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摘自寇延丁的《行动改变生存》，该书记录了汶川地震后，志愿者联合体、爱心人士、志愿者联合体、公益组织如何援助灾区，他们动力和阻力。
在筹到了首批一对一资助款项之后，为了执行细节曾经给从事西部助学多年的王搏打过几个电话。说实话跟他沟通让我有很强的挫败感，王搏不仅指出了执行过程中的漏洞，也谈到了许多接受资助的家长和孩子的问题，如果没有对他的熟知，单听这番话，我一定会觉得，他是西部助学这件事和一对一这种方式的批评者和反对者。王搏说自己做得久了，“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许多从事公益事业的人说到自己最初的动因，都会说类似的话：看到世间的苦难（或者某个问题），就不能够转过头去。为了面对，他们踏上了另一条路。但当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时候，也许还会看到另一面，看到服务对象和公益活动的另一面。是面对，还是会转过头去？
W和我们在同一区域做事情，地震发生第二天就赶赴灾区，在大山深处待到现在，跟他聊聊，可以收获一些“内部消息”，看到许多“另一面”。
有个品学兼优的孩子震后截肢，很多个人和企业家为他捐款。孩子伤残严重，个人表现突出，家里的房子又垮得很惨，得到关注是很自然的事，W就是最早的关注者：“第一份大额资助还是我领进去的呢”。后来他发现孩子的父亲和村支书把这当成了“一个创收的途径”。只要有人，支书就往他们家里领，看到挤在棚子里的一家人，看到孩子历年的奖状证书，谁都会动心，于是掏钱。然后孩子的父亲会与支书分成。被震垮的房子一直烂烂地杵在那里，一则可以成为募款的“道具”，再则他们也不打算在乡下建房了—–孩子的父亲已经敛到了足够的钱，计划到城里买房。W叹息，在那个资源极度稀缺的地方，这其实是剥夺了原本能够降临到其它孩子身上的机会。
类似情况我们遇到过，也上当过。
我们去的地方灾情严重、资源匮乏，需求确定无疑。但不可否认，在跟外界接触的时候，有些家长就是以要钱为目的的,会夸大孩子的伤情和后续的治疗需求。灾区的悲情故事催泪指数是很高的，来去匆匆的外人一开始很自然会被带着走，陪人一起哭，自己掏钱，或者回去募款。但是，如果能够在一个地方沉下来，时间足够长，走得多见得多了，就会发现问题，觉得有些人在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一位长期从事西部扶贫的朋友说过，“几乎生活中所有黑暗的东西都能在这里看到。”
见到了这些殊堪可怜的悲情故事的另一面，怎么办？
会不会选择回避，告诉自己“我什么也没看到”？甚至自欺欺人，不同程度地与被资助人“合谋”，向捐款人渲染他们看到的苦难，向资助对象滥施恩惠。在公众面前成就自己的道德形象，在资助对象那里博得了他们的感激。
应该对我们的服务对象怀有一分批判之心，并能把这种批判付诸行动。
W曾经发动朋友为一个病重的孩子捐款，家长拿回一张三万元的发票。后来他们去医院查账，核定实际支出仅占一半。“你救了他的孩子，但他还是会恨你。”
如W所说，这是一种“出力不讨好的做法”。在问题面前，诚实地面对捐款人和资助对象都是需要勇气的。要告诉自己的捐款人“我们错了”、“我们发布的信息是不准确的”。也许还会带出更具杀伤力的问题，是对所从事工作必要性的反思，以及对自己初衷和动机的追问。
比这种批判更艰难的是，在批判之后，能不能拿出一套解决方案。
王搏的选择是收集信息的时候事必躬亲，执行资助时为了规避问题设计出了种种牵制的方案，保证捐款人的钱能都用到孩子身上，能够专款专用。
W的办法是多跑，一般与每一个资助对象接触几个月甚至半年以后才确定资助，中间有许多不期而至的回访。震后一直泡在这个地方，W已经对村庄建立了全面了解，把自己变成了一部“乡村百科全书”。
我们费了巨大的劲搭起一个系统，把物质支持和非物质支持分开执行。在执行捐助的时候，对既往支出，硬起心肠追着家长要票据，对接下来发生的支出，委托保险公司审核执行。
对服务对象存一分批判之心，很痛苦、很困难，但很必要。为的是找到一套方法，既能实施有效救助，又不至浪费社会资源滥用公众爱心。
（据《拇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