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的社会危机与社会运动已经不远了

进入2019年,我们有必要严肃地来探讨一个问题,即未来几年,随着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是否会传导到社会,进而触发社会中的不满因素,导致以权利诉求为目的的大规模的群体抗争重新出现,并演化成为工运和农运的可能性。

 某种意义上,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一个分水岭。我说的「分水岭」的意思是,社会的危机感普遍出现,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以前在少数群体身上,或者在一部分先知先觉者身上,是存在对中国社会的总体危机意识的,但是在知识专业集团、工商业经理阶层、共产党内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讲普罗大众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还在享受改革剩下的红利,并没有意识到危机正在悄然降临,其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很有信心。

但是2018年有两件事情使得多数人觉察到寒冬骤然而至,一是3月的修宪和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让许多人陷入对中国政治的悲观中,一是6月开始发酵的美中贸易战,使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国际处境陷入悲观。

如果说,政治经济的寒冬感虽然骤然而至,但改革40年积累的家业让整个国家和个人都还有馀粮可以抵御,所以这种危机感在2018年只是存在许多人的意识层面,没有转化成具体的集体抗争行动;那麽,2019年之后的形势很可能不一样,官方现在也已承认,未来几年,是中国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随着寒冬增强,馀粮减少,当经济萧条现实地威胁或侵害底层甚至包括专业阶层在内的部分中产阶级的利益时,过去几十年由分配不公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被人们有意识地强化,向权贵和国家要平等的社会主张会启动,个体的抗争意识和抗争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成为群体的抗争意识和抗争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假如某个环节或某件事情处理不妥,群体抗争也就极可能转化为连续的以工运和农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运动。

 律师从配角变主角

研究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学者一般认为,一个社会在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生成,以集体行动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迟早将会出现。人类历史就是这麽走过来的。中国也不例外,共产党的工人革命和土地革命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六四」则是一次失败的学生抗争运动。

 1989年后,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维权行动和群体抗争事件。特别是以失地农民和下岗失业工人为主体的群体事件,规模和声势最为浩大,受到的关注最多。前者有翁安事件等,后者有通钢事件等,当时都引发了社会震动。但这些群体事件的主要目的和诉求,是维护和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儘管它们的行动客观上产生了政治后果。

 在很多转型国家和地区,律师在社会运动中都起带头或主导作用,这在台湾尤其明显。但中国的律师群体介入社会抗争较晚,刚开始,主要是帮助人们维权。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始有律师介入社会抗争。鉴于律师的特点,特别是人权律师,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很难袖手旁观,而投入社会运动,从配角变主角,所以,在最近10年,律师亲自参与很多的维权事件。

近年引起社会和国际关注的「709」桉,即以人权律师为主角。不过,2008年北京奥运后,特别是18大以来,官方对人权律师的打压增强,新公民运动、「709」律师群体先后被镇压,社会抗争进入低潮,以往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呈递减趋势。

 抗争目的带有明显政治性

总的来说,1989年后,虽然群体事件和维权抗争不断,但始终没有发展成全国性的社会抗争,抗争局限在局部和地方,特别是基层。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事件以及前两年老兵群体为优抚安置问题进京上访或许是两个例外,但它们的目标还是争取宗教或经济权利(法轮功后来涉及政治权利),也未获社会主流人群特别是知识份子和中产阶级的关注与支持。

另一些事件,如汶川学校倒塌、温州动车事故、天津火灾、三鹿奶粉事件、邓玉娇事件等,虽说在舆论上引起全国线民关注,民情汹涌,但这些事件都聚焦于特定的人群,没有形成共振效应。

