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既是市民日常活动的空间载体，也是国家治理与地方自治的实践场所。在“单位”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社区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与多发地区，社区研究也因此成为城市管理者、规划师、社会学家以及社会工作者特别关注的话题。
在社区营造方面，具有典型“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法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借鉴。一方面，法国的国家权力机构延续了集权传统，中央政府至今保持着对社会强有力的控制；另一方面，法国的地方民主相当成熟，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市民参政议政的兴趣也非常大。强大的中央政府和成熟的公民社会如何共存？作为政府行使权力的末梢和培育地方民主的方式，社区营造成为观察法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视角。借助巴黎经验，我们可以探求社区营造在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与制度建设方面的独特作用。
社区—巴黎城市空间中的马赛克（mosaique）
作为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巴黎一直是各国移民理想的目的地。据统计，巴黎居民中有31%出生在市区，14.5%出生在郊区，32%出生在外省，23%出生在国外，也就是说，真正的巴黎本地人不到总人口的一半。人口构成的多元在城市空间上体现为各具特色的移民社区：有在市中心从事木工、铁匠和餐饮业的奥威尔纳人（Auvergnat），有在蒙帕纳斯（Montparnasse）地区聚居的布列达尼人（Breton），有在13区从事服装和餐饮业的中国人以及聚集在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的北非和东非移民等。穿越这些街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肤色与服饰的居民，听到各地方言、品尝风味餐馆以及领略到不同信仰的神圣空间：教堂、寺庙和清真寺。巴黎城市文化的异质程度令人惊讶，这种文化与空间的碎片化—被社会学家米歇尔·潘松（Michel Pincon）称为“马赛克（mosaique）”现象—正是巴黎独具魅力的重要原因。街区（社区）也成为多元文化的空间载体。
社区营造的意义
在巴黎，社区营造对城市发展至少起到三方面的作用。
首先，社区营造是城市更新的组成部分。巴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大多数城市项目的规模都不会超过街区尺度。
近年来较为知名的更新计划，如巴黎左岸（Massena街区）改造、环城公路上盖绿地以及20区轻轨延伸等，都在立项和方案阶段向社区居民和社区协会做了充分咨询—通过新建项目来带动社区发展是城市更新的重要目标。
其次，社区营造是城市治理的重要手段。经历了197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1980年代的地方分权之后，1990年代的法国中央政府减少了省、市范围内的大规模治理行动，转而在社区尺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地方发展的问题。特别在大城市郊区的衰败地区，政府划定了各类特殊街区：如居住改善区（HVS,1977），教育优先发展区（ZEP,1981），降低犯罪区（ZUS,1996）和经济复兴区（PRV,1996）等等。至1990年代末，全国共划定各类特殊街区750个，平均每12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住在特殊街区。
特殊街区的政策一方面为郊区带来了经济复苏的机会（可获得更多政府资助），但一定程度上也放大了社会对这些郊区的负面认识，加深了社会隔阂。2000年以来发生在巴黎郊区的多起骚乱证明了该政策的局限性。
最后，社区营造还是培育地方自治的有效方式。“68运动”以来，社区营造一直是集体行动最有效的组织方式。在战后巴黎街区的大规模改造过程中，不少居民自发成立了街区委员会，聘请了专业的历史学家和规划师：前者通过将社区教堂和墓地申报为历史文化遗产，成功抵制了官方的拆迁计划；后者则帮助居民制定了新的社区发展计划—保留了原住民及其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为传统街区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1980年代以后，巴黎市民的保卫家园行动开始从宅院扩大到整个社区，特别是对社区传统店铺的保护。经过市民十多年的呼吁，巴黎政府逐渐认识到传统店铺在保持商业网络的多样性以及在街区邻里生活中的重要意义。1990年代末，政府通过控制优先购买权，对倒闭店铺的后继经营者提出了“维持传统店铺的经营内容和特色”的规定。并从2004年开始，对传统街区编制《街区商铺的保护与更新规划》。通过积极参与官方规划，巴黎市民保住了属于自己的社区。
特点：上下融合
巴黎经验显示，上下合力是法国社区营造的重要特点—既有来自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也有来自社区居民强烈的归属感和良好的自治能力。
首先，政府对社区营造的态度是“鼓励自治，积极引导”。“鼓励自治”主要体现在国家对社区协会的支持上。在法国，各类社区协会每年都可以根据注册人数向政府申请活动经费，对一些受居民欢迎并在促进社会团结方面有影响力的社团，政府还会增加投入、免费提供办公场所，甚至聘请专家来帮助社团进行管理。
