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信:修宪一年中国的政治变化(上)

一年前的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此前一个月的十九大三中全会上才提出的修宪草案,取消了有关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连同本来就没有规定任期限制的军委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便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了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的终身国家元首。

或许是被此前五年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彻底震慑,或许是这次精心准备的修宪行动来得太突然,将近三千名人大代表在被隔离的会场以高票通过了执政党的动议。会场外管控良好的知识分子和公共舆论没有发出什么异议,连习惯了近年来白俄罗斯、土耳其、委内瑞拉等国的类似修宪以及全球范围内政治强人浪潮的国际社会,也没有来得及发出什么反对声音。

但是,当人们逐渐醒悟过来,事情便开始发生变化。 尽管有西方学者观察到,习的修宪是成功的,似乎维持了某种政治上的稳定,但是过去一年里,更多的修宪之初或许未曾预料的非意向性后果频频出现,虽然尚未构成大的震荡,却在各个方面悄悄影响着人们对中国政治的态度,一切都改变了。问题只是如何认识其中的复杂联系,如何从短期信号中辨别长期趋势。

背叛邓小平

譬如说,废除宪法对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对中国的社会精英来说,首先就意味着对邓小平政治遗产的背叛和40年改革开放的终结,这是最为直接和清晰的信号。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原本是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政策的标志性改革,由此让那些革命一代的老干部逐渐退出领导层,引入年轻、专业的干部,从上到下逐渐汰换,让朱镕基、江泽民这样的技术专家最终得以接班,形成邓后的技术官僚治国体制。

China Militärparade in Peking 70. Jahrestag Ende 2. Weltkrieg Bildergalerie Jiang Zemin Hu Jintao (picture-alliance/dpa/W. Hong)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右)、江泽民:工程师党,而非革命者党

虽然这一体制逐渐腐败,最终成为习氏政权的开刀对象,也是红二代集团最初拥戴习近平上位的主因之一,但是,技术官僚的培养和进入统治集团,却改造了共产党的形态,使之更像是一个工程师党,而非革命党,让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变得可能,从而培养了中国社会最广泛的改革开放受益群体,也才有以这些技术专家治国经验为主体的所谓”中国模式”。他们虽然稍早困惑于习的种种毛主义色彩,特别是他所宣称的”前后三十年一致论”,却直到这一信号释放后,才最终意识到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被彻底抛弃;当去年秋天”私企退场论”如探空气球一样被抛出来后,他们才惊慌失措,刹那间形成普遍的社会恐慌。

“红二代”的哑巴亏

相比之下,对曾经拥戴习近平的所谓”红二代”集团来说,修宪却是实实在在的打击,就中国高层政治的发展而言,也意味着一个重大转折。应该说,此前虽然在技术官僚和红二代集团之间存在着卡位竞争,后者面临着前者规模和专业的压倒性优势,但是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血腥收场,也给予红二代新的机会。中组部遵循陈云关于”还是自家的孩子放心”的指示,开始有计划地减少77-79的”新三届”干部的提拔,同时有意识地”培养”红色出身的干部子弟。这一”掺沙子”的人事路线,平行于江泽民”闷声大发财”时代的所谓干部年轻化、专业化遴选的制度化进程,悄悄铺就了薄熙来、习近平等红二代接班人的道路,但是也埋下了日后薄、习对决的局面,和修宪后习所面临的尴尬。

因为,邓的路线–从平民阶级中通过高等教育和工作考验不断培养和挑选干部且在胡锦涛时期逐渐制度化的模式,最大的弊病不在于无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这可能是任何一个秉持列宁主义、倚赖”领袖”的共产主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朝鲜式的世袭制倒不失为一条回到君主制的解决路径),而在于固化了强人政治身后的集体领导制,却因”政府中领导成员权力相等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

