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我那些一根筋的朋友们

我经常鼓励我的同行，现在在中国当记者实在是生逢其时，比在西方当记者幸运多了，何以见得？在西方当记者得整天心急火燎地抢新闻，我们根本不担心，这片神奇的土地遍地都是新闻，而踏实干活的记者太少，所以供求关系决定了我们这里的特点是新闻抢记者。就这样中国的记者包括我在内都被宠坏了，就好像面对三千佳丽的昏君，不免挑肥捡瘦起来。大多数放在西方社会会让人眼珠子跳出来的事儿，搁在咱们这儿波澜不惊。渐渐人就比较麻木了，为了饭碗能一直端下去，脑袋瓜儿得放清醒点儿，太肥的题别碰，后台硬，自找没趣，吞不下去把自己噎得翻白眼儿；太瘦的题也别碰，苦大仇深光让你陪着抹眼泪，但这种苦主中国遍地都是，比如拆迁征地，随便曝上一个案子，成百上千的都找上门儿，让你替他们做主，也不想想谁替咱们做主呀，再说了就算你豁出去了，要洒一腔子血，上面也闭只眼允许你发，这种苦主的故事，估计你每期把杂志办得像辞海那么厚也写不完，谁看呀？剩下些不肥不瘦的已经很难得了，就这也白天黑夜的忙活不过来，没人跟你抢呀，有道行的都做策划去了，刚入行的也参加新闻发布会，拿红包去了；剩下最不济的，苦哈哈的绞脑汁儿，码字儿记工分儿挣钱。

就这样记者的行业美誉度也比律师高，去年我去浙江一个犄角旮旯的穷地方采访一个征地的官司，除了新华社的伙计发了个内参，别的媒体都不爱碰，也不知我中了什么彩，那儿的农民兄弟耗上我了，我说，也别光盯着我一人呀，记者多着呢，还可以找律师呢，人家不管这个，三天两头给我写信，好像我不去采访就是丧尽天良，没人性，拖了有一年，我实在熬不过去，去看看吧。后来报道发出来，农民兄弟来电话感谢我，说还是记者好。我问怎么讲，他诚恳的话就把我逗乐了，他说，前面找过不少律师，这些律师太坏，一开口就是要钱，没钱不来，还是记者好，我去了，非但不要钱，还请他们吃饭。我心想这到底是夸我好，还是夸我傻呀，其实那些农民兄弟不了解，记者是有媒体养着的，哪天我要是没人养了，谁要是找我，保准儿一开口也是“点现大洋来再谈”，而今天的律师和其他社会工作者如果出于公义，为民请命需要付出的更多。

当记者就容易惯一身坏毛病，啥事儿都来找你，你也渐渐不自觉做胸怀天下状，好像整个国务院该管的事儿都在你一人肩膀上搁着，觉得自己眼界特高，很多事儿都爱理不理，大事办不了，小事又不屑做。有一段时间许志永常联系我，让我关注关注陕北油田的案子，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帮油老板有几个是干净的，要被当地政府没收，无非是小流氓遇上大流氓而已，犯的着为他们喊冤么？可怜人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结果把许代表他们给忙活的，后来看到他的大作《以国家的名义——陕北民营石油案调查》，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一个不负责任的制度下，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这篇文章可以给一些“新左”朋友们上一课，在中国官权是比资本更大的原罪。许志永的用功让我有一种失职的惭愧。

去年又有一段时间，浦志强总是联系我，为了奥美定的事儿，我心想一大老爷们儿心思耗在一些女同志隆胸手术上何必呢？又不是没妇联，再说医疗纠纷的事儿，我信箱里就有几百封举报，全国各地要多惨的都有，结果老浦不管这个，跟人家奥美定公司就干上了，扇乎起一帮英雄好汉，不周山下红旗乱，最后硬是为几十万女同胞的乳房讨回了公道，这给他们家孩子积了多大的功德呀。

这些朋友要说书也读的不少，但总给人不开窍的感觉，用外国话说有点儿牛头犬的性格，谁招上他们麻烦就大了。我还有个朋友叫华新民,按说她是一揣着外国护照的家庭主妇，说一口倍儿溜的洋文，也不待到法兰西国去，结果她偏偏迷上了打官司，跟市长区长们指挥的推土机较上劲儿了。那天我正为世界政党大会的采访忙得不可开交，这位大姐来电话了“小郭呀，快来呀，他们在拆房子哪。”我说“我抽不开身儿呀，正在开世界政党大会呢。”她在那边立马就急了“你分得清轻重么？！政党大会算什么呀？这儿四合院都要给拆啦。”我当时就哑了。

我们大多过这庸常的生活，再多不如意的地方，我们习惯了，烦恼全因强出头，谁叫我们是中国人呢，小胳膊能搬过大腿么，忍忍吧，忍忍也就过去了，但在有些人眼里，有些事儿就比什么都重要，有些事儿就绝对不能忍。所幸有些人对一些事不能忍，我们才用不着祖祖辈辈一直忍下去，我们得了实惠，人家当了出头鸟。

今年上半年来，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因为我看到我的一些真心想为这个国家好的朋友，遭遇不是很好，当然在一个连文革都经历过的国家来说也不能算太坏。但最让我难受的是，经常听到一种言论深深地刺痛了我，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聊到一个维权律师的近况，有人说：那家伙人倒是好人，就是缺乏政治智慧。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争论得不欢而散；还有一次和几个同事喝茶，一个人提到李大同：这家伙整一傻比，你看把上面惹毛了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大火气，我捋起袖子，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丫才傻比呢。类似的架吵了好几场，知道人和人不一样，人家也不是坏人，吵架没太大意思，但总是按耐不住。

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那么一堆狗屁智慧，我们之所以不能改变这个民族在泥滩里打转的宿命，我们缺少的是做正确的事的勇气。所幸在我身边能看到这么一群一根筋的朋友，他们的努力让我感到生在这个国家并不是一件特别让人绝望的事情。

我过去一直想给这帮一根筋的朋友办本杂志，让大家有个充充电透透气的地方，读了《律师文摘》以后，我发现这事儿已经有人做了，居然一期期坚持了五年，成了一个圈子的精神气场，奇之。和主编老孙吃过两次饭，这厮直溜溜的眼神儿，一看就知道也是个一根筋式的人物。

微斯人，吾谁与归。

（本文为《律师文摘》2007年创刊五周年系列纪念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