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我那些一根筋的朋友们

我经常鼓励我的同行,现在在中国当记者实在是生逢其时,比在西方当记者幸运多了,何以见得?在西方当记者得整天心急火燎地抢新闻,我们根本不担心,这片神奇的土地遍地都是新闻,而踏实干活的记者太少,所以供求关系决定了我们这里的特点是新闻抢记者。就这样中国的记者包括我在内都被宠坏了,就好像面对三千佳丽的昏君,不免挑肥捡瘦起来。大多数放在西方社会会让人眼珠子跳出来的事儿,搁在咱们这儿波澜不惊。渐渐人就比较麻木了,为了饭碗能一直端下去,脑袋瓜儿得放清醒点儿,太肥的题别碰,后台硬,自找没趣,吞不下去把自己噎得翻白眼儿;太瘦的题也别碰,苦大仇深光让你陪着抹眼泪,但这种苦主中国遍地都是,比如拆迁征地,随便曝上一个案子,成百上千的都找上门儿,让你替他们做主,也不想想谁替咱们做主呀,再说了就算你豁出去了,要洒一腔子血,上面也闭只眼允许你发,这种苦主的故事,估计你每期把杂志办得像辞海那么厚也写不完,谁看呀?剩下些不肥不瘦的已经很难得了,就这也白天黑夜的忙活不过来,没人跟你抢呀,有道行的都做策划去了,刚入行的也参加新闻发布会,拿红包去了;剩下最不济的,苦哈哈的绞脑汁儿,码字儿记工分儿挣钱。

就这样记者的行业美誉度也比律师高,去年我去浙江一个犄角旮旯的穷地方采访一个征地的官司,除了新华社的伙计发了个内参,别的媒体都不爱碰,也不知我中了什么彩,那儿的农民兄弟耗上我了,我说,也别光盯着我一人呀,记者多着呢,还可以找律师呢,人家不管这个,三天两头给我写信,好像我不去采访就是丧尽天良,没人性,拖了有一年,我实在熬不过去,去看看吧。后来报道发出来,农民兄弟来电话感谢我,说还是记者好。我问怎么讲,他诚恳的话就把我逗乐了,他说,前面找过不少律师,这些律师太坏,一开口就是要钱,没钱不来,还是记者好,我去了,非但不要钱,还请他们吃饭。我心想这到底是夸我好,还是夸我傻呀,其实那些农民兄弟不了解,记者是有媒体养着的,哪天我要是没人养了,谁要是找我,保准儿一开口也是“点现大洋来再谈”,而今天的律师和其他社会工作者如果出于公义,为民请命需要付出的更多。

当记者就容易惯一身坏毛病,啥事儿都来找你,你也渐渐不自觉做胸怀天下状,好像整个国务院该管的事儿都在你一人肩膀上搁着,觉得自己眼界特高,很多事儿都爱理不理,大事办不了,小事又不屑做。有一段时间许志永常联系我,让我关注关注陕北油田的案子,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帮油老板有几个是干净的,要被当地政府没收,无非是小流氓遇上大流氓而已,犯的着为他们喊冤么?可怜人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结果把许代表他们给忙活的,后来看到他的大作《以国家的名义——陕北民营石油案调查》,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一个不负责任的制度下,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这篇文章可以给一些“新左”朋友们上一课,在中国官权是比资本更大的原罪。许志永的用功让我有一种失职的惭愧。

去年又有一段时间,浦志强总是联系我,为了奥美定的事儿,我心想一大老爷们儿心思耗在一些女同志隆胸手术上何必呢?又不是没妇联,再说医疗纠纷的事儿,我信箱里就有几百封举报,全国各地要多惨的都有,结果老浦不管这个,跟人家奥美定公司就干上了,扇乎起一帮英雄好汉,不周山下红旗乱,最后硬是为几十万女同胞的乳房讨回了公道,这给他们家孩子积了多大的功德呀。

这些朋友要说书也读的不少,但总给人不开窍的感觉,用外国话说有点儿牛头犬的性格,谁招上他们麻烦就大了。我还有个朋友叫华新民,按说她是一揣着外国护照的家庭主妇,说一口倍儿溜的洋文,也不待到法兰西国去,结果她偏偏迷上了打官司,跟市长区长们指挥的推土机较上劲儿了。那天我正为世界政党大会的采访忙得不可开交,这位大姐来电话了“小郭呀,快来呀,他们在拆房子哪。”我说“我抽不开身儿呀,正在开世界政党大会呢。”她在那边立马就急了“你分得清轻重么?!政党大会算什么呀?这儿四合院都要给拆啦。”我当时就哑了。

我们大多过这庸常的生活,再多不如意的地方,我们习惯了,烦恼全因强出头,谁叫我们是中国人呢,小胳膊能搬过大腿么,忍忍吧,忍忍也就过去了,但在有些人眼里,有些事儿就比什么都重要,有些事儿就绝对不能忍。所幸有些人对一些事不能忍,我们才用不着祖祖辈辈一直忍下去,我们得了实惠,人家当了出头鸟。

今年上半年来,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因为我看到我的一些真心想为这个国家好的朋友,遭遇不是很好,当然在一个连文革都经历过的国家来说也不能算太坏。但最让我难受的是,经常听到一种言论深深地刺痛了我,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聊到一个维权律师的近况,有人说:那家伙人倒是好人,就是缺乏政治智慧。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争论得不欢而散;还有一次和几个同事喝茶,一个人提到李大同:这家伙整一傻比,你看把上面惹毛了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大火气,我捋起袖子,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丫才傻比呢。类似的架吵了好几场,知道人和人不一样,人家也不是坏人,吵架没太大意思,但总是按耐不住。

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那么一堆狗屁智慧,我们之所以不能改变这个民族在泥滩里打转的宿命,我们缺少的是做正确的事的勇气。所幸在我身边能看到这么一群一根筋的朋友,他们的努力让我感到生在这个国家并不是一件特别让人绝望的事情。

我过去一直想给这帮一根筋的朋友办本杂志,让大家有个充充电透透气的地方,读了《律师文摘》以后,我发现这事儿已经有人做了,居然一期期坚持了五年,成了一个圈子的精神气场,奇之。和主编老孙吃过两次饭,这厮直溜溜的眼神儿,一看就知道也是个一根筋式的人物。

微斯人,吾谁与归。

(本文为《律师文摘》2007年创刊五周年系列纪念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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