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氏文化基金會是齊家貞女士為紀念父親齊尊周逝世十週年，於2008年3月在澳大利亞註冊成立的非盈利機構。資金來源為齊尊周遺產，子女個人收入，及小範圍私人捐款。
齊尊周（1912-1998），中國廣東海南文昌人。1945年5月參加國家考選合格赴美深造，成為“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會員，回國後在首都南京以鐵道和公路交通運輸業為國效勞為民服務，克勤克儉竭盡忠誠。1949年後，身陷囹圄二十三年。齊尊周一生期盼國家民主富强，百姓幸福安康。
齊氏文化基金會的宗旨是：“中國很大，我們很小；但我們心齊，願意為中國的進步做一點事情”。
基金會每年頒發“推動中國進步獎”，獎勵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個人（或組織）以文學藝術的形式，為改善中國的民主、自由與人權做出的積極貢獻。
基金會從2008年起至2017年，已連續頒獎十屆。
齊氏文化基金會在此宣布2017年度第十屆推動中國進步獎評選結果。
評選人：黃文海、應亮、鄭義、王康
獲獎人：艾曉明
獎金：10，000澳幣；獎狀：一幀（待寄）。
頒獎詞（文、圖/王康）
當代中國亞馬遜
齊氏文化基金會榮幸地評選艾曉明女士為2017年度獲獎人，以表彰她三十年一以貫之地促進中國自由與人權、維護女性權益的非凡而英勇的勞作，及其獨特的成就與深廣的影響。
2009年12月上旬，艾曉明得知自己獲法國西蒙·波伏娃獎時，“正在火車站大廳候車，身邊是一排排密密麻麻被行李圍繞的旅客，寒流南下，列車誤點。這樣一個好消息，讓我覺得非常之不真實”。
警方禁止艾曉明前往巴黎“五月花”酒店出席頒獎儀式，她於是想起一首中國抗戰歌曲：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鮮花掩蓋著志士們的鮮血……；這種時空變換告訴她：自由和解放需要付出代價。
21世紀中國開始出現一種現像，若干名門望族、前賢往哲的後人或補弊起廢，或脫穎而出，與中共紅二代、太子黨接續秦始皇毛澤東的皇權政統分庭抗禮，重建人格尊嚴和文明道統，艾曉明是傑出代表人物之一。
艾曉明出身民國世家，外祖父唐生智系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國民政府大本營軍事訓練及軍法執行總監、軍事委員會執行部主任，主持上海、南京抗戰籌備並構築江浙沿線工事。1937年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主持南京保衛戰，名聞天下。父親艾仁寬是唐将军在抗战期间领养的孤儿之一，五十年代与唐将军女兒成婚。曾在武漢市東湖中學任英文教員，1966年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和现行反革命，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摧残。與眾多民國名人後代一樣，艾曉明祖父輩的經歷為她遺留屈辱和艱辛，而其傳統文化道德則成為其終身的格範與啟示。
三十而立。文革結束後，艾曉明先後就讀華中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獲中國現代文學博士學位。供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後出任中山大學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研室主任、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廣東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並赴美國田納西州南方大學任訪問學者。
艾曉明聰敏勤奮，在若干領域嶄露頭角，學術前景寬廣。先後撰著《青年巴金及其文學視界》、《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血統: 一個黑五類子女的文革記憶》、《天空之城》、《騎桶飛翔》、《從文本到彼岸》、《活在語言中的愛情》、《我的監獄之行》；翻譯《女性主義思潮導論》、《小說的藝術——認識米蘭·昆德拉》、《古典主義》、《表現主義》、《論戲劇與戲劇性》；編著《浮城誌異——香港小說新選》、《中國女性小說新選》、《火焰與碎銀——都市女性散文叢書廣州卷》……
若因循學術軌轍，艾曉明不難稱名於學界，前程遠大。但本性、家世以及時代精神引領她不宥於學院書齋，而轉上一條荊棘之路。
2003年，艾曉明屆知天命之年，毅然走出書齋、校園，以社會為講堂，以天下為己任。她翻譯、導演美國女性主義話劇《陰道獨白》，組織40餘名師生在廣州首度上演。該劇遂遭禁，2009年始由“薪傳實驗劇團”巡演京滬深等地。同年，艾曉明介入孫志剛案和黃靜案，並拍攝紀錄片《天堂花園》，揭露中國司法黑暗。該片先後在香港、美國、英國、瑞典等婦女與性別研究機構與會議上交流，被全國上百家高校和婦女研究機構在婦女、性別教育課程中使用。
