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的反思,公民抗命的代价

Baptist minister Chu Yiu-ming, 74, law professor Benny Tai, 54, and sociology professor Chan Kin-man, 59, shout slogans with supporters before entering the West Kowloon Magistrates Court in Hong Kong on November 19, 2018.
Image caption朱耀明(左)、戴耀廷(中)、陈健民被称为占中三子。

“若我们真是有罪,那么我们的罪名就是在香港这艰难的时刻仍敢于去散播希望。入狱我不惧怕,也不羞愧。若这苦杯都不能挪开,我会无悔地饮下。”占中环发起人戴耀廷在结案陈词时说。

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者陈健民与牧师朱耀明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占领中环”)的运动,“占中三子”希望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占领中环要道来争取普选,结果造就了2014年一场大规模占领行动(又称“雨伞运动”)。催泪弹与79日的占领成为这一代香港人的印记。

他们和另外六人(合称“占中九子”)被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周二(4月9日)被法院裁定多项罪名成立,占中三子均被判串谋犯公罪妨扰罪子成立,另外戴耀廷和陈健民再多一项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

法官颁下长达268页的判词,指出三子推动占中并透过堵路造成公众妨扰,他们不能以“公民抗命”为犯下刑事罪行作辩护。判词又认为,“串媒公众妨扰”这项罪名不会造成寒蝉效应或打压人权。

戴耀廷在进入法庭前呼吁外界要坚持下去,“争取香港民主”,陈健民表示他对发起占中运动无怨无悔,而朱耀明就认为无论裁决结果如何都不应灰心,继续努力为香港争取应有权益。

人权组织形容政府“秋后算账”,占中三子与其他被捕人士是“政治犯”。反对他们的人就认为是罪有应得,应该予以“重判”。

宣判前,“占中三子”接受BBC中文专访,表示面对官非已经做好入狱的心理准备,认为这是公民抗命的代价。在访问中,他们忆述占领行动的细节以及各种反思,如果历史可以重来,可以改善的地方是什么?香港未来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这次,由他们的故事重头说起。

法院外聚集了大批占中三子和另外同样因为占中被控的六人的支持者。
Image caption法院外聚集了大批占中三子和另外同样因为占中被控的六人的支持者。

两个学者、一个牧师

54岁的戴耀廷名校出身,大学选修法律,是因为他觉得世上许多大人物都是法律出身,这位学生会活跃分子常常思考中国与民主、宪政之间的关系。他自言对中国抱有浓厚情感,心底渴望中国走向富强,然后走向民主。中英谈判香港主权移交时,尽管他不认为“一国两制”会是完美的选择,但已是香港最好的出路,可确保香港的价值不变。

他曾以学生身份参加基本法起草咨询工作,毕业后一直在大学读书和教书,后来以法律学者身份向政府、政党给予意见;2001年,一度获香港政府颁授荣誉勋章,表扬他推动《基本法》作出的贡献。

他不是一个运动人士,没有社区事务经验,被称为“象牙塔中的人”,只讲理论而忽略现实,他过往对香港民主发展提出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

但他提出“占中”时,一呼百应的程度远超想象。2013年,泛民主派内温和和激进势力誓不两立,在鹰派作风的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管治下,各界对香港有“真普选”不抱希望。戴耀廷突然以温和学者身份,在《信报》撰写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提出以非暴力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争取真正的普选。

“学者是否很愤怒?”这篇文章犹如一枚震撼弹,牵动整个民主阵营和公民社会。

文章出现后,多个团体邀请他会面讨论公民抗命的可行性。他认为当时的民主运动,需要不隶属任何政党的人,又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才会有号召力。

三人剃发以表决心。
Image caption三人剃发以表决心。

他自己本身没有参与社会运动,缺乏带领组织的经验和能力,最终,他选择了参与民主运动几十年的朱牧师,和推动公民社会的陈健民。两人有丰富社区工作经验,80年代已开始争取兴建东区医院,2002年起,他们成为“香港民主发展网络”的核心成员,推动各专业界别、学术界和宗教界参与议政。

朱耀明得知戴耀廷邀请他时感到惊讶,70多岁的他已经退休,2008年又曾经患了一场大病,起初也怀疑自己是否有力参与。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不会不帮助有需要的人,现在戴耀廷和陈健民为公义作出这么大牺牲,我不能让自己的弟兄孤单上路。”

在香港,朱耀明不是陌生的名字,他立场鲜明,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其电影般的成长经历,打动几代香港人。

