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本月初在一个演讲上尖锐抨击中国多项政策，其中一项指责中国通过“社会信用评分”制度，企图全面控制民众生活，他甚至直呼该制度是“奥威尔式”的。
彭斯说的“社会信用评分”，最初源于中国国务院2014年提出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规划的“社会信用体系”。该体系计划在2020年之前建成，对14亿公民的信誉度实行记录。
从装在牛皮纸袋里的个人档案，到即将实施的记录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信用评分，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究竟由哪几个部分构成，外界对其是否有误读？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秘密监控公民生活的社会真的会在未来中国再现吗？
三种体系
“让每个中国人都有信用评分，让信用等于财富。”一份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蚂蚁金服在2016年底共同发布的白皮书这样构想以后的中国社会。
作为这份白皮书的作者之一，蚂蚁金服公司是早前获批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8家中国市场机构中最受关注的一个，因为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支付宝“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的运营商。
“芝麻信用”被视为是中国首个通过大数据给用户进行信用评分的商用案例。它对用户的消费行为和偏好等因素进行分析并评分，如果积分足够，用户便可享受免押金租车、住酒店等服务。想增加积分的方式有很多，例如经常购买尿布等家庭用品，但如果购买大量电子游戏产品则可能被减分。
这是见诸在众多报端里对于中国社会信用评分系统的描述，但多名学者向BBC中文称，“芝麻信用”建立在用户自愿开通的基础之上，尽管它为中国日后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参考，但两者本质上没有任何关联。
“中国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由各种举措组成的对公民评级的生态系统，而非一个统一的控制系统。”荷兰莱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罗吉尔·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对BBC说。
北京大学金融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刘新海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从事研究，他向BBC中文介绍说，中国目前的信用体系有三种。
“中国现在有发改委（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的社会信用体系，有央行牵头的传统的征信体系，有芝麻信用等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的民间征信。但在很多人眼中可能只有一个体系，这是一个误区，”刘新海说。
中国当局对个人信息进行记录并非新鲜事。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所有的青年在工作后都会有一份自己看不到的档案袋，无论是工作分配、学校选拔，还是政审，这份人事档案都会成为对个人进行评价的重要一环。
然而，档案袋可以记载的内容毕竟有限，并且无法联网。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活动的活跃展开，一个由银行系统主导的征信体系逐步建立，用于记录个人信贷记录。
刘新海介绍说，近几年来，中国当局为加大对失信人的全面惩罚力度，要求发改委另组一套体系，这与银行系统目前是分开的。
“两者是没有联网的，因为发改委和央行对信用的理解其实是有偏差。社会信用体系目前缺乏理论基础，参与的部门也非常多，什么信息需要共享也不明确，”刘新海说。
不过，的确有证据表明，中国当局正尝试将这些不同的体系“打通”。
从山东荣成市的例子中便可初见端倪。该城的79万本地和外来居民、1.6万家企业和1420个社会组织已被纳入一个信用系统当中。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些对象被分配了1000分初始分，随后根据不同行为进行加分和扣分。参与志愿服务、献血等属于加分项，拖欠银行贷款、交通违章等则属于扣分项。
此外，该系统还把不同分数人群划分为AAA、AA、A、B、C、D六个等级。最终的等级将影响个人贷款、职务升迁等诸多方面。例如，信用等级高的人去政府办事会享受优先处理。
荣成并非特例，根据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今年年初公布的一份名单，成都、宿迁、惠州、温州等12个城市被列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样板”城市。中国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则计划到2020年，“以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基本建成”。
失信后果
在这样的系统下，失信了又有什么后果？除了扣分，很多地方部门发明了自己的方法，对当局认为的失信人采取行动。
例如2017年7月，山东莱州的一家法院要求三家通信公司将多名失信被执行人的手机号码被叫语音改为“老赖”提示音，当其他人拨打这些失信人的电话时，传来的将是“人民法院温馨提示，您拨打的机主已被发布为失信被执行人。”
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称，在河南开封，当地法院还尝试将失信人的照片植入年轻人流行的短视频社交App“抖音”中，配上激昂的音乐。
2013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出现在名单之上的人将会受到高消费等方面的惩戒。随后，惩戒力度逐渐加大，失信被执行人的出行也会受到限制。
中国发改委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当局已累计禁止1160万人次的失信人乘飞机，限制乘高铁441万人次。
被限乘高铁可以有多种原因，例如在列车上抽烟、携带易爆等危险品、逃票或使用过期车票。
争议
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非一个敏感话题。相反，中国当局进行了大力宣传。今年德国的一项学术研究发现，80%的中国网民对政府和民间的信用体系都持积极态度。
“‘奥威尔式’这个词，我觉得完全不是我的切身体会，”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孟维瞻对BBC中文说。“我个人没有觉得，现在受到政府的控制程度，和十年前、十五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反而是治安变好了。”
“在中国，消费者要时刻提防有毒奶粉或毒草莓，还要提防各种骚扰短信和电信诈骗，社会信用体系至少可以让生活更加可靠，”另一名网友说。
罗吉尔·克里默斯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政府快速进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因为中国从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产生了有法不依的问题，很多时候，法律没有足够的威慑力。
刘新海认为，有些事用法律太重，用道德的话又无法形成约束，信用奖惩可以被视为是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模式，用于对公民进行奖惩。
不过，也有批评人士担心，社会信用体系会有利于当局对异议人士和少数族裔进行监控和威胁。
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今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当局正在新疆部署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预测性警务软件。
报告通过分析新疆地方政府的招标文件发现，该警务软件通过视频监控、WiFi嗅探器等多种来源或“感知系统”收集信息，将其认为可能对当局构成威胁的人员进行标注和跟踪。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要求微信与支付宝提供用户的支付记录、聊天记录及其他活动，例如访问过的酒店和餐厅、婚姻状况等。
孟维瞻认为，政府需要明确，老百姓出现什么行为的时候要受到什么样的制裁，制裁多久。例如一些信用评分低的人不被允许去政府工作，但一切需要透明化。
“比如说，前几年我国的‘三聚氰胺’事件，导致了老百姓的恐慌。人们只知道哪些企业是不诚信的，却不知道哪些企业是靠谱的，”孟维瞻说。
转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