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夏之交，几十万解放军攻入大上海，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数日便落入新政权之手。那时，国民党飞机经常会飞到“沦陷区”上空来鼓舞人心，飞机低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徽记都看得一清二楚，上海许多中小学的师生看到国军飞机，都会跑出教室朝天空亲切招手，国民党的教科书形容共产党为“共匪”，新政权又称国民党为“蒋匪帮”，两“匪”之间，得益于旧政权的洗脑，那时的上海人似乎更加偏爱“蒋匪。”
既有洗脑，就有反洗脑。新政权反洗脑利器就是“政治搭台，革命唱戏”，在工农大众中去广泛上演《白毛女》舞台剧，痛陈“万恶的旧社会”。据说，当年内战正酣时，前方急需补充兵源，只要《白毛女》在国军俘虏中演上一场，阶级斗争的怒火就会被熊熊点燃，整连整营的国军转念之间就成为无产阶级的钢铁战士……这部舞台剧从延安时代一直演到1978年，直到三中全会后，阶级斗争从中国政治生活中被逐渐清除，《白毛女》才从舞台和银幕上消失。
但这部舞台剧创造了一个迄今无法超越的纪录：中国演出场次和观众观看最多的戏剧，没有之一。
我出生在文革前一年，到七十年代中期，已进入小学，有一次，学校特别请来工宣队的黄大伯给我们讲忆苦思甜的故事，说起地主他就“卵火起”，他说自己当年就曾像杨白劳给黄世仁当长工那么苦逼。倒底有多苦呢？黄大伯几乎一上台就咬牙切齿地骂：狗日的地主阶级坏得很啊，每天晚上鸡呀鸭呀弄他妈一大桌，他们吃多少嘛？黄大伯举起手，用拇指压住被毛烟薰得焦黄的起小指甲说，他们就吃这点点儿，其它哪个吃了嘛，还不是我们吃了噻！
见台下有人发笑，黄大伯又顾自叹息：哎——要说他妈的苦哇，还是苦不过六一二年。
六十年代初，中国饿殍遍野，我因在家里特别爱吃肉（一周会有一次“牙祭”），我妈妈就经常性数落我是六一二年饿死后投胎到她这里来的，妈妈的话该不算洗脑，但特别刺脑，从幼儿开始我就被死呀活呀地念叨，以至小小年级，我就对那个年份尤为敏感，稍长大点后，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那几年中国生活最好的城市，叫香港，深港边境每天黑压压地挤满了因饥饿而逃港的人潮，只要能跨过中英街，就进入到了“人间天堂”，军人筑起的人墙都压不住阵势，广东好几个地方开始排练革命样板戏，准备演给那些饥民们看，好用革命浪漫主义且缕试不爽的洗脑方式把他们劝回老家，结果这边演《白毛女》的，喜儿逃港了；那边演《红灯记》的，李玉和也逃港了。
现在想来够幽默吧，但那时却是生死抉择，人是铁，饭是钢，肚子饿了心发慌。就连战天斗、又红又专的革命精神，仍是斗不过咕咕乱叫的肚子！
这也是饶有趣味的地方，洗脑成就了一些曼妙的事儿，有人假装被洗了然后去洗别人，实则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 这些“脑力劳动者”大都察言观色，随机应变者，穿行在各样政治风浪中安稳无恙，许多人还成了那个时代的数风流人物——红色政治的宠儿。
但大多数人还是在暴烈的政治面前学会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我妈妈算是一个标本，她每天起床都会哼那首《生产队里开大会》的苦难红歌：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我们欠他的粮……每当这时，常给我们讲圣经故事的老婆总会撇嘴瞟她几眼，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家以前是商人，有上帝保佑，日子过得比现在舒服哟。
我那时就爱吃肉，但就是吃不上肉，灶台上方挂着几块薰得黑乎乎的腊肉，每次割巴掌大块炒，纯粹吊胃口，差不多要一年才吃完。那时我妈妈年轻气盛，脾气火暴，她只要与父亲吵架斗嘴，转背就会把气撒在我们身上，说不生你们这些孽种就好了，我那时就有了自己酷逼的中国梦：只要哪家天天让我吃肉，老子就做他们家的儿子。
负气犟嘴的那些事，童年转身就忘了，倒是妈妈喊我上街买肉时的兴奋，令我如同脚蹬风火轮的哪吒，跑得疯快，那时买肉是凭票供应，国营肉铺前差不多也是人山人海，我妈妈个子娇小，有次挤进挤出五次，仍是望肉兴叹，自尊心强得要命的妈妈，竟然蹲在街边伤心痛哭。我那时又攥着小拳头暗暗发誓：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吃不吃肉，老子都只做我妈的儿子。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光景中成长起来的，与“右一代”洗脑与反洗脑后形成的“两头真”不同，我们这一代对政治不再热衷，对洗脑有着天然的警惕，后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抗命、自由风潮、北京风波、信仰较真乃至所谓的中国崛起，都与这一代人童年记忆带来的要挣脱禁锢与枷锁的力量相关，这一代注定是来改变的一代，而且是以只争朝夕的胆量和勇气。
今天的上海，当“匪”们已成往事时，差不多有30多万台湾人定居在这座东方不夜城里，而且，每年的“国共论坛”也是固定在上海召开，民国传过来的城市根基的确是好的，今天的大上海仍是中国第一大金融、商贸城市，上海市长应勇在会见彼岸来客时有没有由衷地道声感谢呢？
当年给我们讲忆苦思甜的黄大伯，已去逝多年，但在我老家龙潭古镇上，仍在流传他那些骂骂咧咧但也是脍炙人口的革命段子。
我年轻的妈转眼已是77高龄的老人了，身体日渐衰弱，但她谆谆教导我们时，仍是四十年如一日的“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有次我春节回家探亲，她突然撞见思想反动而且还是基督徒的儿子归来，老妈竟然慌慌张张捂住胸口，原来她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我好奇地端祥她，她竟也乖舛地把像章取了下来，嗔怪地说：“等你走了我再戴。”
不过我要对经常代表这代表那的毛派毛粉们说，请别代表我妈，她不是老糊涂了，而是洗脑后挣不脱的思想印记，这是她们那一代人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