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一次坐出租车，在谈到某地出租司机罢工的时候，我问司机，北京的出租行业有过罢工吗？
他说有过啊，因为出租车公司收管理费（份子钱）高，司机们只有通过加班才能有收益，上班时间七八个小时基本都是替公司赚钱了。但那些倡导与组织罢工的司机，很快被警方拘捕，并被判刑。但有关方面还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相应减免了一些份子钱。
我说，那几个出头的出租司机受难者了，但你们所有人都受益了。
他说，是的。
我说，如果你们每人捐给受害人2元钱，他们的家庭也有十几万元的补偿吧。
这位司机想了想，说，也是。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有关方面还会找组织者麻烦。
现在，我们都自觉意识到，那些因政治问题或社会公义、公益问题而坐牢的人，是为我们坐牢，当义人们为我们坐牢的时候，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这已成为最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在援助公共受难者方面，先进的工人阶级可能不如农民兄弟。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一份复制的安徽小岗村民分田到户的契约，人们多会感叹这些农民的勇气，但人们很少去关注契约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细节，就是，如果带头分田到户的人因此而坐牢，那么，其它的村民有义务扶养他们的家人。
让义人义无返顾，要让义人流血不流泪。
坐牢的人已免于恐惧了，那么，援助坐牢的人，不应该心存恐惧，每一个人心中一点点的恐惧，正是施害人或极权专制者手中的绞索圈套。
一些人在致力于转型改良，一些人更多的号召革命与行动，我想这些都是不同的观念或路径选择，都在自由言论与表达范畴之内。但，现在面临具体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如何让公共受难者、受害者得到精神上的鼓励与物质上的保障，特别是对其家人的援助，则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行动与具体联络。
我近日在推特上看到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华泽（灵魂飘香）发出的一则特文：系狱的无名者，你们身边的朋友不给力啊。前几天有人问我，能为新公民案的受害者募到钱吗？我说没问题，请帮我找到家属的账号，结果账号没拿来。又问我，能否找媒体宣传一下？我说也没问题，你能为他写篇文章吗？结果说国保找他文章不能发表。那你还跟我磨叽什么？除了指责别人以外，你为朋友做了什么？
新公民运动是非常温和的公民社会活动了，如果不能亲身参与，那么也应该为之呼吁，如果不敢公开呼吁，那么默默地提供一些支持，写一些文字，提供一些信息，使义人们得到关注与关爱，这样的行为如果因有关方面威胁而不能进行，那么，义人们就必然会成为孤岛，对更多的后继者形成寒蝉效应，畏足不前。
令人庆幸的是，在徐友渔、浦志强、高瑜等被拘捕时，我们看到更多的勇敢的人在呐喊与声援，著名大律师张思之给律师协会写公开信，并声言要与无罪的浦志强连坐，多位九零后青年人通过网络图片公开举牌声援，而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老先生在高瑜被拘时也发表公开信对当局予以谴责，律师们的连署签名声援与支持活动也在进行中。而此前的建三江揭开黑监狱内幕的律师与公民记者们，也是前赴后继，通过围观与声援，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如果只有个别律师身陷建三江，也许官方就可以一手遮天，但更多的持续的声援与参与，整个形势格局就完全不同了，律师与公民记者尽管受到警方迫害，但黑监狱还是被拆除了。
政治转型与改良期待自上而下，革命则是自下而上的颠覆，而这些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们，却实实在在地在通过肉身搏击，来唤醒世人，揭示真相，倒逼社会进步与改革。只有大量的围观与声援、切实的救助与经济补偿，才可以使社会运动可持续发展。经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经济援助则是一切援助的重中之重。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在《深切怀念我坐牢的朋友们》一文中说：我也因此更敬佩我这些坐牢的朋友们，我认为，所有渴望社会公正的人，都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简单一句话，也如在追悼会上的老生常谈：化悲痛为力量；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该走的路，继续走下去。
（原载东网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