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题目为《继胡鞍钢后 再有清华教授因文革言论遭猛批》的文章被多家海外中文媒体转载，说的是“清华大学胡鞍钢因吹捧式言论遭千名校友要求清华解聘的热点尚未退却，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又被人们挖出关于‘文革’奇葩言论，他认为不宜用‘浩劫’来概括文革十年、文革的本质是‘大同的实现’云云，成为新的焦点遭致猛烈的批评。”
其实，那位叫李彬的清华教授赞美文革的“在四川大学的演讲词”是2013年底被乌有之乡等毛左网站捧出来的。近日因为胡鞍钢的原因有中国内地的多位博主把他从新人肉了一番，新发现是此公当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回新疆后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过两年政治警察（公安局政治部干事），接下来不知靠什么本事从一个政治警察直接“转行”为“高校教师”。
因为有网友挖苦“清华教授妖孽真多”，另有知情者特别澄清：“清华有两个李彬教授，谈文革的这位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院长。大家别弄混了。 ”
却原来，清华大学真正有名气是另外一个叫李彬的物理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和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曾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这位李彬教授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军备控制研究室主任、科学与国家安全项目常务主任。
2013年底至2014年初，清华新闻学院的李彬一度在中国内地的网站上如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最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当属“李吉诃德”的《清华的斑渍李彬可与北大孔庆东双贱合弊》，摘要如下： 清华大学教授李彬发言：“文革十年不宜用‘浩劫’来概括。事实上，我们在文革十年内取得了很多很大的成就，比如两弹一星的发明，核潜艇的发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提出，杂交水稻的成功培育等等。”他还引用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的观点，以为“文革的本质是大同世界的实现”，“中国从1949到1977年迎来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巨大的发展期”云云。
若按下身份不表，我会当这些话只是疯言呓语，比如安定医院的后墙倒了，跑出来一个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臂缠袖标、手捧红书、胸前别满某人像章的人站在当街语录连篇口吐白沫慷慨激昂催人尿下。倘若不像韩德强那样发疯打人，便可以不必介意，由他去搞。精神病人从来就有，也未必个个有害。但李彬不是精神病人，而是大学教授，这就有些不同了。精神病人难以琢磨的地方在于你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间犯病，而大学教授难以琢磨的地方在于你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间犯傻。比如李彬身为清华大学教授，就一次犯了两个不能原谅的愚错：一是为文革脱罪；二是对历史的无知。
不过也还有些区别：比如这番话是在自家聊天，或酒后失言被什么人发布出来，只能算是李教授交友不慎，并不至因言获罪——那是文革的套路，恨不得挖出你的声带，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动印记”；但假如这番话是在公共场合——后来知道是在四川大学——的讲话，就有了说道一下的必要了。
我以为李彬教授公开为文革唱好，已然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良知与常识。这就像在奥斯维辛赞叹纳粹的“科学技术”，在南京夸耀日本人的“造刀工艺”，在S-21集中营宣称红色高棉对“发明”人类死亡方式所做的“巨大贡献”一样。李彬教授拿出几样与中国人的遭遇与文化命运关系甚小的所谓“发明”来证明文革的“成就”，我以为正是对历史的无知、健忘与背叛。因为众所周知，在文革可以拿出的几样“成就”里，两弹一星与核潜艇是为了毛泽东心目中的战争所做的准备，由于军队的特殊体制，才未被纳入文革的破坏范围。至于陈景润、袁隆平却是文革中少之又少的幸存科学家，因为侥幸才有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而这些显然不能取代文革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整体破坏与摧残。就像一个人不能从粪便里捡起几颗未经消化的玉米，便说自己“发明”了粮食且引为“成就”一样。
至于李教授转述的沟口雄三，作为日本汉学家，他毕竟只是一位隔岸观望者，所谓“了解”也不过做做“贸易”，走走过过，并无作为中国人的切身体会。所以他的言论不妨听读，却不必迷信。何况李彬教授真以为读懂了他的话么？
