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泳新 :中共党史是一部罪恶史

一,必须要明确中国民主运动的首要任务

1,在《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二)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把上面的第一步看作主要是学术研究的话,那么这第二步则既有宣传教育又有民意形成两方面的任务。”
而学术研究的具体内容是,如《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二)中讲的
第一步是,从极权主义理论为指导出发,结合世界远东和中国近代史的最最关键的事件(从甲午海战开始,,,辛亥革命,,,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到二次大战的结束冷战开始国共内战,镇反土改抗美援朝,,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八九镇压六四屠杀,苏东突变,,,直到当今),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象西方人那样,不断地“观察—判断—发现矛盾—重新审视一研究探索一相互批判与探讨一达到共识”,进而达到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以此作为西方人对人类认识自己历史经验贡献的一个补充。
这里讲出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学术研究部分的首要任务是,其一是要证明要解释清楚,中共党史是一部罪恶史,其二是要说明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成为犯罪集团的原因所在。
其一是要证明要解释清楚,中共党史是一部罪恶史。这里我们所说的“证明”二字,是与平常人上法院所看到整个法院事务的核心,“证明某人是不是有罪?犯有何罪?”这中间的“证明”,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在这里所欲证明有罪者,或用法律的用语,叫嫌疑犯吧,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是一个有死人有活人的群体、一个组织、一个政党。自然有些规则、法律、方法都要有所改变。这样的“证明”就如同孟泳新《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30日)一文所证明的那样。

2,孟泳新《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30日)一文就共产党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提出了孟泳新他的对这段历史的历史价值评判。
《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是指的,中共中央1950年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 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在这事件中共产党一共杀了有71万之多的历史反革命。
孟泳新在《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一文中证明了,共产党发动并执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及其派生原则;镇压反革命运动严重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及公正审判权所要求的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审理的权利和享有律师帮助这二项最基本的权利和要求;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的复仇祭祀,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文明与进步的一次亵渎,是荒谬的,也是非正义的;这其间的根据是,第一,背信弃义,言而无信;第二,镇压反革命运动违背了国际法准则;第三,严重违背了罪责原则〔或叫罪罚相应原则〕;第四,严重违背了“一事不二罚” 原则、“疑罪从无原则;”大搞“一事二罚”、“罪疑从有”,开创了“劳动教养”这一名为不伦不类的新惩罚制度、实为与“监禁”并列的剥夺人权自由的违宪制度在中国的一甲子的存在;第五,恶法非法;第六,毛泽东犯有危害人类罪的明证;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原党政人员的无罪杀戮。
孟泳新的《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一文,发表以后,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却受到既没有一篇文章的附议又没有一篇文章的反驳的处境。这说明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现况是怎么了。为了让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朋友能了解中国民主运动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能了解中国民主运动的学术研究部分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能了解《二零一八宣言》的真谛是什么?一直到了解孟泳新在2014年1月30日发表的《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意义何在?我们每个人应该在中国民主运动中怎样确定自己的精力放在何处?我只好多讲一讲了。