朱耀明童年时期被父母遗弃,在中国大陆由祖母抚养,祖母过世后,他单独到香港,过着流浪街头的孤儿生活,曾在楼梯底下当擦鞋童求生,也曾露宿街头被人驱赶,辗转到一间学校当校工,才有机会读书,后来修读神学,把自己托付基督教。这段经历和信仰成为他日后关注基层的动力。

他在1978年成为牧师,为社区争取兴建东区走廊和东区医院,开始在公众领域亮相。在中国“八九民运”,他是协助民运人士流亡海外的“黄雀行动”核心人物,亦因为加入支联会而为人熟悉。

陈健民说,被邀请参与“占中”那刻,与戴耀廷完全不相熟,只是在学术界要发声明,两人才会通一下电话和电邮。起初,他觉得戴耀廷是“傻人”,“占中”成功率只有5%,但当年别无其他办法,“哪怕只有5%,正确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去做”。

陈健民是喜欢走入群众的社会学者,主力推动公民社会发展。过去十几年,他踏遍中国大陆多个角落,传播公民社会的理念,支援和培训众多非政府组织及建立基金会。四川地震的公民社会元年,他功不可没。他亦打入商界和政府,成为中国大陆政府的智囊,非一般香港学者所能成就。

发起“占中”意味陈健民要放弃在中国大陆的一切,为了保护在大陆与他有关连的人,他辞去所有非政府组织的理事和顾问工作。他当时切割大陆工作,并没有很大挣扎,因为香港是他长大、有感情的地方。

建制派由占中提出之时便大声反对,认为公然违法不能接受。
Image caption建制派由占中提出之时便大声反对,认为公然违法不能接受。

运动的成与败

“占中”运动自提出的那一刻便具有争议,公民抗命理论中的“违法达义”,不是所有人均认同。建制派认为占领道路干扰市民生活,而且“占中三子”违法行为,“教坏年轻人”,造成了年轻人转趋暴力的伏笔,进一步撕裂社会——虽然许多民主派人士会予以反驳,认为政府政策失误无法疏导社会的不满。

他们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做法是否可行,备受民主派内外人士的质疑,一些激进派把这场运动视为“革命”。

“占中”前约一个月,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831决定”,订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要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先作提名,再供选民投票。这个委员员大部分是亲北京阵营的人。

“占中三子”及民主阵营认为这是有筛选的选举,并非“真普选”,这个决定激发更多人不满。当时正筹备“占中”的戴耀廷已经表明,运动在“这阶段已失败”,继续占领行动,只是一场“大龙凤”,鼓励更多人关心和参与政治。

但这场“大龙凤”没有跟随“占中三子”的计划进行。他们原本要求参与者签署承诺书,在中环和平占领等候被捕,估计参与人数只有几千人。戴耀廷说,这应该是“中年人运动”,不想学生承担法律责任,但做法得不到年轻人认同。

“占中”前,学生组织游说公众“公民提名”,发起“预演占中”,继而宣布罢课。9月26日,学运领袖黄之锋在“占中三子”不知情下,突然号召群众冲入公民广场,他们被警方重重包围下,激发大批市民到现场声援。

学生在运动采取更大的主导性,两个世代对运动的模式以及实际目标不一样,各有各自的盘算。

“学生世代不满中年人做得太慢,”戴耀廷和陈健民都认为,回看这场运动,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他们忽略了世代之间的矛盾,不够理解年轻人的愤怒以及想参与运动的方式。

戴耀廷
Image caption戴耀廷说,如果知道往后发生这么多事,他或会思考一下会否提出公民抗命。
催泪弹。
Image caption这一代香港人难以忘记的催泪弹画面。

另一个超出三人预期的是政府打压的力度,9月28日,群众在金钟冲出夏悫道后不久,警方便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持枪警察举起“速离否则开枪”的标语。

“占中三子”早已协议,警方动用催泪弹,便呼吁群众离开,但示威者不走,铜锣湾、旺角也出现占领区。79日的占领在这天开始。金钟占领区大部分时间相对平静,会有人回收垃圾或自建学生自修室,示威的和平理性,让国际社会感到惊讶,一方面突显示威者的情操,但也有不少声音提出,这种无休止的和平占领到底能否达到目的。

2014年10月21日,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与学生们在镜头前公开对话,但政府没有作出关键性的让步,学生选择关闭对话的大门。“占中三子”认为,如果没有谈判,就应该退场,但说服不了学生与占领区示威者。