 尽管如此,有了前二十多年中国社会维权和群体抗争的铺垫,再加上去年社会危机意识的普遍发酵,2019年后,中国的社会抗争在人数规模和诉求主张上很可能发生转变,重新燃起社会反抗的星星之火,在抗争目的上带有明显的政治性。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持续的经济衰退得不到扭转,届时很有可能出现大规模企业倒闭和失业潮,或者出现严重通胀,民众生活水准急剧下降。目前社会的主体是70、80、90后,他们不像其父辈那样对贫困有深刻体会,能够耐贫,当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准因经济不景气要过苦日子时,他们是否适应这种状况,会不会导致连锁反应,走向街头,都是未知数。但对官方来说,这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必须严防死守,不让它引爆。

 可官方的「拆弹」方式是全面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对社会的暴力管控,同时部分满足大众在分配上的平等需求。短期来看,这会削弱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的社会基础,导致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走入低潮,但长期而言,这样做不但不能压制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反而会催生大众的政治意识,随着国家控制能力的走弱,从而激发大众的抗争意识和行动。考虑到国家对社会的躁动情绪已经完全失去感知和回应能力,更是如此。

 无法减少人们与政府的矛盾

诚如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指出的,现实中的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同国家功能的转换以及国家能力建设的高下有着密切关係。当国家选择性地发展以徵税为主的抽取能力与以暴力控制为主的强制能力,而忽视分配、规范能力与对大众的保护能力的发展,这种不均衡的国家能力建设就会带来广泛的社会抗议。

 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不仅不会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与发展,而是制度性地製造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导致两极化,两极化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和社会怨恨,最后严重削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中国过去的情况很符合这一论述,现在繁荣也不再。要在分配方面补短板,国家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徵税的抽取能力,抽取能力的增强造成和工商阶层的矛盾激化,经济进一步走弱;与此同时,对普罗大众分配上的改善又不足以弥补他们失业的加剧,因此,最终并不能减少人们与政府的矛盾。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衰退和社会普遍的不满,出现了左派学生群体的崛起和他们与工人的结合,对中国官方来说,可谓释放出了一个理论上难缠的对手。自八九「六四」后,中国的知识份子(除了某个短暂时期或个别人外)基本是社会抗争行动的边缘者,最多在舆论上鼓与呼,未能深入抗争现场,参与抗争行动。

 但是,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为主的左派学生群体开始弥补这一缺憾,他们继承了共产党的「初心」,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这群左派学生,响应领导人的号召,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着作,组建学生小组讨论社会主义的进步,像当年毛泽东去安源煤矿发动工人一样,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阶级万岁」的口号深入工厂农村,组织工会,指导工人维权斗争,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村家庭等。

此种情况的出现,完全是官方自己为自己製造的陷阱。这几年国家政治上的左倾,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化,使得这群左派学生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理论资源,而现实中官方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好成了他们批判的靶子。

 他们「活学活用」,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启发工人和农民,让后者认识到,他们被剥削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除了他们所服务的企业主外,还有背后的国家资本家,给工人农民灌输明确的剥削和阶级意识,从而使工农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变了修的共产党。可想而知,像本文前面提及的那些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的群体反抗事件,如果当时有左派学生灌输给他们这些「大道理」,后果就会变得不一样。

 到临界点后

左派学生的行为正是中国官方最担心的:知识份子和工农的结合,前者为后者提供理论指导,后者为前者提供组织力量,从而为大规模社会运动和社会抗战奠定阶级基础,并涌现组织者和领导者。对官方来说,棘手的地方还在于,要打压左派学生的行动,会遇到理论障碍。因为他们运用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资源,正是官方长期坚守的。

 当然,现阶段左派学生群体深入到工厂农村,和工农打成一片的还不多,也不排除一些左派学生持有一种机会主义态度。但官方是深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的。问题还在于,左派学生群体的行动具有示范效应,一旦右派知识份子也深入基层,深入大众,和劳工大众的结合形成一种趋势,那麽,在社会经济形势恶化到临界点后,原先被蛰伏的普遍的社会不满爆发出来,社会群体抗争就很容易发展成整个社会危机和社会运动的系列的连续剧。

应该说,这种情况很可能不远了。

转自:上报

本文发布在 观点转载. 收藏 永久链接.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