同年艾曉明被《南風窗》雜誌授予“為了公共利益良知獎”，被上海《東方女性》雜誌讀者投票選為“最有影響十大人物”之一。她從此廣泛參與民眾維護自身權益、踐行社會公道、實現人權的公民運動，一發不可收拾。
2005年9月，對太石村罷免事件進行文字和圖像記錄。在《公民維權網》發表公開信，呼籲溫家寶先生傾聽太石村民心聲，釋放所有村民，讓他們過一個祥和的中秋節。9月26日因參與調查太石村罷免事件而遭暴力圍攻，受到廣泛關注、聲援。
2006年8月，針對高智晟被捕和家人被軟禁，發表公開信督促保障婦女兒童權利。同年在河南拍攝《中原紀事》，記錄愛滋病患者在志願者幫助下與當地政府博弈過程。同年，拍攝反映草根階層參政議政的紀錄片《人民代表姚立法》。
2007年，拍攝紀錄片《關愛》，記錄河北邢臺地區染愛滋病患者的維權之路。同年，繼首部文革美術紀錄片《為革命畫畫：戶縣農民畫》後，與獨立製片人胡傑再度合作拍攝反映文革宣傳畫的記錄片《紅色美術》。
2009年，連續拍攝紀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死難學生及家長維權歷程的電視片《我們的娃娃》、《公民調查》、《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和《忘川》。同年10月16日，攜紀錄片《開往家鄉的列車》及《我們的娃娃》赴港參加香港記協舉辦的研討會，在深圳出境時被截。
2010年4月，完成紀錄片《花兒為什麼這樣紅》，記錄艾未未公民調查。
2011年8月，完成紀錄片《讓陽光灑在地上》，反映北京網友、公民記者和公益服務志願者王荔蕻因聲援福建三網民而被控“尋釁滋事”，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溫榆河法庭開庭審理的歷史性場景。同年拍攝《讓陽光灑在地上》續集《明信片》。
2012年，潛入廣東烏坎村內，記錄烏坎村民經歷的抗爭和希望，完成記錄片《烏坎三日》。
2014年，完成紀錄片《新公民案審判》，現場記錄辯護律師張慶方，採訪學者郭於華、企業家王瑛等，質疑不公審判，開拓新公民運動。
2014年，退休後的艾曉明用二十個月時間拍攝六小時紀錄片《夾邊溝祭事》，記錄甘肅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右派勞改農場的慘痛歷史。2017年，中共反右運動60周年，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聯合香港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香港舉行《夾邊溝祭事》放映會。艾曉明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采訪時稱，反右運動讓人驚駭、讓人撕心裂肺，摧殘了幾百萬知識分子，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災難。她堅信，要推動中國走向開放、民主，必須研究和記錄當代中國苦難史。
2010年1月，艾曉明與郭建梅同獲西蒙·德·波伏娃獎；2012年獲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林昭紀念獎；同年與譚作人，朱承志共獲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傑出民主人士獎。
艾曉明教授篳路藍縷、百折不撓，持久、英勇而完美地顯示了中國知識人獻身自由，追求真理與公義的不朽精神，表現出中國女性仁愛、悲憫、高尚的德性，——她是當代中國的亞馬遜。
注：古希臘寓言家伊索、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劇作家埃斯庫羅斯都記載過亞馬遜人英勇善戰的故事。亞馬遜人形成於希臘史前時期，是母系社會的代表，是古希臘神話中一個由全部皆為女戰士構成的民族。亞馬遜人以弓箭、戰斧、輕盾為武器，她們自己製造戰盔、戰袍，崇拜戰神阿瑞斯和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在戰鬥中求生活。亞馬遜人曾經占據著小亞細亞、佛里及亞、色雷斯和敘利亞，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在地理大發現時期，在美洲還發現亞馬遜人的蹤跡。傳說“亞馬遜”一詞的意義為“烙去少女的右乳”，以利於使用弓箭，——寧願割捨女性最珍貴的部位而尋求獨立和自由。
獲獎感言
艾晓明
铭记他们的牺牲
澳洲齐氏文化基金会决定，将2017年的奖项授予我，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几年前我也曾担任过该奖项的评委，我知道，齐氏奖项的要旨是奖励那些用文学艺术、包括视觉艺术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我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工作者，我相信，这个奖项以我的名义获得，实际上更是对所有从事同样工作的人的激励。