这是法国宪法学大家狄骥(Léon Duguit)对将一个政府交给一个团体的担忧,譬如法国督政府时期频发的政变根源,同样可以解释从江到胡,中国政治局常委体制越发陷入的无政府状态,胡无力掌控局面,任由常委们的分肥体制坐大,形成党内的七大利益集团和派系,最终导致薄、令、周、徐集团的未遂政变。这本是一个绝对或专制的共和国所不可避免的,而习以加强个人集权、回到毛氏的个人专制来代替集体领导,只是试图解决这一无政府危机,也是受到红二代集团支持的正当性理由。但是终身制却打破了红二代们最初支持他的一个交换,或谓”隐形合约”:在红二代家族内部实行轮流坐庄,即以最小范围的所谓党内民主,隔离平民阶级和地方分散派系所产生的技术官僚集团。

Volkskongress in China (Reuters/T. Peter)

最小范围的所谓党内民主

这本是贵族统治的特色,虽然不符合现代政治的潮流,但是若按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当初对贵族政治的建议,即必然以扩大贵族集团且运用纯粹多数的简单民主原则来解决”没有头颅”或者虚假的”选举总督”的困难,也是可能通向民主的。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自由派和改革派在习上位之初还抱有如此幻想的根源,相信习的集权是为最终转向民主化所需的必要手段,即1980年代一度盛行的新权威主义的道路设想。但是,修宪否决了红二代轮流坐庄的可能,也彻底撕裂了习和红二代的政治联盟。红二代们如同吃了哑巴亏一般难以发作,习又在2018年率先发动了针对红二代的资产清剿,从安邦到海航,防范红二代们利用这些”党外资本”图谋反抗,手法一如普京消灭那些资助独立媒体和反对派的石油大佬和巨商。

专制共和国的诞生

不过,中共现在的统治者似乎并没有斯宾诺莎时代的政治智慧。他们的老朋友如基辛格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斯宾诺莎主义者,务实主义的职业生涯背后其实充满了对世界政治的激进主义理想,从去年到今年几次与中国管理层见面,却没有教会他的中国老朋友们这些政治哲学。反而,习近平的修宪计划最为忽略的,就是民主阵营里的老朋友们。修宪方案公布后,天下之大哗不止国内,而在世界范围。

习将终身连任的消息,也打破了海外曾经目睹苏东转型的一代务实派学者、官员、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幻想,他们原本对经由市场经济培育出公民社会、然后扩大民主参与和推动和平民主转型的道路坚信不疑。譬如按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美国政治学者) 的J曲线,或许处于J曲线谷底的中国,应当有自信向更开放而稳定的一端发展,而不是害怕不稳定而退回到封闭端。何况,在布雷默之前,就有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著名的”威权韧性”假说,承认江胡体制的学习能力和灵活性。

但是,习近平过去六年的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意识形态、互联网、市场环境和政治意识愈益封闭,对外政策则因习在2013年倡导”一带一路”和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捍卫全球化的高姿态,而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激进扩张的态势,外交作风富有进攻性,咄咄逼人。修宪之举则迅速证实了外界对这一趋势的判断,尤其对美国而言,迅速凝聚了左、右两派的共识,消除了传统亲华派的异议声音,有激进保守派甚至将中国归入俄、伊、朝四大邪恶轴心,美海军也开始转向反恐战争结束后的全球战争准备。

中美贸易战便在这一转向背景下发生了,纠纷议题从最初的关税壁垒到日渐扩展的结构性改革,无不针对中国体制的封闭性,似乎担忧中国急速退回到J曲线的封闭端,在中国事实上作为一个大国影响全球的情形下加剧世界范围的不确定。终身制在这个意义上便是这一封闭体制的最后加持。理论上,虽然绝大多数中国政治精英都不在意或者无从理解修宪意义,在拥有超过两千年哪怕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文明”传统的西方世界看来,中国2018年的修宪意味着去除了对一个最高领导人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名义上的任期限制,意味着一个绝对主义或者专制的共和国的诞生。

(未完待续)

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转自: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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