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让世界惊愕的北京喋血三十周年。因为那次事件而为当局所不容并流亡海外的中国自由派人士，正在以各种方式纪念那场唤醒亿万民众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此时传来了广场学生领袖张健故去的消息，同道为之悲怆，民运人士，又消逝一位。
张健其人
张健当年是天安门活跃学生,今天也是以巴黎为活动中心的海外民运活跃人士，是民运组织《民主中国联合阵线》的副主席。他四月中旬到泰国办事，回欧洲途中失联，不少民运人士猜测是否又被绑架了。4月中旬某天，突然传出消息说他已经在德国慕尼黑医院病逝，舆论哗然。
张健1970年出生，北京人，89年春夏之交，他是北京体院的大学生，学生在广场示威绝食时他是维持秩序“甄别坏人”的纠察队长。尽管他2001年去国后因其言行在民运人士中有所争议，但不争事实是：他六四凌晨在广场被击中，弹片留在腿部一直到18年后才在巴黎医院取出。
胡平：张健感悟人生
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作家胡平4月28日对美国之音说：从推特上读到张健病故的消息，很意外，难以置信。他说，张健是天安门流亡者中最年轻的，六四时刚18岁，而且看上去身体那么健壮，体院出身。他的离世让人十分感慨。“我和张健见过几面，包括2010年12月挪威奥斯陆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我和他都出席了。张健在社交媒体上也很活跃。六四中断了他的学业，以后张健再没有机会继续上学读书，他受的系统教育不多，但是人很有灵气和悟性，他写的诗、短文和歌词，真诚感人，有豪迈有苍凉，对人生、对民主、对流亡都很有感悟。”
六四前后，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陆续以各种方式流亡海外，当时，民运人士中一句流行语说：这些人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意思是得到了自由，却丢掉了可以影响读者和民众的话语权，失去了“根”）
张健在其推特上所发的最后一条推文是：张健 @zhangjian8964 Apr 14 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那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生活本来就这么简单。 只需要一点点勇气，你就可以把你的生活转个身，重新开始。 要想以后活得光彩，就只能努力现在。 不是每一个贝壳里都有珍珠，但珍珠一定生在贝壳中， 不是每个人努力都会成功，但成功的人一定很努力！
黄文海：张健从事民运的理由
香港知名导演黄文海4月18日在其推文中写道：今早一打開FB，就看到張健兄猝然去世的消息，令人悲痛。“我和张健有过一面之缘。2009年，我在法国巴黎高等艺术学院，放映电影《我们》及其讲座。会后，一个硕壮、剃着平头的男人，走过了和我打招呼，‘我是张健。’我当然认识他，在著名的纪录片《中枪》中，8964那天，时任天安门广场纠察队总指挥的他，被流弹击中右大腿。随后，为了躲避抓捕，他在中国大陆隐名埋姓12年，直到2001年，才亡命法国，并获得政治庇护。”
黄文海说：2012年，在我与(中国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访谈中，我谈到了这次难忘的会面。“2009年，在巴黎高等学院放映的时候，张健去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必须给自己找个理由，要不然太荒唐了，在海外从事这样虚无缥缈的事业。”
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胡平说：张健这话“这话讲的很哲学，很存在主义”。
夏明谈流亡之沉重和光明
纽约大学夏明教授2019年4月28日对美国之音说：正值1989年“6.4”北京屠城和一批学生/学者流亡海外30周年之际，这批所谓的“89一代”，有的已经离开人世，有的还是英年早逝；有的还为生活的压力所苦，有生活的挣扎，有精神的郁闷。有人概括此时这批人的心态和处境是：“得到天空，失去大地”。
夏明说：对在国内继续抗争和受苦的人来说，所得看起来、听起来可能很美；但对于身临海外其境的当事人来说，在新环境生命的奋斗可能酸甜苦辣、百味杂陈，心里不是滋味，但最痛苦的可能是与自己的故土、文化、亲人隔绝，似乎失去了坚实的大地，失去了安全感和归属感。
而得到了天空的这些人，三十年来陆续有人客死他乡魂归故土，在美国去世的包括自由派标杆人物作家刘宾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12月5日 在新泽西普林斯顿去世）、上海老干部王若望（1918年2月4日－2001年12月19日在纽约去世 ）、大学教授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去世 ）、杂志主编戈扬（1916年－2009年1月18日在纽约去世 ）和赵紫阳智囊陈一咨（1940年7月20日－2014年4月14日 在洛杉矶去世）。后来又不断有同六四有关的“少壮派”人士也在海外去世，八九民运期间因泼污毛泽东像而被判重刑（无期徒刑）的湖南三壮士之一余志坚，在印第安纳州去世，终年53岁（1963年9月29日－2017年3月30日 ）和八九民运期间担任工人自治联合会常委的赵品潞（1956-2004）在纽约去世，终年48岁。