李吉诃德的文章中还言道：再为李教授找一点区别：我还不知他是理科教授或是文科教授。从他列举的两弹一星、核潜艇、哥德巴赫猜想、杂交水稻，还有他使用的“发明”、“提出”等所显露的语病来看，似乎更贴近理科。我知道一些典型的理科教授较为木讷，埋头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不大在意人间的事情，或许就会因此忽视了文革对他们“专业”之外的文化与人性的毁灭。
而假如李彬是位文史教授，问题就会变得严重一些。我会确认他是个无良教授，是教授中的败类，是一个合该诅咒的孽障。正因为有了他这样的一些人，文革或许就会“故地重游”。
由照片看年龄，李彬教授大概算是赶上了文革的尾巴。或是因为风暴渐弱，或是由于祖上三辈“根红苗正”，或者父母善于自保，总之他对文革之恶并无真正体会。但既为教授，也就不必非要事事经历才行。文革结束不过三十几年，有关它的文字图片人证物证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并不被历史尘封，还需要什么“钩沉”。再者，作为大学教授，不仅要有人所共有的价值观与是非观，还有传教学生的天职。李彬教授如此为文革之罪辩护，我想或是缘于他根本的邪性，其实并不配教授之名、之职。
如今社会固然多以炒作、“出新”为主，似乎否定文革、唾弃文革常流于平俗。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有另外的结论。文革本身只能用“浩劫”概括，没有其他。因为文革不止毁物，而且害人；不仅使中国急速倒退，而且伤及中国的未来。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规划，每七八年便搞一次文革，中国只好回去原始社会、蛮荒世界，就像红色高棉治下的柬埔寨的扩大版。李彬教授这样篡改结论，自然会产生一定效果——比如我们就知道了清华大学还存有这样一位——，但也有一定风险，比如他的人格被人鄙视，他的职业受到质疑。
“李吉诃德”博主的文章正告李彬：赞美文革，为文革涂金招魂，在善良与明智的国人里不会得到支持，而在“毛左”那边也并不讨好。因为“毛左”相信：文革何止“很大成就”，简直就是“旷世功德”，何止“发明”了弹星潜艇，简直就是“发明”了“人类历史”。所以李彬教授若被放归文革，多半就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叛徒内奸”，罪名“打着红旗反红旗”，被“红卫兵”拉去批斗游街，吃皮带，挂牌子，坐“土飞机”，戴纸高帽，老婆被挂破鞋，剃阴阳头，父母被流放监禁——名为“下放干校”……。或许他会“戴罪立功”？比如检举揭发父母老婆孩子邻居……，从他们身上踏出一条路来，成为蒯大富一类人物——不知为什么我尤相信这点。北大已有孔庆东，如今清华又出了李彬，两家终于可以双“贱”合“弊”。孔庆东显然算是李彬的“前辈”，名头儿大了许多，经验也很值得李彬参考：想出名其实容易，并不一定非要以吹捧文革、触犯人道来激发众怒、招惹骂名。有时只需装孙犯贱就好，一当宣布自己是某圣73或84代孙子，大家的目光自然就会转向你，说“看，这孙子！”。相比之下，李彬教授终归浅些，还算不上清华的一个污点，至多斑渍而已。
就是这个叫李彬的，据说还有一篇题目为“为纪念文革五十周年而作”的文章因为内容太过“激进”而被劝阻“暂不公开发表，只供内部交流”。当时的美国《世界日报》曾发表一篇社论《大陆热捧文革：上有钟情下有土壤》 。文章中说：5月16日文革发动50周年即将到来，“56朵花”少女合唱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曲目多是文革时著名红歌，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导致红二代马晓力指“文革文化再现”，上书中办主任栗战书要求中央严查。之后，陕西左派在西安举行纪念文革5.16通知发表50周年座谈，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5.1期间也举行纪念文革座谈，网络上更有人自发办纪念毛主席发动文革50周年。一时之间，“文革热”在中国风起云涌，势不可当。
该文章还没有总结进去的至少还有：众多“民间人士自发”到江青墓地献花；大连举行的国际徒步日的游行中，竟然出现一横排毛泽东像被“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标语”拱卫的游行队伍；新华社网上居然刊登多幅照片报道南昌某工厂的一男一女“新婚之夜，铺开纸张，工整地抄下党章，给新婚之夜留下美好记忆”……
《世界日报》的社论中说：对文革的追捧和正面评价，在大陆一直有深厚土壤和市场。但是下面的土壤没有上面的播种施肥，不可能长出苗子来。
近年中共高层对文革态度，较邓小平时代暧昧，特别是习近平上任后。虽然中共中央没有否定1981年中共11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习近平对中共“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之说，为另类解释“决议”提供了广阔空间。习近平将文革等灾难称为“探索性的失误”，言下之意，那不是制度问题，只是政策失误而已。
“上有钟情，下有土壤”，一语中的，标题即是社论主题的简练而又精确的概括！所以，李彬赞美文革的文章也好，演讲也好，都是在与习近平总书记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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