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又开“两会”了。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被强行带到广东中山进行异地管控，唐吉田和许志永在郑州深夜遭到无理盘查，遭软禁和失踪的人数以万计。以北京为核心的全国各级安保部门满负荷运转，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动用高科技手段监控公民和社会每个角落。民生观察在《立刻停止制造“两会”人权灾难》中写道，“每年三月人大与政协召开所谓两会，原本最应该反映民意，体现民意，将民意汇聚形成国家政策法规，却变成了堵塞民意，打压民意，封禁民意，将上访民众、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绑架、软禁、监控、骚扰、失踪、拘禁，如此一来，两会就完全成了中国人民的一场人权灾难。”
“哪个国家议会开会需要一百多万人包括军警、公安、国安及社会安保力量去保卫？什么人开会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动用这么多社会资源？”这展示了人民代表大会隔离人民、反人民的本质。这背后，其实反映出两种相反的政治心态：既是为了炫耀暴力和特权，向人民示威，同时也试图掩饰当局深入骨髓的恐惧。
其实就算上访者把上访材料塞到人民代表手里，也没有几个人大代表会瞧上一眼。这些全国人大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选举。按照中国的选举制度，这些人是间接选举选出来的；但从县级人大到市级到省级再到全国人大，一步一步“间接”过来，跟民众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纯粹是权贵游戏。中国公民不但无法直选最高领导人、国会议员，无法直选省、市领导人和人大代表，连县长、乡长都无法直选。就算县级人大代表和乡镇级人大代表可以直接选举，那些选举也完全被中共操控。没有多党竞争、没有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选举必然只是一场闹剧。绝大多数人大代表来自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党政官员又占了其中的大多数。此外还安排了少数劳模、作家、院士、明星、少数民族等作为政治花瓶，除了住豪华宾馆、举手鼓掌、阿谀奉承之外，代表们什么也做不了。
最奇葩的人大代表就算是申纪兰了。她从18岁少女至89岁老妪，13次当选人大代表，也是中国唯一连任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人。大跃进她赞成，人民公社她赞成，文革她赞成，斗刘少奇她赞成，斗邓小平她赞成；否定大跃进她赞成，否定人民公社她赞成，否定文革她赞成，平反刘少奇她赞成，平反邓小平她赞成”，这些完全相反的决议她都举手，几十年不倒，非有极高的脸皮厚、心肠黑的功夫无法做到。申纪兰说：“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这个“举手机器”乃是党性大发的活标本。她自称代表农民，但她其实是地厅级退休干部，全家多人都是当地官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杰出”代表，申纪兰集中代表了中共治下人大制度的虚假、荒唐和丑陋。
在县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共产党通过种种细致入微或简单粗暴的方法，保障听话分子入围。党所认可的候选人完全不需要费心思去宣传、竞选，就能够轻易当选。但既然法律没有禁止公民独立参选区县级人大代表，有些勇敢的公民就试图探索这种办法，在环境稍微宽松的情况下，个别人还能成功当选。1980年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北大选区房志远、王军涛、胡平、张炜等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中立刊物，最后胡平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湖北姚立法从1987年开始，先后四次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最终在1998年高票当选，是1988年以后中国首位自荐当选的人大代表。2003年和2008年，北京邮电大学讲师许志永以独立参选人身份两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民间推动基层人大代表的独立竞选，成为2003年后维权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2011年年底那次人大代表选举中达到高潮，很多下岗工人、学生、教授、记者、律师和IT业人士，包括李承鹏、夏商等知名网络作家，纷纷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
但很多独立参选人在选举过程中受到骚扰、威胁、监控甚至野蛮殴打。维权人士赵常青1997年成为陕西南郑县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却因揭发选举中的违法行为，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三年。极少数成功当选的独立代表，在当局意识到他们不听话之后，被迅速排挤，或在下次选举时被轻易拿下。
于是就不能不提到仍在狱中的人权律师唐荆陵。2006年他发起的“赎回选票运动”，是一个拒绝虚假选举、唤醒公民意识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通过公开声明自己拒绝投票，来表明背离人民的伪选举中没有自己的参与和共谋，以此力图唤醒选民的权利意识。因为推动赎回选票运动和其他民主人权活动，唐荆陵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公民独立参选，和公开不合作，是在不同方向上揭露出中国选举的虚假本质。申纪兰的一生成为专制的小丑和帮凶，而姚立法和狱中的唐荆陵，却代表了中国人争取民主的艰难抗争和勇气。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