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正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应该培养的学生：沉浸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青年男女。
他们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组建学生小组讨论社会主义的进步。他们调查校内无产阶级的待遇，包括门卫、厨师和建筑工人。他们自愿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村家庭，并且自觉背诵习近平主席的口号。
然后，毕业了，他们试图将党所宣称的理想付诸行动，上个月，他们从中国各地汇聚到南方城市惠州，在附近的工厂组织工会，并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为工人提供更多保护。
这时党开始意识到它有问题。
当局迅速采取行动，镇压这些年轻活动人士的努力，拘留了数十人，并在互联网上擦去他们的正义呼吁——但他们的榜样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的战斗口号，他们对不平等、腐败和中国社会的拜金主义感到不满。
“你是工人阶级的硬骨头！”抗议者在一次集会上高呼，向一家设备工厂的工人发表讲话。“同荣辱，共进退！”
抗议活动在中国很常见，尤其是那些在这个没有独立工会、法院或新闻媒体的国家走投无路的工人。但惠州的示威活动却不同寻常，因为它们是由中国一些顶尖大学的学生和近期的毕业生组织的，自1989年以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流血事件告终的民主运动以来，大学生一直避免走上街头。
自那次屠杀后的几十年里，大学生普遍帮助推进党的经济和政治议程，重点关注就业、家庭和其他物质福利方面，同时支持威权统治，或者至少也是避开政治。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政党官员越来越担心西方对中国青年的影响，这些年轻人前所未有的世故，依赖数码技术相连。
但惠州的活动分子代表了当局没有预料到的威胁。
他们携带毛泽东的肖像，唱社会主义歌曲，信奉政府多年来在强制性意识形态课堂上给他们灌输的理想，表达对贫困、工人权利和性别平等等问题的不满——这是共产主义的一些核心关切。
“我们做的事情完全合法合理，”位于北京的人民大学一名参加了抗议活动的大三学生陈可欣说，“我们所做的事是完全合法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赞扬社会主义，我们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政府不能针对我们。”
但当局这么做了。8月24日的早上，穿着防暴装备的警察冲进了这些活动人士在惠州租住的四室一厅公寓，将近50人拘留。随着警方冲入大门，活动人士们手拉着手高唱《国际歌》。
据劳工权益倡导人士表示，虽然有些人获得了释放，但仍有14名活动人士和工人被关押或软禁在家。当地警方指控这些人是代表外国非政府组织行动的。
自习近平主席2012年上台以来，共产党一直谋求限制西方课本的使用，并且阻止“西方价值”在校园里进行散播，这些“西方价值”指的是会破坏共产党掌权的、关于法治和民主的观念。
与此同时，习近平已经要求各大高校扩大对毛泽东和马克思的教授。五月，他前往北京大学，鼓励学生宣扬马克思主义，表示这所大学一定要“姓马”。
但该党内部的一些人对这些组织的扩散似乎感到不安，他们明显担忧这些组织对更大经济平等及工人权利的呼吁，会破坏当代中国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接纳。
尽管只有一小部分学生牵涉其中，他们仍代表着左派对中国社会的批判，这种批判似乎在大学校园里获得追捧，部分是因为与其他政治讨论相比，当局在压制这个问题方面较为犹豫。
在中国互联网上，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加入了活跃的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聊天室，一些人还设立了左派新闻网站，在污染、全球化及经济理论等主题上发布评论，直到最近，这些都没有受到审查的多少干预。
活动人士表示，本周，有六所高校的校方工作人员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骚扰，并且阻止了一些会面。去年，广东省会广州市警方逮捕了张云帆，他是一个毛泽东思想读书小组的年轻领导人，警方指控他“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年纪较轻的中国人往往被形容为冷漠、自私，拜金。但一直研究中国千禧一代的作家埃里克·菲什(Eric Fish)表示，生于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后的一代人没有对老一辈权威的本能惧怕。
“他们更愿意上街，勇于冒险，”他说。“他们不太去想事情出了差错会怎么样”。
七月，在生产焊接设备的佳士科技对工人组建独立工会进行阻挠后，惠州的风波就开始了。中国仅允许官方的、由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的劳工组织存在。
工人们表示，经理们控制了他们官方工会的分支机构。对报酬太低、遭到像奴隶一般对待怨声载道的他们开始组织一场请愿，之后警方介入，拘留了其中一些人。
年轻的活动人士们在互联网信息软件上得知了工人们的困境，继续了他们的事业，约有40名学生和新毕业生前往人口约480万的广东省制造业中心惠州。还有数以百计的人在网上发声支持——人数如此之多，好几所高校都警告学生不要前往惠州。
“我坐不住，”一名近期从北大毕业的学生岳昕在被拘留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她的专业是外语。“我不能让自己只在网上评论。我必须要站起来。”
21岁的张圣业六月刚从北京大学毕业，获得了药学学位。他表示自己是因为受到家人的苦难所启发，所以参加了抗议。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员，在1990年代的私营化浪潮中下岗，他将这一经历“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往往是灭顶之灾，这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但他说，自己是在大学期间决定响应马克思“为人类牺牲”的召唤的。由于对校园里工人的低工资和待遇差感到不满，他和其他60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的学生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记录了违法用工的情况。
“对工人的朴素同情，对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朴素向往，我们大家都是有的，”他说。
尽管自称毛泽东主义者，这些活动人士与尼泊尔和印度等国崇尚暴力革命的毛主义反叛人士不同，他们绝不使用暴力。他们的理念也与中国老一辈的毛主义者不同，后者基本上着重于根除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少与共产党进行对抗。
这些年轻的抗议者坚称，他们是支持习近平主席的优秀共产党员。
在被拘前，岳昕向习近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其中表示她受到了他反腐和年轻时在乡下贫困村庄工作经历的鼓舞。
她还表示，惠州的行动根源不在外国思想，而是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一场学生领导的起义，共产党将其视为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迫害。
岳昕还是中国“#我也是”(#MeToo)运动的一名领导者，她公开反对校园里的性骚扰及性侵事件，自警方在8月24日的突击行动中将其拘留后，她一直杳无音讯。
朋友们也十分担忧沈梦雨的境况，她是第一位让人们关注到工人行动的学生。活动人士表示，她一度被安全官员们关押在一个酒店里，目前在父母家受到监视。
这家设备工厂的多位工人也遭到正式逮捕，并且被控违反社会秩序的罪名。黄兰凤表示，政府是在不公正地惩罚工人，无视工厂的虐待行为。她的丈夫余浚聪也遭到了拘留。
“我们绝不放弃，”她说。“誓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随着新学年开始，活动人士们誓言要继续他们的行动。毛泽东本月去世42周年之际，张圣业与其他人在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故乡韶山举行了一场集会，呼吁政府释放他们的朋友。警方打断了抗议活动，一度将张圣业拘留，他也在8月24日的突击行动中曾遭到拘留，后被释放。
张圣业四处传播一份请愿，呼吁共产党处罚当地官员。他写道：
“我们来了，只因为我们深知自己做的，是合理合法、正义的事情。
“我们来了，只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求学多年，唯有将所学回报给劳动人民，才无愧于心。
“我们来了，只因为我们不愿意相信，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恶势力可以在暗中狞笑！”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作者：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纽约时报》驻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