多年前的“三一八惨案”，但六四后的北大，先是在恐怖高压和军训洗脑之下、继而在功名利禄的收买之下，已经整整沉默了十五年！
在此意义上，1989－2004的十五年，正是北大的尊严扫地和良知丧尽的十五年，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的最耻辱的十五年。
北大：昔日的“自由的摇篮”，今日的“自由的坟墓”。
2004年10月4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4.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