二,我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可归纳为四个预想和一个定义

我九十年代住在德国美茵茨时起,在工作之余带着问题自学历史社会科学与哲学,慢慢就从一名铁道专业人士变成了一名历史社会科学与哲学方面研究人士。我将我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张君劢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未来中国研究这三个方面。在这三个研究方面是密切相连又有各不相同的深度和侧重点的。
对未来中国研究方面我总结了自己多年来对德国战后彻底清除纳粹和斯大林两种极权主义影响的各项成功经验的观察、考查与研究,早在美茵茨时起,就得出了如下四个预想和一个定义,并就将四个预想和一个定义用实践反复检验之,之后成了指导我观察、思考、研究与我写作的一条主线条。
第一条预想,民主中国在成立后必须首先设立中国宪法法院。我在以司馬涇为名撰写的《民主中国宪法设计》,連載于原德國《萊茵通訊》1998年2月第1期, 4月第2期,7月第3期, 8月第4期, 12月第5期, 后发表于黄花岗杂志总第三十三期2010年第三期2010年8月10日第48页/第64页。可能有人会说,我们也有人提出了设立中国宪法法院的建议。我请这些朋友,认真地读一下我在《民主中国宪法设计》中对有关中国宪法法院以及行政法院的几乎所有主要方面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你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我之间的差距了。而现在的我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我又是不断发展的。
第二条预想,是设立了中国宪法法院的最最首要的任务是组织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首次最有历史价值意义的历史大审判,即对毛泽东共产党的历史大审判。无论何派欲想治理好如此之大国,都必须承认,认同此预想是唯一可行之策。孟泳新《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预想下所做出的一个小小的研究成果与总结,是为将来中国历史大审判所做的一个小小的贡献。这就是它的历史意义。“小小”的意思是指该文仅对共产党所做过的众多事件中一件事件所做的历史证明,但历史决不会忘记,这是中国人中的第一人对共产党所做过事件所做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证明”。尽管该文还有进一步改进、完善之处,但它第一次为后人树立了版本和模式。孟泳新所写的《二零一八宣言》也是为这场历史大审判作的另一种准备而已。
第三条预想。对这场中国宪法法院主持的历史大审判的结局,我不予断言,但我认为,这场历史大审判必需避免出现邓小平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历史笑料式的闹剧,也要避免出现象台湾中国司法院所作出的禁止共产党禁令而对共产党以及如此众多的中国人为何为之而奋斗的事实未作精致细密、深潜缜密之分析与解说,从而结果是反受其害,大大地伤害了司法院的信誉。这里我要指出的,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台湾的学术界、历史学家由于在余英时之流的把持下,既无本身素质又无探求精神,根本没有能力来认清共产党的本质。另外,我们还要分别开这场历史大审判与一般的刑事案件审判有何区别之处。我的预想是,未来中国宪法法院在主持的历史大审判时的重心应放在要说明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成为犯罪集团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上面讲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学术研究部分的首要任务之其二。下面接着谈谈我的观点是与何人的对历史学认识有何相类似处。
何兆武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中谈了他对历史学认识的感受,“史家治史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方面是认识史料,即上面所说的历史学Ⅰ。这方面的操作程序是纯科学的,或者说是完全科学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确认史料之后,还必须对它做出解释,这个工作是理解的工作,仅仅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此外,还需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的理想或精神贯彻始终。”
“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而外的第三个方面,便是史家对人性的探微。人性探微自然也是古已有之,然而,只是到了近代哲人们的手里,它才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才知道原来人性里面还有那么多幽微的丘壑和阴影。”
这里讲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学术研究部分的首要任务之其二,也许可以理解为类同何兆武讲的人性探微。
何兆武在另一文中讲,“他尽管知道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屠杀了多少万人,但是他还需要能充分解释(理解)何以法西斯对于异己的人们怀有那么大的仇恨(并且还煽动了那么多的德国人)?”也是同一个想法。
对共产党的罪恶史的证明是问题解释的一个方面,但我认为,问题解释的另一个方面、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要说明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成为犯罪集团的原因所在。这关键之处是在于如何认识思想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所导致的。共产党是非常看重对国人的真理部教育,他们从孩提起就做起了。
要证明要解释清楚,中共党史是一部罪恶史,我们可以这样地加以理解,中国民主运动需要大量的合格的检察官和法官,如同纽伦堡法庭上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布了一条行政命令,指定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作为美国代表和首席检察官。杰克逊在开庭演说中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开庭审理破坏世界和平的罪行,伴随着权力的是万分重大的责任。我们力图判定和惩罚的这些罪行,其策划之精心,性质之恶劣,破坏之巨大,让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它们被置之不顾,因为无法承受它们再次卷土重来。这四个充满胜利喜悦又饱受战争创伤的伟大国家,克制住复仇的愿望,自愿将俘获的敌人交给法律进行审判,这是权力为理性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而要说明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成为犯罪集团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这样地加以理解,中国民主运动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如同以色列历史学家塔尔蒙那样。塔尔蒙在探讨布尔什维克最终走向恐怖主义统治的原因时,指出,“革命领导干部与绝对的教条紧密结合为一,凡拒绝接受者一概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Talmo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1951,P.40)
杰克逊说的“因为无法承受它们再次卷土重来”故要设置纽伦堡法庭,对犯罪者作出历史性审判。这也是我第二条预言的根据。但任何人必需认识到,仅仅设置纽伦堡法庭作出历史性审判还不足以完全防止“卷土重来”,德国政治家们早就意识到了这点,从而从各个方面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我讲的第三条预想就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对德国人这方面工作进行考察后作出的一条借鉴。
我的第四条预想,唯有设置仲裁员、仲裁委员会、并独立自主地开展各种类型的仲裁活动,中国民主运动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只能留到以后再谈。
一个定义,就是,凡认同或不认同共产党是犯罪的,是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与政治小人之间的分界线,中国人民推翻共产党统治、争取自由主义民主的运动就是中国民主运动。而象朱钅容基、金庸都是政治小人。请参见孟泳新《金庸武侠巨人政治小人》。
若你理解我的这四条预想和一个定义,你就理解了我这篇文章。

