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张健是北京崇文区重点广渠门中学学生，北京体育馆体校运动员。1989年，被提前选召北京体育学院，同年4月，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东管理台对面，在戒严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张健和戒严部队面对，保护六四同学的时候，被戒严部队部队中校军官，射出的流弹片击中右腿肱骨干上三分之一处，导致肱骨干上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这颗子弹没有贯穿，而是留在了张健体内19年，在2008年法国巴黎军医取出来。六四中枪后后，广场学生把张健推到北京同仁医院，张健后来提供大量的在医院的证明和收费单。送至北京同仁医院之后，同车的另外三人都死亡。张健在同仁医院养伤九十天，张健取出的子弹，和X光照片，还有住院的收费单据，出院和诊断单据，现在都在香港六四博物馆展览收藏。2001年张健流亡法国。
六四二十七周年，又到了。当年十八岁的我过几年就要人到半百。前几天无意中联系上盘古乐队的小段，六四二十周时候，他们盘古乐队流亡瑞典，我作词他们作曲制作了天安门兄弟这首歌曲。他说后来经常往返泰国和台湾，自己的父母都八十多了，漂泊的生涯实在难受，所以他就决定试试在泰国签证。他有瑞典国籍护照，泰国旅行社很快就搞到中国大使馆的签证。于是小段买张机票就回中国。下飞机就被一群国安候着，关了九天。小段倒也痛快。问什么招了什么，反正做的事情都在网络上。当然也把我召了。据他说，我党认为他比我反动。小段对他们说反正搞音乐的，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你们要是抓他坐牢，他就有名气，反动到底。如果要是放了他，他拿着瑞典的国籍也不会再给党国添乱。于是九天之后就放了，现在娶了老婆玩着音乐在中国比较艰难奋斗，但是凑活活着。
流亡者莫大的痛苦就是有国无回，有家难归。柴玲说过她过去的岁月失去两个最心爱的人，其中一个就是自己的母亲。她在流亡，无法看见母亲最后一面。熊焱也是，流亡成美国随军牧师，自己的母亲重病在床，眼睁睁的看着离世，无法守一个儿子应该尽孝的床前济。所谓孝道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明济暗济床前济都难以做到。如同苏晓康先生推着他瘫痪的妻子过着流亡的生活，对我说求仁得仁。
六四被残酷血腥的镇压之后，虽然少有直接抓捕家属，但是每一个遇难者家属，流亡者的家属，残疾者的家属，做监者的家属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煎熬。
六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开始并不知道我参加了这场运动。我的爷爷是前门茶叶店掌柜的，我的妈妈家是通州千亩地金大地主。经历无数运动之后，我母亲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家还有人会卷进政治运动。
记得那是在天安门纠察队指挥部，一个同学告诉我说。你家亲戚来找我。我向前一看，是我父亲。他什么也没有说，放下了一个大食品袋。说这是我们花市二条韩师傅送给我的包子和牛肉。当然，这点东西很快就被纠察队员们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囫囵吞了。再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同仁医院。我家旁边。父亲看了看我伤情，告诉我骨牵引长活动这条腿，不然会肌肉萎缩，就走了。
父亲最初当兵在北京军区，之后调到成都军区。小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讲很多对印反击战的英雄故事，什么肠子打出来还战斗，男子汉站着要像一根柱子，躺着像一根梁。我就是站着进了天安门广场，躺着出来的。也许他没有什么说的。我和父亲有很多接近的性格。父亲在罗瑞卿大比武的时候，在军事专业是成都军区第一名。但是后来政治挂帅，学毛选，就不够积极。毛选背的快，之后就去骑兵营练马。
