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海:回忆民主墙时代我所亲历的一些人和事

1977年恢复高考,有了77级、78级、79级这三届七十年代文革后的大学生。我就读的是北京医学院,现在这个学校已经不存在了,并入了北京大学,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正如那句老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下个世纪五十年代,效法苏联教育模式,北京大学医学院从北京大学分出,成立了北京医学院。到了这个世纪,又回归世界主流教育模式,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又回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在这三届学生中,有十四、五岁的毛孩子,如我们同学中,就有两个只有十四岁,不少的同学只有十五岁,他们真是神童,不仅年龄少,而且高考分还非常高,不然也考不进我们的学校。也有三十来岁的高龄学生,如我们77级有一个老大姐,30岁那年上的大学,三年级时和一文革前的老大学(当时已是教授)结婚了,在四年代后的暑假(我们是五年制)里生了孩子,一节课都没有耽误,真不亏是学医的,真会计划生育,这些高龄学生是过去十年中的精英。

七十年代后期,文革刚结束,中国对外交往还很少,很少见到外国人,尤其是在外地农村。可是在我们学校中有不少的留学生,这让外地来的同学感到很新鲜。一个同学告诉我说,有一次他们那里来了一拨外国人,全城都轰动了,几万人围着看,淘气的男孩子还向人群扔小石头。那年月,很少见到外国人,更很少见到台湾人,可以我们班愣来了一个台湾人,就是郑钦华,他也是高龄学生,当年29岁。郑钦华,又名柯力思,后来曾担任海外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副主席,那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事情,那时的海外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民运组织,可能只有这个民联。郑钦华担任副主席,王炳章担任主席,他们是校友,他们都曾是北京医学院的学生。他们也都是我的校友,而且郑钦华还是我的同班同学,同寝室上下铺的同学,最好的朋友和兄弟。

郑钦华,一个台湾人,台湾辅仁大学毕业后,当了2年兵(台湾的男子必须服兵股),又到法国去留学,学习医学,1979年以转学的身份来到我们学校。郑钦华,一个台湾人,15岁就开始从事民主运动,与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台湾的民主事业,曾被关过,被打过,但是民主的信念没有丢失过。随着老蒋(蒋介石)的死去,随着小蒋(蒋经国)的上台,台湾的民主事业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而此时大陆的民主事业才刚刚开始,为了大陆的民主事业,郑钦华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大陆。

那年月的中国大陆还很贫穷,还有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等等。前一段时间,我还与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已是一家医学院的领导)回忆当年的事情,他说他当年最怕过冬天,由于只有一床被子,不薄,时常冻得睡不着觉。我妻子(比我们年纪都小)很不解,说为什么不多买一床被子,或者向谁家要一床被子。我妻子还抱怨我,你为什么不让你妈给人家做一床被子。她哪知道,那年月,一个人一年才十多尺布票,有富裕的布票、棉花票来给人家做被子呀!

郑钦华,一个台湾人,又在法国生活了几年,他放弃了物质上的舒适生活,来到了物质上贫乏的中国,和我们一样,拿着每月19块5毛钱的肋学金,算计着粮票、布票来生活,这完全是一个信仰在支撑着他,这是现今的“愤青”们永远也达不到的境界。这些愤青们一边骂着西方国家,一边想方设法地要去西方国家,死活也不愿意回到早已不再物质贫乏的中国大陆。

1978、1979年,在中国出现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出现了如魏京生、刘青、徐文立、任婉町、王希哲、孙丰、杨靖、刘京生等一大批民运人士。郑钦华一到中国大陆就与这些民运人士接触,共同追求中国大陆的民主。谁想没过几个月,到了1979年12月,西单民主墙就被取谛了,之前及之后,就有不少的民运人士陆续被抓捕入狱。

因参与民主运动,后又计划组党,徐文立被判15年有期徒刑,王希哲被判刑14年,孙维邦(孙丰)被劳动教养2年。与他们密切接触并与参与了计划组党的郑钦华,这时也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因我与他聊的来,又比他小十来岁,我一直把他当大哥看,在这个危险的时候,他对我讲了他来大陆的目的和所做的一些事,当然仅仅是一点点。他请我在他被抓后,设法通知他在台湾的家人。所幸不知是因为他是台湾人还是什么,郑钦华没有被抓捕,那个时代在大陆没有几个台湾人,共产党又比较重视统战工作,也许郑钦华因此躲过了牢狱之灾。

在以后的几年里,郑钦华和我们一样刻苦学习,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看书到十点、十一点,直到教室关门,而有些女生回到宿舍后还要打开自己的小灯再继续学习。有时晚上停电了,我们还要到周围学校的大教室去看书,如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等。相比我们学校,他们学习气氛就差远了,我们的大教室里没有人说话,很少有人走动,就是走路也会很轻,生怕影响到他人;他们的大教室就没有这么安静了,时常有人说话和走来走去。

大学毕业后,郑钦华去了美国,参与了海外的民主运动,由于那时不像现在有网络,此后对他的情况,我知道的就很少了。后来他去了法国,并在那里结婚、生子、做生意,就再没有专职从事民主运动了。虽然不再专职,但还是十分热心于民主事业,对民主的信念也没有失去,偶然一次从网上看到,他是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委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受郑钦华的影响,我也热心于民主运动,因参与民主运动,这些年结识了不少民运人士,并成为相互信任的朋友。1989年我信主成为基督徒,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一直面向民运朋友。不少的民运朋友参加过我们的家庭教会,不少的民运朋友也接受了耶稣基督,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因为热心于民主运动,热心于为主传福音,我曾被劳动教养2年、行政拘留13天、判处有期徒刑2年、监视居住2个月22天,至于被传唤、跟踪、监控、软禁,那就不计其数了。虽然我遭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对真理的追求及所带来的崇高,更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而且上帝从来不会忘记那些真正为主受苦的人。

这么多年来,我与郑钦华联系不多,但一年中也有几次长聊。在聊到大学同学时,我们都感慨颇多,尤其是国内的同学,几乎都是名医、教授(主任医师)了,大多数不是院长就是主任。在大学时,郑钦华多次对我说过,我们应当在医学上、在科学上,给人类做出贡献;而且只有这样,我们的声音才会更有力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民主运动。

这么多年来,郑钦华的这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一直铭记在心。因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忘记对科学的追求与探索,经过20多年的研究,我完成了我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宇宙与精神终极》这本书。在此,我希望郑钦华能与我一起从事这个科学工作,尤其是发表、讨论、交流上,我也确实需要这个老同学的帮助。我们不仅要在民主运动上回报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也要在科学、医学上回报我们的国家与人民。

徐永海: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电子邮件:xuyonghai@yahoo.com.cn

写于2008年7月30日

中国公民运动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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