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延丁:公益组织对服务对象要存一分批判之心

编者按:本文摘自寇延丁的《行动改变生存》,该书记录了汶川地震后,志愿者联合体、爱心人士、志愿者联合体、公益组织如何援助灾区,他们动力和阻力。

在筹到了首批一对一资助款项之后,为了执行细节曾经给从事西部助学多年的王搏打过几个电话。说实话跟他沟通让我有很强的挫败感,王搏不仅指出了执行过程中的漏洞,也谈到了许多接受资助的家长和孩子的问题,如果没有对他的熟知,单听这番话,我一定会觉得,他是西部助学这件事和一对一这种方式的批评者和反对者。王搏说自己做得久了,“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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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从事公益事业的人说到自己最初的动因,都会说类似的话:看到世间的苦难(或者某个问题),就不能够转过头去。为了面对,他们踏上了另一条路。但当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时候,也许还会看到另一面,看到服务对象和公益活动的另一面。是面对,还是会转过头去?

W和我们在同一区域做事情,地震发生第二天就赶赴灾区,在大山深处待到现在,跟他聊聊,可以收获一些“内部消息”,看到许多“另一面”。

有个品学兼优的孩子震后截肢,很多个人和企业家为他捐款。孩子伤残严重,个人表现突出,家里的房子又垮得很惨,得到关注是很自然的事,W就是最早的关注者:“第一份大额资助还是我领进去的呢”。后来他发现孩子的父亲和村支书把这当成了“一个创收的途径”。只要有人,支书就往他们家里领,看到挤在棚子里的一家人,看到孩子历年的奖状证书,谁都会动心,于是掏钱。然后孩子的父亲会与支书分成。被震垮的房子一直烂烂地杵在那里,一则可以成为募款的“道具”,再则他们也不打算在乡下建房了—–孩子的父亲已经敛到了足够的钱,计划到城里买房。W叹息,在那个资源极度稀缺的地方,这其实是剥夺了原本能够降临到其它孩子身上的机会。

类似情况我们遇到过,也上当过。

我们去的地方灾情严重、资源匮乏,需求确定无疑。但不可否认,在跟外界接触的时候,有些家长就是以要钱为目的的,会夸大孩子的伤情和后续的治疗需求。灾区的悲情故事催泪指数是很高的,来去匆匆的外人一开始很自然会被带着走,陪人一起哭,自己掏钱,或者回去募款。但是,如果能够在一个地方沉下来,时间足够长,走得多见得多了,就会发现问题,觉得有些人在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一位长期从事西部扶贫的朋友说过,“几乎生活中所有黑暗的东西都能在这里看到。”

见到了这些殊堪可怜的悲情故事的另一面,怎么办?

会不会选择回避,告诉自己“我什么也没看到”?甚至自欺欺人,不同程度地与被资助人“合谋”,向捐款人渲染他们看到的苦难,向资助对象滥施恩惠。在公众面前成就自己的道德形象,在资助对象那里博得了他们的感激。

应该对我们的服务对象怀有一分批判之心,并能把这种批判付诸行动。

W曾经发动朋友为一个病重的孩子捐款,家长拿回一张三万元的发票。后来他们去医院查账,核定实际支出仅占一半。“你救了他的孩子,但他还是会恨你。”

如W所说,这是一种“出力不讨好的做法”。在问题面前,诚实地面对捐款人和资助对象都是需要勇气的。要告诉自己的捐款人“我们错了”、“我们发布的信息是不准确的”。也许还会带出更具杀伤力的问题,是对所从事工作必要性的反思,以及对自己初衷和动机的追问。

比这种批判更艰难的是,在批判之后,能不能拿出一套解决方案。

王搏的选择是收集信息的时候事必躬亲,执行资助时为了规避问题设计出了种种牵制的方案,保证捐款人的钱能都用到孩子身上,能够专款专用。

W的办法是多跑,一般与每一个资助对象接触几个月甚至半年以后才确定资助,中间有许多不期而至的回访。震后一直泡在这个地方,W已经对村庄建立了全面了解,把自己变成了一部“乡村百科全书”。

我们费了巨大的劲搭起一个系统,把物质支持和非物质支持分开执行。在执行捐助的时候,对既往支出,硬起心肠追着家长要票据,对接下来发生的支出,委托保险公司审核执行。

对服务对象存一分批判之心,很痛苦、很困难,但很必要。为的是找到一套方法,既能实施有效救助,又不至浪费社会资源滥用公众爱心。

(据《拇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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