母亲后来告诉我，六四凌晨，父亲冒着枪林弹雨找我回家。一路上摸爬闪躲，接近天安门的时候，已经戒严了。戒严部队已经合围了天安门广场，父亲看见里面火光冲天，蹲在树下哭了。他以为我已经死了。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中枪，被抢下来，在同仁医院急救大厅里面。许多北京市民父亲找儿子，儿子回来，父亲被打死了。
母亲在医院照顾我几天，但是同仁医院不要陪护。同仁医院骨科的医生和护士保护和掩护了很久，在接近二十天的时候，我被举报。公安在戒严部队的指挥下，卸下我的骨牵引，揣着活动车审问我、最后还是把我留在了同仁医院治疗继续治疗。
在同仁医院九十天。我的右腿肌肉萎缩脱皮，最后比胳膊还细。母亲雇了一辆车，在同仁医院住院处结账。好像是上万元人民币。在1989年这是天文数字。1989年受伤的学生，都是各个学校出钱缴纳医疗费。前提是误伤。不是误伤的就要交出检查认错书。有的误伤的学生也要写认错书。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多钱，我的外婆家把卖猪的钱都凑上了五千人民币。我母亲把钱交给住院处，说，我们目前只有这些，今后的我们慢慢还。同仁医院住院处的医生说，我们打折够了。我们不收这钱，就要被说成支持暴乱。还劝慰我妈妈，五千块钱买了一个大儿子。
我右大腿三分之一处中了一枪，打碎了肱骨干、我的左右小腿和膝盖，有跳弹的皮外伤。共产党的戒严部队拿枪打了我，我这个从燃烧装甲车里面救出小兵的六四学生，我们花钱付人民子弟兵子弹的费用。林昭一颗子弹几块钱。我这颗子弹比林昭的贵。而且折磨我十九年，2008年11月22日我在法国巴黎取出了子弹。我们家里不欠共产党一分钱。现在我和母亲家人都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都快乐的生活。我们没有任何的仇恨。也没有什么敌人。甚至学会向我们开枪的人祷告。也可以超越自身的境遇看待中国的未来。
但是我知道有那么一股力量总是冒天下之大不违，与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真理良知，甚至与神为敌。
我在巴黎一口气流亡了十六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才和我的母亲见面。之前准备工作浪费很多周折，准备很多文件，去政府约会，国内的兄弟还要帮着开很多证明，最主要证明就是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还有中智签证那些中国人，处处刁难。一个邀请信法文，还要中文。还要邮寄反复。
为什么我和母亲迟到那么多年见面，一个是我的外婆想念我一直瘫痪，是我母亲伺候她，一直到前年回天家。
我约好了朋友开车去机场接母亲。可是堵车加算错时间，我们去迟到了。在戴高乐机场出口，等了许多中国乘客过去，也没有看见母亲。周围是人头攒动，这下我可抓瞎了。这时候，我突然听见张–健–张–健喊我声音，尽管很微弱。但是我太熟悉这声音了。从小喊我回家吃饭就是这声音。我一下就看见母亲。在一个乘客帮助下站在咨询台。
可是我突然发现妈妈的一条腿拖着走。我问为什么。母亲说，三年前就被栓住了。但是感谢主，经过祷告和中医针灸，奇迹恢复。可以慢慢走。七十多的母亲这是自己第一次做飞机，自己一个人，本来大弟弟跟着来，可是大弟弟媳妇要生孩子。其他兄弟姊妹都抽不出时间。妈妈祷告之后，说，主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就飞来了。
我打开重重的皮箱，竟然是四大条邻家黑蛋做的香河豆腐丝，还有几瓶北京二窝头。母亲拖着这样的有病的身体，为我拉着如此重的食物。我只有眼泪。
回到家里，我跪在母亲面前。说妈妈。对不起。我实在是不孝。母亲说不要哭。这都是主的安排。不经历这些的风雨，我们怎么认识主耶稣呢。基督徒，地上不见天上见、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我请了假，租了一个轮椅，每天推着母亲，走遍巴黎所有的景点和大街小巷。我感受孝道是推着轮椅推出来的。母亲说，你十五年都没有尽孝，那就推一个月吧。因为我推着我的母亲。几乎所有的巴黎景点都对我母亲免费的。到处都是伸出的手帮助上下地铁。母亲说这个国家人们素质多高啊。多么尊重老人。我没有为法国做任何贡献。他们也给我免费。还开特别通道。就是我因着推着母亲，也免了门票。