整场运动已经没有清晰的领导层,有“去大台化”的现象,没有一方能够代表整体示威者。

朱耀明发起占中前已经退休。
Image caption朱耀明发起占中前已经退休。
灯光
参与者中不乏年轻学生。
Image caption参与者中不乏年轻学生,很多人也在占领区度过多个昼夜。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李立峯曾经在运动期间到占领区做民意调查,只有6.5%的受访者表示,是响应和支持“占中三子”而参与占领行动,八成多的人认为运动是“为保障香港自由”,以及“争取无筛选的普选”,高达七成人是“支持和保障学生”。

从中可见,虽然“占中三子”是运动的发起人,但运动爆发后,主导权不在他们手里,也没有群众的号召力。

“整场运动,不是什么领袖主导,”戴耀廷承认三子无法带领群众,“我们是否不够深思熟虑?当然也可以这样说。”

“和理非”的示威模式也有所改变,占领运动后期,示威者带着头盔冲击警方防线,三人同样无法劝阻,最终决定退场,选择到警署自首,承认“参与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

朱耀明呼吁示威者退场时落泪。
Image caption朱耀明呼吁示威者退场时落泪。
三人在运动正式结束前已提早离场,到警署自首。
Image caption三人在运动正式结束前已提早离场,到警署自首。

运动最后清场当天,警方在占领区逐一把留下来的示威者抬走,三人不在此列。

占领运动如果以推翻“831决定”或是争取真普选为标准,这是失败的,但三人认为,这场公民抗命能够有政治启蒙的效果。

朱耀明说,一场运动的成败,并非由一个即时的制度改变可以定夺,更重要的是运动的影响力,改变了多少人心。

“我们被告上法庭,是为了香港的民主和公义,我们愿意接受审判,人们会反思为何学者、牧师要坐牢,一旦有了反省,可以唤醒香港人的抗争,对不公义的制度站起来发声,”朱耀明说。

黄之锋回顾“雨伞运动”的得失成败

运动以后

占领运动之后,民主派阵营冒出不少新面孔,有人以“自决”(公投决定香港前途)、“港独”作号召,本土派势力急速扩大,但这股新势力很快被香港政府追击。

2016年农历新年,旺角街头爆发一场骚乱,多名示威者身陷囹圄,连民主派中人也认为这场骚乱是“暴力事件”;同年,青年新政梁颂衡和游蕙桢在议会上高举“香港不是中国”的横额,以及在宣誓时以“支那”称呼中国,两人与另外多名当选议员被褫夺议席;2018年,“港独”组织“香港民族党”被政府下令取缔。

2016年的农历新年旺角骚乱。
Image caption2016年的农历新年旺角骚乱,火烧旺角的场面是近年最严重的警民冲突。

陈健民说,当权者无法满足年轻人对民主诉求,就预示到香港会有一群人走向激进和“港独”,政府持续打压下,“港独”无法走向组织化,街头抗争牵涉过份武力会换来牢狱代价,结果年轻人之间出现一种无力感,很多人变得“犬儒化”,认为没事情可以做去改变未来,嚷着要移民。

陈健民说,这将会是香港民主运动未来面对的课题,东欧国家几十年前争取民主化进程也出现这种运动低潮,现在可以做的是加强公民社会的力量,以及谨守岗位,在被打压时,站出来说不。

人权组织多次表示,忧虑香港言论自由收窄,司法独立成疑。英国国会一份委员会报告直言,香港走向“一国1.5制”,中国对待香港的方式,似乎是想把香港变成“一国一制”,有违中英联合声明。

陈健民对香港未来感到悲观,短期内不认为香港有“真普选”,但今年60岁的他表示不愿放弃。本来,他有机会离开这个城市,但他因为深爱香港而拒绝。他辞去中大教席,希望把大学的讲堂移师到社区,放下教授身段,更贴近基层和普通市民。

陈健民已经辞去大学教席,访问当天,他把办公室内的所有书本都清理。
Image caption陈健民已经辞去大学教席,访问当天,他把办公室内的所有书本都清理。

戴耀廷说,日后会继续留在公民社会,不会放弃争取民主,占领行动后,他尝试在选举上协调民主派(雷动计划),又希望培训人材深入社区参与区议会选举(风云计划),但成效备受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他帮倒忙。

另一方面,他不断撰写有关“港独”的文章,他表示自己不支持“港独”,但不断测试香港有言论自由,结果,他成为亲中媒体批评的对象。

戴耀廷坦言,现在无论街头或议会抗争,都争取不了制度的改变,现在只有默默深耕细作。

“可能有些人好灰心,觉得好无力,在这环境之下,希望他们看到仍然有人未放弃,仍然会坚持,当机会来到时,再一同为香港做点事,”他说。

原标题:香港“占中三子”被判有罪前独家自白:雨伞运动的反思,公民抗命的代价

转自: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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