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洗脑  挣不脱的思想印记

1949年春夏之交,几十万解放军攻入大上海,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数日便落入新政权之手。那时,国民党飞机经常会飞到“沦陷区”上空来鼓舞人心,飞机低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徽记都看得一清二楚,上海许多中小学的师生看到国军飞机,都会跑出教室朝天空亲切招手,国民党的教科书形容共产党为“共匪”,新政权又称国民党为“蒋匪帮”,两“匪”之间,得益于旧政权的洗脑,那时的上海人似乎更加偏爱“蒋匪。”

既有洗脑,就有反洗脑。新政权反洗脑利器就是“政治搭台,革命唱戏”,在工农大众中去广泛上演《白毛女》舞台剧,痛陈“万恶的旧社会”。据说,当年内战正酣时,前方急需补充兵源,只要《白毛女》在国军俘虏中演上一场,阶级斗争的怒火就会被熊熊点燃,整连整营的国军转念之间就成为无产阶级的钢铁战士……这部舞台剧从延安时代一直演到1978年,直到三中全会后,阶级斗争从中国政治生活中被逐渐清除,《白毛女》才从舞台和银幕上消失。

但这部舞台剧创造了一个迄今无法超越的纪录:中国演出场次和观众观看最多的戏剧,没有之一。

我出生在文革前一年,到七十年代中期,已进入小学,有一次,学校特别请来工宣队的黄大伯给我们讲忆苦思甜的故事,说起地主他就“卵火起”,他说自己当年就曾像杨白劳给黄世仁当长工那么苦逼。倒底有多苦呢?黄大伯几乎一上台就咬牙切齿地骂:狗日的地主阶级坏得很啊,每天晚上鸡呀鸭呀弄他妈一大桌,他们吃多少嘛?黄大伯举起手,用拇指压住被毛烟薰得焦黄的起小指甲说,他们就吃这点点儿,其它哪个吃了嘛,还不是我们吃了噻!

见台下有人发笑,黄大伯又顾自叹息:哎——要说他妈的苦哇,还是苦不过六一二年。

六十年代初,中国饿殍遍野,我因在家里特别爱吃肉(一周会有一次“牙祭”),我妈妈就经常性数落我是六一二年饿死后投胎到她这里来的,妈妈的话该不算洗脑,但特别刺脑,从幼儿开始我就被死呀活呀地念叨,以至小小年级,我就对那个年份尤为敏感,稍长大点后,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那几年中国生活最好的城市,叫香港,深港边境每天黑压压地挤满了因饥饿而逃港的人潮,只要能跨过中英街,就进入到了“人间天堂”,军人筑起的人墙都压不住阵势,广东好几个地方开始排练革命样板戏,准备演给那些饥民们看,好用革命浪漫主义且缕试不爽的洗脑方式把他们劝回老家,结果这边演《白毛女》的,喜儿逃港了;那边演《红灯记》的,李玉和也逃港了。

现在想来够幽默吧,但那时却是生死抉择,人是铁,饭是钢,肚子饿了心发慌。就连战天斗、又红又专的革命精神,仍是斗不过咕咕乱叫的肚子!

这也是饶有趣味的地方,洗脑成就了一些曼妙的事儿,有人假装被洗了然后去洗别人,实则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 这些“脑力劳动者”大都察言观色,随机应变者,穿行在各样政治风浪中安稳无恙,许多人还成了那个时代的数风流人物——红色政治的宠儿。

但大多数人还是在暴烈的政治面前学会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我妈妈算是一个标本,她每天起床都会哼那首《生产队里开大会》的苦难红歌: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我们欠他的粮……每当这时,常给我们讲圣经故事的老婆总会撇嘴瞟她几眼,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家以前是商人,有上帝保佑,日子过得比现在舒服哟。

我那时就爱吃肉,但就是吃不上肉,灶台上方挂着几块薰得黑乎乎的腊肉,每次割巴掌大块炒,纯粹吊胃口,差不多要一年才吃完。那时我妈妈年轻气盛,脾气火暴,她只要与父亲吵架斗嘴,转背就会把气撒在我们身上,说不生你们这些孽种就好了,我那时就有了自己酷逼的中国梦:只要哪家天天让我吃肉,老子就做他们家的儿子。

负气犟嘴的那些事,童年转身就忘了,倒是妈妈喊我上街买肉时的兴奋,令我如同脚蹬风火轮的哪吒,跑得疯快,那时买肉是凭票供应,国营肉铺前差不多也是人山人海,我妈妈个子娇小,有次挤进挤出五次,仍是望肉兴叹,自尊心强得要命的妈妈,竟然蹲在街边伤心痛哭。我那时又攥着小拳头暗暗发誓: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吃不吃肉,老子都只做我妈的儿子。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光景中成长起来的,与“右一代”洗脑与反洗脑后形成的“两头真”不同,我们这一代对政治不再热衷,对洗脑有着天然的警惕,后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抗命、自由风潮、北京风波、信仰较真乃至所谓的中国崛起,都与这一代人童年记忆带来的要挣脱禁锢与枷锁的力量相关,这一代注定是来改变的一代,而且是以只争朝夕的胆量和勇气。

今天的上海,当“匪”们已成往事时,差不多有30多万台湾人定居在这座东方不夜城里,而且,每年的“国共论坛”也是固定在上海召开,民国传过来的城市根基的确是好的,今天的大上海仍是中国第一大金融、商贸城市,上海市长应勇在会见彼岸来客时有没有由衷地道声感谢呢?

当年给我们讲忆苦思甜的黄大伯,已去逝多年,但在我老家龙潭古镇上,仍在流传他那些骂骂咧咧但也是脍炙人口的革命段子。

我年轻的妈转眼已是77高龄的老人了,身体日渐衰弱,但她谆谆教导我们时,仍是四十年如一日的“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有次我春节回家探亲,她突然撞见思想反动而且还是基督徒的儿子归来,老妈竟然慌慌张张捂住胸口,原来她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我好奇地端祥她,她竟也乖舛地把像章取了下来,嗔怪地说:“等你走了我再戴。”

不过我要对经常代表这代表那的毛派毛粉们说,请别代表我妈,她不是老糊涂了,而是洗脑后挣不脱的思想印记,这是她们那一代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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