一个月的时间眨眼就要过去。我家一个房间窗子可以看见远处的机场。我睡在妈妈的身边，妈妈最后那几天每天都数着遥远天空，戴高乐机场起落飞机。她知道要走了，不放心我一个人。
母亲临走的时候，他把我的衣服全部叠整齐。我送她到机场。这次我专门安排了机场的残疾人接送服务。当机场工作人员，推着母亲进入闸门。那个入口，我是不可以在进去，我看着远处母亲在抹着眼泪。闸口的工作人员安慰她。
无论我在柬埔寨，在台湾，在越南，在巴黎，在德国，我们看见许多飞机飞往中国，但是没有一个座位我们流亡者可以坐下的。
母亲这次是飞到香港，从香港再回到北京。这是法航的飞机。上飞机前，我给母亲写了一个法语的便条。我不吃法国的面包，牛肉和酸奶。我需要两个毛毯等等。母亲后来告诉我，一上飞机，一个穿着西服中国小伙子就一直在飞机上帮忙，给我母亲拿这个要那个。母亲以为他是法航的空少。后来离开香港时候，做南航的飞机在舱门口，我母亲一眼就看出了他。一个穿着一身警察服装的警察。他对母亲点点头。母亲说，原来是特务啊。我对母亲说，那也感谢习主席党和人民政府。帮助我照顾你旅程。
在香港是港之联接待母亲。港支联的冯大姐专门照顾她。母亲见到了占中三子的朱耀明牧师，他也是我要回家的负责人。还有香港电视台铿锵集的那些导演和摄影师。六四二十周年春节他们去我家采访，冒充是我的好朋友来玩，我母亲不知道他们记者，每天好吃好喝。住在家里，最后他们拍摄了六四二十周铿锵集的一部分。母亲高兴见到和朱牧师夫妇，一起为香港，为中国祷告。冯大姐推着母亲去六四博物馆参观。港支联的主席和工作人员在那里。还有我苹果日报的朋友们。母亲不愿意接受采访。她认真的看那些图片。冯大姐告诉我，母亲从头看到尾，从头哭到尾。之后就一口饭也不吃了。母亲说没有想到。学生们，北京老百姓，支持六四的国家领导，最后死的，伤的，关的，是如此的惨烈.
母亲和香港的支联会的朋友洒泪而别，她说，你看看我们家里和这些香港人，非亲非故。六四也是中国北京大陆的事情，她们怎么对我们我们那么好。非亲非故。那么关心。这些人都是多好的人啊。好人支持都是好事。
现在母亲似乎乐观很多，她说比起那些1989死难的同胞，我们幸运的多。人生如果再有一次选择。我保证不做这些事情。我之所以坚持，就是我知道那么多的六四的兄弟姊妹，他们天人永诀。知道现在没有一个还给他们真相。所以我要为六四做这个见证。
这一次找到了当年我在北京同仁医院的出院证明，入院证明和诊断证明、我的子弹捐献给香港六四博物馆的时候，港支联专门写信给同仁医院，询问我的伤情当然他们没有给任何的回答。现在找到这些，放在这里。捐献给港支联。就是要说，面对历史我们诚实无悔。
我一般不愿意把家人和朋友放到这里，六四还有很多我不在这里说。我公布这些，是因为他们已经退休，已经很老了，有的医生和朋友已经故去。一个人的德行和品行不会是一天就高尚或者低贱。水是有原的，树是由根的，一切都有原因的。
母亲说现在的北京生活很好了，特别是北京通州，习近平亲自命令北京市政府搬到那里，在我老家旁边，我们家的那些房子值钱了。老百姓医疗等等，退休金都提高了。可是在巴黎陪我买一次药物。母亲说，这一分钱不花啊，就显示一下福利卡。这真是社会主义国家。
许多朋友请母亲吃饭。一次这里的牛鬼蛇神聚齐。盛排宴宴，我母亲观察一下，你们左后都整的一堆光棍啊。那天一堆民运人士都是老的少的都是单身汉。
我带母亲去了好几个教会聚会，做见证，学生们和教会弟兄姊妹很喜欢她见证。母亲说的很朴实。比如中国人向前没有路，向后没有路，最后没有办法，就一拍大腿，说老天爷怎么办啊。那老天爷过去我们搞错了，不是玉皇大帝。而是耶和华上帝，他的儿子就是耶稣。
有人问共产党员可不可以信耶稣，我母亲说信耶稣的共产党员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母亲最常说的信耶稣要真信。真是信仰者一生追求的目标。
这就是我的一九八九，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我在巴黎写了一个横幅，上面有我写的一排字，大家共勉。
六四英烈，饮弹高歌，求仁得仁行不行。
自由中国，生死与共，一生爱你够不够。
2016年05月31日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