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是上海第二耐火材料厂的一名工人，按照排班，这天工作时间为下午两点半到晚上的十点半。在换工作衣时，我的一名同事告诉在场的所有人，人民广场有人聚会，并还有人在演讲。他说，他这几天上班来乘坐公交车，路经那里，都要堵塞一会儿。这个传闻对其他人也只是一个新奇的消息罢了，但对我来说，则如同惊雷震耳，激起我心中阵阵热情，迸发出种种遐想。我满怀着渴望与兴奋，心里一遍遍说着：终于来了。
时间是1978年11月最后几天。
我产生如此激烈的情绪，其原因还得从几年前开始寻找。因为我出生于一个被那个时代敌视的家庭，从小就被歧视，略懂事后，我已经明白一个生活的道理，远离任何牵涉政治的事情，尽管我喜爱读书，我也不读文学之类的书籍，更毋庸说政治书了。但命运却有它的安排。1975年春季，按照当时中学生毕业分配的规定，我被分配进第二耐火材料厂，经过短暂的学习，被安排进二车间成型小组。当我走进小组后，我才知道，这是全厂最苦最累的工作。不仅有极大的粉尘，就是在严冬季节，也一定汗流浃背，工作服上会因汗水干了而显出满背的白色盐花。无论寒暑，都是赤膊和短裤，外面穿着一套工作服。我虽然年轻，但并不强壮，这样繁重的工作，我坚持了三个月后，总算适应了下来。但另一种压力仍未过去。就在我将要走进小组的前一天，组长召开了小组会议，告诉各位组员，将有一名新组员要来，你们每个人不要多与他交往，而是要时时刻刻监视他。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尽管这个组长的话，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他那时是预备中共党员，正在迫切希望成为正式党员，所以他是不会松懈一刻，始终用他明察秋毫的眼睛注视着我，他甚至对我多抽几根烟，都要在心里问个为什么，并告诫组员，大家注意了。
而对我来说，能坚持每天干完工作实属不易，有一个念头始终缠着我，难道没有好的机械能替代这样繁重的工作，或者至少能减轻一些吗？我知道，我们使用的机械都是日本人留下的东西，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了。我想不通，为什么现在还在使用？我很清楚，周围的人生活并不好，科技十分落后，一个社会理应朝这方面力求改变，但当权者却在侈谈政治的正确与否。我直到那时觉得应该看一下《毛泽东选集》了，看看所谓的中国伟大领袖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很快就将四卷雄文读毕，实在得不到一个答案。又去读毛泽东口口赞扬的马克思著作，因为他声称自己正是按照马克思的主张来行事的。好在那时书店里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东西，其他都是稀有之物。我很快就被马克思吸引，第一个感觉就是中国这个社会完全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不是按照马克思认识来行事，而是恰恰相反。更糟糕的是，我还在马克思著作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自由民主的光亮，于是我坚信是这个社会错了。原本出于对社会的注意，对民众的理解，对国家的忧虑，这样的意识当与马克思的认识相遇后，信仰居然为此而产生，我感觉自己已经站在云端，俯察这个古老的国度，我对这个国家以及民众的未来忧心匆匆。
我的内心如同万马奔腾，我相信这个社会与我有共同认识的人大有人在，于是我通过图书馆、书店，甚至在马路上，寻找与我志同道合者。我知道自己的认识和行为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年轻人的使命感和信仰使我无所畏惧。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我结识十多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志同道合者，其中有三人那时与我比较投契，比我年长两岁的傅申奇【注1】以及同岁的王建伟【注2】和任某某。傅申奇是我在虹口区图书馆认识。几天后，我按着地址写了一封信傅申奇，他回了一封近万言的信件，信件中洋洋洒洒引用马克思多种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傅申奇在信件中以及以后，都重申一个观点，应该把马克思与列宁分开来，应该相信马克思而不是列宁。那时的傅申奇是上海动力机厂的一名工人。王建伟则是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厂的一名工人，他平时喜爱阅读政治书籍，而那时能找到的政治书籍就是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他与我认识是通过旁人的介绍。我第一次按照地址到王建伟家拜访，与他在街上走了很长的时间，他们相互谈了自己的认识与想法，都感到相恨见晚，友谊一下子就进入深的层次。我又通过王建伟结识了任某某和张某某。任某某也是一名工人，平时喜爱书法和读一些文学书籍。由于我那时也爱读文学书籍了，所以与任某某十分投缘。
有多少个白天或晚上，我与傅申奇、王建伟等人聚在一起探讨中国未来的出路，我们自认为已经掌握真理，中国只能按照我们的认识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认为不仅是我们的认识，也是所有人的认识。我们认为，只要有机会的话，能登高喊出我们的心里话，就会有无数人响应，将在我们的身后跟从。我们知道，可能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我们可能会因此失去许多东西，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但我们气薄云霄，毫不畏惧，我们渴望一个机会。而人民广场的演讲，终于告诉我们机会来了。