纽约大学教授夏明说：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对中共政策残酷的揭露和谴责。中共用剥夺异议人士归家、回到自己祖国的权利、和亲人团聚的天然人权，来迫害他们，这是深重的罪孽。
夏明还说：当然，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历史上政治人物/知识分子流亡的例子、甚至浪潮也很多（白俄、犹太人和苏东知识分子等流亡西方，尤其是美国）。与这些群体相比，中国人流亡的群体不能说数目不庞大，但在流亡中能够成功完成新的综合、成为世界顶级思想家的还屈指可数。这不能不说，我们许多的流亡人士还没有完全利用好流亡带来的利好—行使远离熟悉的自由，变得更具有批判精神，更具有创造力，成为独特的原创的思想家。
夏明说：但我们也不能低估，过去三十年，我们也看到了新的一轮知识分子流亡潮，尤其是近五年，在纽约我可以说看到了人才的迅速聚集，中国海外华人蕴藏的创造力正在成为华人文化的新中心，而且一种新文化（无论从中文语言本身还是思想构建）正在海外诞生。所以，我们看到了许多的华人流亡知识分子已经扎根海外文化土壤，与世界文明对接，尽管脱离了华夏中心的主流，但进入了全球化的主流。
夏明教授说，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得到了自由的天空，也扎根于一块多元文化的土壤”。这个新文化板块某一天会和中华大陆的板块对接，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创新。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也有一句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 而 to fade away在篮球术语中意思是后仰投篮（跳投），后仰是手段，避开防守把球投出并投进，才是目的。
在中国“凋零”的异议者
在大洋彼岸，三十年来，已经有许多广场和同广场有关的“老兵”“凋零”了。仅在过去的一两年，人们见证了广场四君子之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在了囚禁中和随后引起的一系列相关事件。人们还见证了李柏光律师的去世（终年49岁）。
当年六四镇压时，李柏光在湘潭大学读书。他后来在北京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拿到律师执照后开始“维权”。 他和浦志强等所有后来被说成是“死磕律师”的律师一样，主要为政治犯、维权人士、访民、农民等弱势群体代理案件。李柏光律师曾说：“愿意把自己变成一只蚂蚁，把书面上的权利和自由，通过个案和案例，一点一点搬运到生活中去。”
六四喋血后，一批遇难者家属组织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是丁子霖教授等。去年，就有遇难者吴向东（20岁）的母亲、地质学家徐珏去世。去年去世的还有19岁遇难者王楠的父亲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王范地；北京机械研究所29岁的科技工作遇难者袁力的母亲李雪文。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来，先后去世的遇难者父母和家属已经有五十多人，而案子何时翻案、沉冤何日昭雪却遥遥无期。
去年，中国还有一位作家杨天水在南京病逝，终年56岁。“六四”期间，杨天水参加了南京地区的民主运动。“六四”之后，被判入狱十年。六四后直到去世的这二十八年，杨天水在狱中度过了22年。
张健：我的父亲母亲
2016年5月31日（六四前），张健曾撰文谈及父母和他的天安门经历。在文章结尾，张健写道：
这就是我的一九八九，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我在巴黎写了一个横幅，上面有我写的一排字，大家共勉。
六四英烈，饮弹高歌，求仁得仁行不行。
自由中国，生死与共，一生爱你够不够。
中国有句老话：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求仁得仁的中国异议活动人士刘晓波曾说过：“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但是即使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拒中之中毁灭。”
张健的同道们认为：张健做到了这点。
转自：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