但同时，政府也希望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对居民的集体生活进行一定引导。2002年，巴黎市政府在特殊街区尝试了新的制度—设置街区议会（Conseil de quartier）。街区议会与传统的街区委员会（comite de quartier）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属居民自治组织，而街区议会是由区政府牵头，由政府代表、社团代表和居民代表组成的混合组织。每个街区议会大致由5-9名成员组成。街区议会的活动经费由区政府负担30%，其余由居民和社团筹集。根据法律，街区议会是一个“发布社区规划信息，听取居民意见和充分讨论”的场所。由于区议员是法定成员之一，街区议会就成为居民向区政府陈述民情的直通车。街区议会的设置无疑加强了街区居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提高了居民对社区规划的参与度，但也引起了社区协会的担忧：政府对社区事务的深度介入，会不会挤压地方民主的发展空间？对此，社会学家和社团负责人仍在进一步观察中。
从地方的角度看，高质量的集体生活是居民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原因。而集体生活的维系需要个体参与，更需要强有力的社团组织。从抵制街区改造和保护传统店铺的过程看，集体行动背后大量的调查、组织、协商工作实际是由数目众多的社会团体（association）完成的。
在这方面，“集体花园”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集体花园（Jardin familial）最早是一战后法国工人社区居民在房前屋后辟园种花的一种家庭活动。1960年代后，为了改善社区环境和增加邻里交往，一些热心居民把这一传统扩大到了整个街区，他们自发创办了花园协会，在街区空地上（主要是废弃仓库和停车场）种植蔬菜、水果、鲜花等。协会为每户参加家庭指定一小块花园，定期进行园艺评比，在收获季节还组织居民交换种植成果。为解决土地变更的法律问题，花园协会聘请了专业律师和规划师与政府协商，最终修改了法定规划。可以说，家庭花园运动不仅增加了社区绿地、为居民创造了交往机会，更重要的是，居民通过花园协会找到了参与社区营造的渠道，协会成为推动地方民主和公共参与的重要力量。
在法国，社团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自1901年的《社团法》给予国民结社自由之后，社团在法国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06年1月，全法的注册社团总数已超过一百万个，成员超过1580万人，16岁以上的居民有1/3参加了注册社团。如果算上未注册社团（在法国不经注册的社团也是合法的），这个数目会更加庞大。
社团不仅数量庞大，类型也很多样。以巴黎14区为例，2012年全区共注册社区协会451家，其中文化教育类占34%（155家）、体育休闲占35%（156家）、互助类占13%（58家），环保类占14%（62家）。这些社团在营造社区方面发挥着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居民互助（如流浪者之家、家庭托儿所协会等）；二是形成共同兴趣团体，增强社区凝聚力（如环保协会、健身协会、二手书协会等）；三是信息共享、集中居民意见，参与社区规划协商（如城市权保护协会、反对高房租协会等）。
根据规模与分工，社团还可分为大型、小型和志愿者网络三类。大型社团负责社区内或社区之间重要公共活动的组织，活动以季度或年度为周期；小型社团关注邻里之间的非正式联谊和互助，居民每周都会在自家信箱中收到社团的活动通知；志愿者网络则是上述两类社团重要的协助力量，同时也是一种借助外部力量、有针对性地处理社区事务的手段。
在巴黎，社区志愿者非常普遍，他们有的来自街区居民，有的来自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还有的来自宗教团体。如果说1960年代的左派知识分子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保卫街区的行动理论，那么1980年代以来的大量社区志愿者则在日常生活、青少年教育、老年人护理、职业介绍等方面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全面的服务。特别是近年来在新技术的社区培训（如节能环保、网络知识、交通出行新技术等）中，志愿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外部力量的及时介入，帮助了弱势群体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并积极地参与社区发展规划。
结语
“国家-社会”的关系是理解法国社区营造的重要视角。巴黎经验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府能够根据经济形势和社会诉求的变化灵活地调整其社区政策，而社区居民也有能力在法律框架内，动员社团、专业人士、媒体等各种资源，影响官方的社区规划。
巴黎的社区营造实际上是政府与居民之间沟通与协商的过程，它同时渗透着国家意志和民主诉求。这对我国社区自上而下的单一规划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
巴黎经验表明，良好市民生活需要社区营造，但这种营造不仅是一种空间技术和管理手段，它应该为政府、居民、企业、社团、专业人士、志愿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沟通空间。社区是我们大家的，参与社区营造也是所有居民的权利与义务。
(据2014年5月13日社会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