我太兴奋，有着太多的遐想，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十点下班，洗完澡匆匆往家里赶去。我的家是带有日式风格的建筑，门口两边有两个花台，里面有两幢房子，住着十多户人家，我的住所是在第一幢楼的顶端，是个阁楼，面积也只有12平米多一些，东面和南面各有一窗，里面安置着一张铁床，一张方桌和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一边有两只竹子书架，堆满了书籍。我一个人居住，这对当时我所认识的朋友来说，是个令人羡慕的环境。因为那时上海每个家庭都是挤满了几代人，没有一个人能享用独立的空间。为了便于读书和探讨，我慷慨地给了傅申奇和王建伟自己家的钥匙，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任何时候可以来，并使用这间房子。我到家，家里灯亮着，家里的人还真不少，有傅申奇、王建伟、任某某、张某某和唐某某，他们都得到了人民广场有人演讲的消息。大家都很激动，但大家都讲不清具体情况，于是一致决定立即赶往人民广场。
我家离人民广场大约有10公里，我们坐公交到了人民广场。在那里，不少人聚在路灯下，路灯底座正好高了一些，有人站在这高的地方进行演讲。听众时而鼓掌时而喧哗。由于已是冬天，演讲人穿着草绿色的军大衣，带着冬季军帽，甚至还背着军用的布包，总之除了没有军人领章和帽徽外与军人没有区别。演讲的人有几位，也形成好几堆人群。演讲的内容，是有关中共最高决策者内斗以及他们对某些重大政治事情的看法，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内部”消息；另一个内容，就是听众提出问题，让演讲者不得不表示自己的看法，而这样的看法往往与指责中共，特别是毛泽东有关。这在当时被大家公认为是件非常有危险的事情，因为中共建政以来，对于这样的言论从来不缺乏残酷打击的手段。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很容易给当局落下镇压的把柄。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提出这样问题人，是否怀有阴谋，企图制造事端而招来当局尽快地镇压。我们六人转遍了聚集的人群，傅申奇又在人群中遇见了他的老邻居彭某某。经过简短的商议，七人一致同意先返回我家，对人民广场的事态做进一步的商讨。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到我家，已经在回去的公交上，相互交换了一系列的看法，也提出一些猜想，例如那些穿着军大衣的演讲者是谁？他们上海本地的，还是如传说来自于北京等等。 到了我家里，已经有些想法成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依据当时新宪法的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权利，决定结社。这社取什么名称，它的宗旨是什么？七人当时的初心是想通过每个人的努力使中国能够强大，使这个民族能够兴盛，于是取社名为振兴。至于社的宗旨是想通过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追求自由民主来振兴中华。其行事有二，一是希望同意并接受社旨的，加入进来，一同探讨，共同磨砺；二是希望有志者也能学着我们的做法，组建其他社团。振兴社事项完毕，我们出于对人民广场事态的责任心，起草了一份注意事项。这份东西与振兴社无关，而是针对广场出现的情况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其主要之点，就是前面所提的，在演讲中，个别听众有意提出某些问题，逼着演讲者把话题引到“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我们认为这些个别的人，很可能怀有祸心，好让当局抓到把柄，引来镇压。结社启事和应该注意的事项两篇文章成稿后，需要用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到人民广场。幸亏我家中有大张的纸，还有笔墨。其中数任某某字写得最好，毛笔的抄写自然落在他的头上，我的字只是过得去，为了抓紧时间，也得承担。好不容易将两篇文章用大字报的形式誊写出来，我在煤油炉加起小锅，用家里的面粉搞成糨糊，等贴大字报时用。煤油炉开始的油烟，呛了一屋子的人。
上海十一月底的天气，特别早晚，已经非常寒冷，好在这七人热血澎湃。路上已经没有公交车，我们跑步到人民广场。七人都年轻，跑跑走走，相互激励又相互嘲笑，嘻嘻哈哈，十公里路倒也不觉得长。趁着夜色，我们在人民广场的一堵墙上，贴上了《结社启事》和《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一共三张纸头。七人兴奋不可言状，我们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大事。彭某某认为离他家较近，首先离去。而傅申奇、王建伟、任某某和张某某因为自行车停放在我家对面弄堂口，唐某某住在我家不远，所以六人坐着早班的公交车回了我家。下车后，唐某某兴匆匆地与我们告别，其余五人来到我家门口，发觉一件令我们吃惊的事情。
那时，自行车还是每家重要的交通工具，由于买一辆也近上百，是年轻人两个月的工资，所以自行车不仅是个交通工具，还是家庭的财富。傅申奇、王建伟、张某某和任某某是骑自行车来我家的，他们将车子停放在我家对面的弄堂口，自行车全不见了。自行车被偷了？而且是四辆，这在当时要算一起重大失窃案了。由于发生在我家门口，我自然要担起责任，连我在内三人赶到派出所报案。由于是清晨，值班的警察带着强烈的睡意，询问了事情的原由，并要求我们写下自行车的牌照号码。等我们写完，他的睡意也去掉了一半，提醒我们是否把自行车放到了别处，而自己忘了。当我们肯定说不可能之后，他认为一下子四辆自行车被盗是不可能的事情，他都没遇见过。自行车不见了，案也报了，他们四人一时也回不了家。一夜折腾，大家都累了，横七竖八在我的床上躺下。到了中午，派出所来了电话，说是自行车找到了。据派出所说，他们半夜巡逻时看见弄堂口有四辆自行车，为了安全起见，全部拉进了派出所，代为保管。原来是场虚惊而已。
我们振兴社的《结社启事》在人民广场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能按照我们的提议去结社的一个也没有。有趣的是，有几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在广场上的人群中，自称他们是振兴社的成员，当然这已经是过了几天的事情了。
何永全写于2018年10月26日
1、傅申奇曾是上海争取自由民主的风云人物，多次被关押，现住美国纽约。
2、王建伟曾因煽动罪被判刑3年，现住上海。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