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前在美国之音直播节目中，因为批评习近平施政，被警方破门而入带走的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星期一晚上在家门口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访问再度被国保打断，美国之音记者叶兵与一名工作人员也被国保强行带走，拘留至少六个小时。美国国务院对此深表关注，并强烈谴责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美国政界人士、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也纷纷谴责中国当局扣押美国之音记者的行径。习近平主政后，迫害独立声音、公然阻碍信息自由的事件屡屡传出。华盛顿邮报称，中共将重新掀起一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中共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是否就能真的压制所有的不满情绪和批评？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是：中国时政评论人夏业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
李伟东：孙教授因言遇险，山东侵犯人权真实代表
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说，孙文广教授接受贵台采访、被当地政府强行掐断时，我也正在参加同一台节目。我第一时间发推，猜测他应该已经被国保带走。现在事实证明果然如此。而且，他被关各种黑监狱长达十天，回家后仍然受到各种阻挠和胁迫，甚至被要求作伪证否认被官府软禁。这是当局严重侵害言论自由和严重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事件。山东当局敢于如此肆无忌惮，也映证了我们的推测，就是在北京的胡佳和章立凡等异议人士仍然得以对外发声，只是北京当局故意展示给世界的假象。加上北京有诸多外国记者和外国机构，所以，北京当局也不得不有所忌惮。山东则是山高皇帝远，在那里发生在孙教授身上的不幸就是今天中国所谓言论自由的真实状况，是中国人面对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严重侵犯的真实案例 。
李伟东：把中国带向纳粹化，习近平对全球全面扩张
李伟东说，我和夏业良教授现在都在美国，也是中共当局钳制和迫害的结果，就是我们都在被迫流亡，这本来就是例证。我们身在美国，虽然拥有个人的人身安全有，却担心国内朋友的安全。至于《华盛顿报》所提“中共针对知识分子发动新一轮文革式阶级斗争”的分析，我有点不同看法。我主要不同意很多分析所称的，中国重回文革的说法。我早在五年前就说过，中国现在正在构建新的红色帝国，是纳粹化的过程；中国现在尽管有很多极左现象抬头，但是向左转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反而是一个极右的过程。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纳粹化：习近平已经拥有了一支党卫军，也拥有了一个真理部，就是用来牵制声音的中宣部，还有一套盖世太保的统治系统。这完全是右翼纳粹化的结果，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全球性军事扩张、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这是新的中国式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不仅仅是阶级斗争，而是对所有其异议人士和反对声音进行广泛的、盖世太保式封杀的时代。
李伟东：政府放下受害心态，人民方获民主权利
李伟东说，观众所提出的所谓饱受欺负的中国，这个概念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由于中共的放大宣传，已经严重影响几代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饱受欺负是过去很多年以前哦事情，中国如今在国际上拥有平等地位并且受到礼遇。所谓的饱受欺负这样的历史记忆如果一再强化，将导致中国跟世界的多重对抗。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平和对待世界、融入世界的时代。不忘过去但是不能用仇恨的心态来对待一切。放下对世界的仇视才是让人民获得正常民主权利的前提。如何拥有真正的自由，在现在的氛围内，就是请共产党尊重宪法。否则的话，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共只好走人下台。
夏业良：知识分子不敢言，习近平噤声丝丝入扣
中国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夏业良说，年过八旬的孙文广教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他为中国民主多次呼吁而反复受到打压，但是仍然长期坚持。他的非凡行动是鼓舞中国知识分子勇于进行批评的榜样。我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我当年任教于北大，从2008年开始受到国保控制。或许我因为有些名气，他们在公开场合一般不敢对我过分阻挠。不过还是发生过几次类似事件。一次要去阳光卫视录节目，出门便遭到三名国保阻拦。我立刻打电话给北风报信并且坚持要走。三名国保摆开打架状，我放弃抗争，被带到地下室接受讯问达4小时。另一次是刘晓波得诺奖时，我们也遭到软禁。本来要被带到小汤山集中软禁，后来在北大请求下才被软禁在北大宾馆，由五人轮流看管。还有一次是美国时任大使洪博培在三味书屋演讲请我点评，我也是出门时被国保拦住不许前往。类似事件有很多。如果我今天还在国内的话很可能是坐在监狱里，因为我的言论尺度一向较大。现在，即便是一些比较温和的学者，包括贺卫方教授在内，都越来越难以发出声音。贺卫方的所有社交媒体都被关闭，他在朋友圈包括在酒席上说话都很谨慎，因为总有人会把言论上传网上。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最近两三年，中国知识分子言论尺度大大收缩。
夏业良：御用文人拍马受宠，严肃知识分子说话冒险
夏业良说，《华盛顿邮报》所称的这场所谓的新阶级斗争并非刚刚开始，而是已有数年。习近平刚刚上台后，对意识相态和高校的控制比胡锦涛更加强硬。孙文广并非孤立事件，类似事件比比皆是。北京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就屡遭打压，被迫多次搬家，很多会议受到阻挠，包括研讨会都因为被禁而只好在露天进行。茅于轼先生本人也受到毛左的人身威胁，不得不请求派出所保护。现实情况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而吹牛拍马的御用文人则是大受宠爱，严肃知识分子想说一些常识性的、符合人性的话，包括普世价值等，都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社会到了指鹿为马时代。
夏业良：法律保护自由，习近平不懂法律至高无上
夏业良说，我只能说，中国没有真正独立的大学，大学都是党校。记得2000年代，我应邀前往山东大学做报告，大礼堂的听众人满为患，内容大受学者和师生欢迎，本人言辞也很激烈。原本结束后，校长和党委书记要宴请我晚餐。当时，党委宣传部长在现场。期间，有人递上条子，称我演说太激烈。我仍然坚持，学生提问也很热烈。结束之后，宣传部长不辞而别，其他陪同人员称，校领导决定取消宴请。可以看出，大学不过是忠实执行上级指令，不敢有所谓的大胆、越界的言论和行为。高校是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没有任何自主权利。包括我被北大解聘也并非因为北大，而是北大必须奉行上级指示。很多不了解中国高校的，认为大学拥有自由教书和独立思考的地盘，其实不然。1949年之后，高校很少有自由的机会。仅仅在80年代改开头几年有过略微宽松的时候，不过仍然附带着很多约束。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原本受到法律保护。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再强调要搞法治建设，但是他并不懂法治的概念，而是强调法大党更大，法律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作用。事实上，法治中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转自：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