三,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以极权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指导”二字呢?

1,“指导”意味着,用它来“发现矛盾”。
利用极权主义理论的观点、立场、思维逻辑、分析方法,对直至今日的共产党、国民党、各派历史学家对中国近当代所有研究结果,对中国近当代已经“观察—判断”所得出各种结果进行一次全方位及所有各具体历史重大事件进行一次系统梳理,以找出、发现矛盾。

2,“指导”意味着,可理解为“重新审视和研究探索”。
我在几年前读了一些有关“极权主义理论”的文章书籍,由于“极权主义理论”这一论域源远流长,门派著者繁多,各书所述重点各不相同,深浅不一,在中文范围内故出现介绍极权主义理论的许多文章质量参差不齐,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我认同下面的观点,西方极权主义的理论研究以德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布拉赫和以色列历史学家塔尔蒙这两位学术巨匠为代表。故以这二位学术巨匠的著作中,与绝大部分极权主义理论家意见共通的部分,可作为极权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
对共产党及其政权的认识是民主运动的思想基础,它直接决定了民主运动的政治方针及策略。迄今为止,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极权主义理论对于共产党统治作出的描述及认识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最明确、简单的理论。它清楚地记述了共产党的罪行,让人清楚地看清了共产党的本性。
前西德在六十年代就已经把极权主义思想作为中学教育的课程,两德统一后依然在中小学校非常强调对历史上的纳粹和共产党——这两个极权主义的历史的了解及认识。时下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极权主义理论可以让中国民众及民运人士在一个新的思想框架上重新审视二一年诞生后的共产党夺权史,重新审视四九年后的共产党政权;重新审视八九年前的所谓改革开放。
而对我们中国从事民主运动的朋友来说,“以极权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指导”则可以理解为“重新审视和研究探索”。也就是讲,“读懂、理解一一方法、精神一一借鉴、探索”;读懂、理解,就是说,要读懂极权主义理论的内涵,要理解极权主义理论的全部思想;方法、精神,就是说,要精通极权主义理论研究方法,要思索极权主义理论的探求精神;借鉴、探索,就是说,要借鉴极权主义理论于研究中国历史之中,要探索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本质。这样的理解对于一般的中国知识阶层就可以了。
但至于对训练有素的研究者还需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搞清整个世界极权主义理论宗门派别的来龙去脉,能分辨出诸位学派杰出者的各自传承、独创与发辉及其相互间异同之处,其中又以能从中找出新的课题突破论域为上乘。对于在中文世界中,我推崇仲维光先生,因为他对极权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依我的观点,是最接近于世界极权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用中文表达得最清楚、最精准、最精辟不过了。在中文圈内有些人介绍极权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说,根本就不行,极容易产生误读误导的现象。
在撰写这一段时曾受到仲维光先生的劈正和指导,在此特表谢意。由于阿伦特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文世界居然不仅认为阿伦特是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而且是“最权威”的“专家”。据仲维光先生介绍,这本书在五一年英文本出版的时候,在美国的书名是《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而在英国出版的同一本书名则是《我们时代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其实,这本书实际上并没有回答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什么,阿伦特的这本书是一本各种题材的杂文的拼凑,它没有统一的方法,更没有统一的思想研究基础。仲维光先生认为,这些问题阿伦特自己是感到的,但是她采取了一种似是而非,环顾左右而言其它的回避的方法。

