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有了77级、78级、79级这三届七十年代文革后的大学生。我就读的是北京医学院，现在这个学校已经不存在了，并入了北京大学，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正如那句老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下个世纪五十年代，效法苏联教育模式，北京大学医学院从北京大学分出，成立了北京医学院。到了这个世纪，又回归世界主流教育模式，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又回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在这三届学生中，有十四、五岁的毛孩子，如我们同学中，就有两个只有十四岁，不少的同学只有十五岁，他们真是神童，不仅年龄少，而且高考分还非常高，不然也考不进我们的学校。也有三十来岁的高龄学生，如我们77级有一个老大姐，30岁那年上的大学，三年级时和一文革前的老大学（当时已是教授）结婚了，在四年代后的暑假（我们是五年制）里生了孩子，一节课都没有耽误，真不亏是学医的，真会计划生育，这些高龄学生是过去十年中的精英。
七十年代后期，文革刚结束，中国对外交往还很少，很少见到外国人，尤其是在外地农村。可是在我们学校中有不少的留学生，这让外地来的同学感到很新鲜。一个同学告诉我说，有一次他们那里来了一拨外国人，全城都轰动了，几万人围着看，淘气的男孩子还向人群扔小石头。那年月，很少见到外国人，更很少见到台湾人，可以我们班愣来了一个台湾人，就是郑钦华，他也是高龄学生，当年29岁。郑钦华，又名柯力思，后来曾担任海外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副主席，那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事情，那时的海外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民运组织，可能只有这个民联。郑钦华担任副主席，王炳章担任主席，他们是校友，他们都曾是北京医学院的学生。他们也都是我的校友，而且郑钦华还是我的同班同学，同寝室上下铺的同学，最好的朋友和兄弟。
郑钦华，一个台湾人，台湾辅仁大学毕业后，当了2年兵（台湾的男子必须服兵股），又到法国去留学，学习医学，1979年以转学的身份来到我们学校。郑钦华，一个台湾人，15岁就开始从事民主运动，与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台湾的民主事业，曾被关过，被打过，但是民主的信念没有丢失过。随着老蒋（蒋介石）的死去，随着小蒋（蒋经国）的上台，台湾的民主事业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而此时大陆的民主事业才刚刚开始，为了大陆的民主事业，郑钦华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大陆。
那年月的中国大陆还很贫穷，还有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等等。前一段时间，我还与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已是一家医学院的领导）回忆当年的事情，他说他当年最怕过冬天，由于只有一床被子，不薄，时常冻得睡不着觉。我妻子（比我们年纪都小）很不解，说为什么不多买一床被子，或者向谁家要一床被子。我妻子还抱怨我，你为什么不让你妈给人家做一床被子。她哪知道，那年月，一个人一年才十多尺布票，有富裕的布票、棉花票来给人家做被子呀！
郑钦华，一个台湾人，又在法国生活了几年，他放弃了物质上的舒适生活，来到了物质上贫乏的中国，和我们一样，拿着每月19块5毛钱的肋学金，算计着粮票、布票来生活，这完全是一个信仰在支撑着他，这是现今的“愤青”们永远也达不到的境界。这些愤青们一边骂着西方国家，一边想方设法地要去西方国家，死活也不愿意回到早已不再物质贫乏的中国大陆。
1978、1979年，在中国出现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出现了如魏京生、刘青、徐文立、任婉町、王希哲、孙丰、杨靖、刘京生等一大批民运人士。郑钦华一到中国大陆就与这些民运人士接触，共同追求中国大陆的民主。谁想没过几个月，到了1979年12月，西单民主墙就被取谛了，之前及之后，就有不少的民运人士陆续被抓捕入狱。
因参与民主运动，后又计划组党，徐文立被判15年有期徒刑，王希哲被判刑14年，孙维邦（孙丰）被劳动教养2年。与他们密切接触并与参与了计划组党的郑钦华，这时也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因我与他聊的来，又比他小十来岁，我一直把他当大哥看，在这个危险的时候，他对我讲了他来大陆的目的和所做的一些事，当然仅仅是一点点。他请我在他被抓后，设法通知他在台湾的家人。所幸不知是因为他是台湾人还是什么，郑钦华没有被抓捕，那个时代在大陆没有几个台湾人，共产党又比较重视统战工作，也许郑钦华因此躲过了牢狱之灾。
在以后的几年里，郑钦华和我们一样刻苦学习，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看书到十点、十一点，直到教室关门，而有些女生回到宿舍后还要打开自己的小灯再继续学习。有时晚上停电了，我们还要到周围学校的大教室去看书，如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等。相比我们学校，他们学习气氛就差远了，我们的大教室里没有人说话，很少有人走动，就是走路也会很轻，生怕影响到他人；他们的大教室就没有这么安静了，时常有人说话和走来走去。
大学毕业后，郑钦华去了美国，参与了海外的民主运动，由于那时不像现在有网络，此后对他的情况，我知道的就很少了。后来他去了法国，并在那里结婚、生子、做生意，就再没有专职从事民主运动了。虽然不再专职，但还是十分热心于民主事业，对民主的信念也没有失去，偶然一次从网上看到，他是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委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受郑钦华的影响，我也热心于民主运动，因参与民主运动，这些年结识了不少民运人士，并成为相互信任的朋友。1989年我信主成为基督徒，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一直面向民运朋友。不少的民运朋友参加过我们的家庭教会，不少的民运朋友也接受了耶稣基督，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因为热心于民主运动，热心于为主传福音，我曾被劳动教养2年、行政拘留13天、判处有期徒刑2年、监视居住2个月22天，至于被传唤、跟踪、监控、软禁，那就不计其数了。虽然我遭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对真理的追求及所带来的崇高，更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而且上帝从来不会忘记那些真正为主受苦的人。
这么多年来，我与郑钦华联系不多，但一年中也有几次长聊。在聊到大学同学时，我们都感慨颇多，尤其是国内的同学，几乎都是名医、教授（主任医师）了，大多数不是院长就是主任。在大学时，郑钦华多次对我说过，我们应当在医学上、在科学上，给人类做出贡献；而且只有这样，我们的声音才会更有力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民主运动。
这么多年来，郑钦华的这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一直铭记在心。因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忘记对科学的追求与探索，经过20多年的研究，我完成了我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宇宙与精神终极》这本书。在此，我希望郑钦华能与我一起从事这个科学工作，尤其是发表、讨论、交流上，我也确实需要这个老同学的帮助。我们不仅要在民主运动上回报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也要在科学、医学上回报我们的国家与人民。
徐永海：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写于200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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