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香港会议刚刚在香港落下帷幕。像往年一样，会议集聚了来自多方的中国人权卫士。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曾在会议召开前向本台表示：会址之所以选择在香港，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探视中国国内政治的“风向标”。今年，这一“风向标”标出了什么？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表述了她的看法。
法广：首先请简要地介绍一下本届会议的情况。哪些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是否完成了预期目标？
廖天琪：这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年会和颁奖典礼，香港方面来了很多的人。有：何俊仁律师、程翔这位著名记者、还有前政治家长毛（梁国雄）、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士，如：香港原来的记协主席麦燕庭女士。当然，还有我们笔会的一些会员，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这些会员出来之前，有些人受到警告，他们就没有办法出来。但是，还是有一、两个冒险提前赶到香港，可以说逃过这一劫，顺利地来参加会议。但是还有几个人在出关的时候被拦下来了。另外还有刘慧卿女士，他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刘慧卿女士原来是立法会议员，因为时间冲突，她刚好在马来西亚，所以没有赶上。
另外，因为我们没有把目标设得非常高，事实上我们（打算通过）这个会议试一试北京的态度，是不是能够让我们顺利地召开这次会议。当然这次会议并不是特别顺利。但是我们达到的目标远远超过预期。因为会议在香港受到了媒体方面（的关注），有很多报道、受到很多重视。
同时我们也给何俊仁律师颁发了“刘晓波纪念奖”。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奖。是我们最近几年开始设立的。就是把它颁给当年营救过刘晓波、以及后来营救刘霞、出过很多力的国际知名人士，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卜迪女士，她是伊朗的一位律师。我们在两年前，将刘晓波纪念奖颁发给她。这一次通过颁奖典礼引起了媒体很大关注。因此我认为我们达到了预期目标。
法广：您曾在会前向我们表示：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是一种探视中国国内政治宽紧的“风向标”。请谈谈，本次香港峰会这个“风向标”测出了怎样的结果？
廖天琪：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今年感到这次会议在准备期间并不顺利。因为我和潘永忠（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先生是从德国过来的，还有从澳洲过来的齐家贞女士以及其他从各地赶来的人士。我们一到香港，香港文化界人士就跟我们说，现在香港的局势越来越紧。各方面，包括出版业、新闻业都感到这种压力。
为什么说我们这次碰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困难呢？首先，在开会的场地方面、租借场地方面就碰到了一些难题。以前我们有一些可能性，比如在香港的大学里借到会场来召开会议。但是，这一次我们尝试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会议几乎不大可能在大学这样的正式的学术机构里面召开。我们也联系了其他方面，但是均出于各种原因，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开会场地。最后我们在一个比较大的天主教的书店里面举行的会议。这个场地非常地好。不仅宽敞，而且气氛也很好。另外，我刚才说过，我们的会员出来不是那么容易，他们受到的阻力比往年更多。往年我们参加会议的人，有的时候十几、甚至二十个，但是这次来的不是很多。大概只有十、或者十一位出来了。所以我曾经说，我们在香港开会是一个测试北京政治风向标的做法，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法广：独立中文笔会2019香港年会邀请了香港铜锣湾书店经理林荣基先生。他发出了怎样的感言？
廖天琪：林荣基先生是一位非常敢言的出版界人士。大家都知道，当年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几位负责人都被抓了。包括出版人桂民海，到现在还没有被放出来。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会怎样。但是林荣基和其他几位先后都被放出来了。其他人不大说话。但是，林荣基不仅是这一次，他也出席了2017年我们举办的上一次会议。他说：香港的出版业，他不需要做太多的评论，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的萧条。这与铜锣湾书店当年发生的事情有直接的关联。我们自己也注意到：香港的出版业每况愈下，有很多的书店根本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出版业萧条，同时有一些杂志刊物也都出于各种原因停刊了。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林荣基先生非常敢言，因为从个人来说，他的后顾之忧稍微少一点，他没有太多的家人牵涉到中国大陆内部的企业等方面的联系。所以他就敢言。他表示：香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言论自由已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如果再继续下去，真的就不知道一国两制还有什么意义，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他的表述赢得大家非常强烈的共鸣。认为他说的十分有道理。因为来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文化界的、出版界的、新闻界的。大家对于这些变化是感同身受。不是听来的，是自己直接感觉到的。所以我认为，像他这样一位人士前来参加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法广：香港的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目前处于怎样一种状况？
廖天琪：其实何俊仁先生和程翔先生都对这个问题重复地说过：形式非常地严重。特别是香港前记协主席麦燕庭女士，她举出了很多例子。从事新闻工作，会面临巨大的危险。即便你不是新闻从业者，而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由于香港目前正在酝酿修改一些法律，其中有一条叫做“煽惑罪”，根据这个罪名，任何人只要在网上散布或者散发一些文章或言论，让中国官方觉得不合适的话，散发对象如果超过500人，你就要负法律责任。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脸书等（社交平台），绝大部分都超过500人，等于人人可以因言获罪。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法令。一旦获得通过，可以说将人人自危。还有一点，麦燕庭也提出来，就是引渡条例。我们仍以铜锣湾事件为例，铜锣湾书店店长李波先生，他是英国籍。而他的发行人、老板桂民海是瑞典国籍。这两个人都不是中国国籍，也不是持香港证件的人。但是他们或是从泰国被绑架回去、或者是在内地被抓捕。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包括外国人，都可能会被引渡。从别的地方引渡回中国大陆去。这是非常厉害、非常严重的一个法令。
此法令一旦通过，不仅对言论自由是一种打击，对新闻从业人员和写作人员的打击，事实上也是对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以说是人人自危。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电子时代，每一个人都有社交媒体，只要你喜欢读书，你看到一些好的文章，你都是愿意传给朋友，哪怕是一篇保健的文章，只要是不符合中央的意志的话，你就可能获罪。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把你定罪了，还不告诉你，也不抓你。先放在那里，到时候，他们觉得有政治需要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抓你。这变成了一个人人恐怖的世界。我真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我真是觉得：现在是每一个香港人觉醒的时候，要站起来，反抗这种套在他们每一个人头上的枷锁。太恐怖了。总而言之，香港的“一国两制”几乎已荡然无存了。
转自：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