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心里，改革这个词是隐含有社会进步内涵的。在这一点上，最早朝野双方心照不宣是有共识的。因此改革天然自带一种正义光环，不是任何改变都可自诩是改革的。
那又如何衡量一项变革是否正义呢？是各花入各眼？有没有相对普适的标准？我认为是有的。端看这项变革是否能扩大公民自由，是否能守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从这几项核心标准着眼，那么建构一个政府更谦抑，更谨守权力边界，更尊重公民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更相信市场裁汰机制的体制则是应有之义。
这种体制不惟是正义的，其副产物也会导致产生一个更具活力，更有创新精神，更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对照这样的标准看，律师分级制度本质是anti-reform的，哪怕它是打着reform的旗号。当然发现这点，也谈不上任何洞见。但人总要说话嘛，不平则鸣。在当下，个体讲道理虽然无力，但如果因之都沉默，恐怕更糟。没有武器的批判，就不妨把言说形而上的看待，我说故我在。
所以还得穿上西装和他们辩论。
他们力推律师分级制度台面上的理由，包括有利于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促进专业分工，提高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等。
这些目标当然是美好的，措辞也一贯讲究，满满的父爱主义的慈悲。
问题是这些目标的达成，依靠市场自发的裁汰机制就足够。
首先，律师职业是有准入门槛的，虽然门槛不是很高，就是全国司法职业资格考试，通过了就说明一个人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然后再跟一个师傅实习一年多时间，就在具备相当法律知识的同时了掌握了一定的实操技能。
其次，律师是个高度竞争的职业，典型的买方市场，一张律师证不能保证你衣食无忧，事实上，律师收入符合二八定律，自然存在优胜劣汰。一个律师的名气大小、学历背景、人脉资源、办案经历、术业专攻、办案态度等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通过客户的评价反映出来，现在自媒体也发达，客户有渠道表达对委托律师的满意与否，律师自身也都在不遗余力推介自己。公权力或者行业协会只要能堵住虚假宣传这一关就足够。
何况，律师是个实操性很强的职业，一纸文凭和执业年限，甚至执业经历都无法作为指标来衡量律师办案水平，其办案态度、勇气、韧性、技巧、知识储备、写作水平都难以量化，一个很难量化的评比注定也就很难公正。基于这种很难公正的评比结果，通过权力掌控的平台对特定律师推介和排除，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一种行政侵权行为。那些被排除的律师不仅声誉受损，也必然导致机会的丧失和收益的减少，料必产生大量行政诉讼和侵权诉讼。再次，权力主导的律师分级，必然增加权力的寻租机会，左手反腐右手制造之，不言自明。
所以，问题不在于律师分级制度是否正义。正义不是他们行事的尺度，稳定才是。
在完善评价标准一栏，说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突出考察申请人的政治表现和诚信状况，引导律师讲政治、守规矩，重品行、做表率，严格依法、规范、诚信、尽责执业”。中国语境下，这评价标准说白了就是要求律师讲政治、守规矩，其他都是陪衬，IQ80以上的人都懂。
如果以一个马基雅弗利者的角度看，这也是符合逻辑的，一个高压锅，如果压力越来越高，又不准备开启阀门，就只能拧紧所有螺丝。
要求律师讲政治守规矩，不是要律师懂政治懂规矩，政治和规矩要真懂了，离“两面人”，离“高级黑”也就不远了。
政治是高端的，规矩是多变的，任何恒久的制度都意味着束缚，没有可预测性才可以更恣意，一个基层律师要紧的是听话。这才是他们想要的。
现在看，这个分级制度与市场准入还没有直接挂钩，但这只是开始。绞刑是一门技术活，先要上套，然后慢慢勒紧，最后让你窒息。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人会束手待毙，律师们最擅长的诉讼，也许会集中爆发，但最终注定会被碾压。
回头看这几年，无论遭受多少非议，bigboss都在有条不紊的布置极权的拼图，借助于体制本身的内聚力，对资源的绝对掌控力，借助于AI和大数据，一个完美的极权愿景正出现在地平线上。一旦这样完美的社会愿景实现，将没有人权律师和死磕律师的位置，要么服从，要么出局。
届时也许不服者的沉默，也无法再令他们满足，你必须参与赞美的合唱，再接下来你唱的是否动容，是否入戏，都可能成为打分的依据。人的面部表情与心理活动高度相关，AI和大数据之下，读取你的心理活动并不存在多高的技术壁垒。
律师分级制度，我不认为有谁能阻止，我写这点东西也无意去阻击。事实上，在当下民意如柳絮，纷纷扬扬也都无足轻重。写出来也只能是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在政治极化的今天，李德们上行下效已经无意做开明绅士状，此时再不把自己当外人，以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姿态，连哄带吓去劝谏，就有点尴尬了。所以，这个制度的推出，是否能如他们所愿，起到维稳的效果抑或最终南辕北辙，我选择冷眼旁观。
我只知道，每个人都会死亡，这是彼岸意义的平等。我只知道，面对死亡，只有被青史铭记的人才是胜者。我只知道，只有那些能顺应潮流造福国民的人才能为青史所铭记。我只知道，那植根于人天性的对自由的渴望，谁也无法真正压制，如地火运行。
刘书庆 2019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