3,“以极权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指导”的背后是指出,什么才是真正的世界潮流?
孟泳新在《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中)》(7/27/2016)中写道,“笔者的点评:孙中山题写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句警世名言,可能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了。孙中山在表述自己革命主张时,总喜欢从“时代”、“世界”、“各国”、“近世”、“20世纪”、“世界大势”、“世界潮流”等视角立论,这不能不说是顶尖政治家、顶尖预言家了。在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还是一再地认定革命是一种“时代之进化”,说:“近世以来,革命风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砻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善,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P1))特别跷蹊的是在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又一次地适应了时势和潮流的变动,“及时地”提出了,“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之共和国,”(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P56)。) 孙中山在复函蒋介石时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 孙中山自负是中国人“先知先觉”者中的永久的第一人,目中无人,睥睨诸家,无论是为其所认为是政敌的所谓“军阀”如陈炯明、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之流,还是是自己的追随者或者分道扬镳者如章太炎、冯自由之徒,或是是曾经与其唇枪舌剑过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张君劢之辈,是怎样地认识苏俄政权的,更不论“这些鼠辈们”各自不同的分析苏俄政权的方位、层次,“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大搞起联苏容共,引狼入室,祸害华夏。孙中山这位顶尖预言家的革命联苏的世界潮流预言,在一代人的时间(1991年)过后,便贻笑于天下了。”
要认清,什么才是真正的世界潮流?是我们每个人必需首先要看明白要搞清楚的问题。
我们讲要“以极权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意思是说,世界极权主义理论家们所提出了的并为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欧洲议会所肯定、承认了的结论意见是代表了真正的世界潮流所在。
在中国而言,共产党近年来提出的什么三个代表啦,什么科学发展观啦,什么习近平思想啦,都是些讲不明道不白的“理论”,连什么是中国潮流都不敢提出,岂敢问顶世界潮流呢!共产党出自于其本性是极害怕人民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世界潮流?”这个问题的。
4,什么是二十世纪的基本特征呢?
“研究十九世纪后世界发生的灾难及走向的思想家们称二十世纪是意识形态的世纪,后来由此更进一步看到,称这一百年是极权主义的世纪更为确切。这个不断深化的研究说明,意识形态问题和上个世纪造成将近两亿人牺牲的世界大战,极权主义专制,各类和反人类罪联系在一起的族群灭绝问题紧密相连。为此,这个研究让人们看到,在民主社会制造混乱,甚至导致民主社会崩溃的是“意识形态化”及其造成的对立及泛滥;在极权主义专制的共产党社会的特点则是彻底的意识形态化。
“意识形态化”是党国社会的特点,“彻底的意识形态化”则是党国社会极端化后的一党专制的党文化的特点。”
这段回答是引自于仲维光先生评论台湾中期选举的新作《韩国瑜应该更理直气壮地拒斥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化》。可能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只有彻底地认清了二十世纪的基本特征,即二十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这一点,才有窥测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走向的可能。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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