我从2003年开始摸索摄像机，2004年开始和胡杰先生合作，首先我要感谢他给我的指导和启发。后来我自己独立进行拍摄，更要感谢许多与我在片子中合作过的公民记者和行动者。而如今，从公民报道到独立纪录片拍摄都面临很多的危险和打压，一些拍摄过尖锐题材的纪录片导演流亡异乡。曾在我作品中出现过的郭飞雄、唐荆陵、王荔蕻、许志永、林祖銮、屠夫等先后被重判，还有一些人失去律师执业资格……而我所采访过的五七蒙冤前辈，不断有人离世。但我们应该记录的历史和现实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甚至没有开始讲述。
我一直不能忘记的是2015年，在甘肃伊吾古道，我走向双塔水库附近的山谷。在高伟先生等几位兵团老知青的博客中，他们讲到当年的情景：
“伊吾古道离水库大坝约两公里一段路面，非常难走，不仅路面凹凸，而且路中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骷髅，由于甘肃气候干燥，尸体不易腐烂，许多人头呈干尸状，不但五官俱全，须发完整，且面目狰狞”……“老乡们说：山凹里有一片很大的墓地，埋的都是当年修水库死去的犯人，那些人头就是从山坡上滚下来的。”
我找到了亲历者之一李先生，向他了解当年他所踏上的路径。他曾在文章中写道：
“距离大坝约一千多米的地方有长约百米的房屋地基和地窝子的痕迹，显然这里曾经住很多的人。在距离这些房屋痕迹不远的正北方向埋着大约一两百具尸体{也许更多}因为埋的很浅相当一部分尸体都裸露在外，有的尸体头部二三十厘米的地方插个宽两厘米高十几厘米的小木牌，木牌上黑色的字写着死者的名字，死者大都成为木乃伊，面部大都狰狞恐怖也有个别的睁着眼睛，这些死者起码还有薄薄一层黄土盖身。更有可怕的是在大坝西南侧大约三四公里的一个三面环山的山坳里堆放着很多很多的尸体，尸体身上的衣服大都风化了几乎就是堆放了一大大堆的木乃伊，凡是见到的人绝不会再去看第二次”……
这些遗骨的见证者不仅有知青，还有劳改局干部。坊间流传的死因有两种，一种是犯人暴动越狱被枪杀，另一种是1960年被饿死。有知情人披露，修建双塔水库的大部分是劳改犯，有上千人，这些人准备暴动，但走漏消息。结果，暴动者就在山谷里被军人歼灭。
这个悲壮而惨烈的故事让我无法忘怀，但是即使李先生，也不愿再做我的向导。人们本可以是记忆的承传者，但是，对权力的恐惧重新掩埋了记忆。当我到达那曾有反抗者激战的山谷时，并没有看到任何战场的遗迹。沟壑绵延，先烈的足音早已沉寂，惟有落日黄沙，风声呜咽。
有多少历史因此销声匿迹？每逢清明，返乡祭祖的人潮汹涌，多数人是当年大饥荒幸存者的后代。而人们很少去追问这个事件的意义：他们的祖辈父辈竟然因绝粮而丧生，为什么？即使在村庄里，饥饿的记忆也很淡漠了。大饥荒造成了两种结局，一种情形是，很多牺牲者没有可能抚养后代，父母之死后紧接着是孩子的夭折，所以没有后代去祭奠他们的先人。还有一种情形是，大饥荒培养了一种牢固的生活态度，即苟活胜过一切。无论怎样，只要活下来就行。价值观和权利都是次要的，公民责任更可忽略不计。我访问一位幸存者，他告诉我当年嫂子把扁担削成“萝卜丝”给家人吃，但我的采访无法顺利进行，因为他的家人坚持认为不能再说这些故事。
恐惧是普遍的存在，以至于我们更容易忘记，曾经有过英勇的反抗。反抗者几乎穷尽了所有手段：结社、组党、印刷小报、夺粮或者如前面那些尸骨呈现的越狱逃亡……这些故事被掩埋、篡改和遗忘之后，我们继承下了犬儒的生活态度。它几乎是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也是极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一个纪录人，听说到上述故事，是不能不动容的。饿死三千万也好，五千万也好，毕竟只是冰冷的数字；走近死亡的具体面貌，灵魂便受到震撼，且更坚信：铭记他们的牺牲，乃是我们的天职。
我看过一些有关二十世纪的迫害与屠杀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如前苏导演帕拉捷诺夫《石榴的颜色》、智利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的《乡愁之光》、《珍珠纽扣》、柬埔寨导演潘利德的《残缺影像》、法国导演克罗德·朗兹曼的《浩劫》……类似的作品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影片在创作方法、影像叙事和理解力方面，构成了我的现代经典。那些牺牲者的影像唤起我们同为生灵的人性，激发我们对历史的想象。我热爱这些具有人性深度和复杂性的作品，但我自己做起来，却只是相对原始的社会调查性质的访谈。我们缺乏很多工作条件，最缺乏的是言论自由保障和公共交流空间。
我读到过朋友的影评文章，其中有一个细节在此纠正。我的父亲并不是五七蒙难的右派，不过他也没有逃过文革的劫数。他为什么不是右派呢？因为在鼓励鸣放期间，我的母亲即将分娩，家庭里正在准备迎接一个小生命。父亲经历了镇反和审干的动荡，不敢鸣放而保持沉默。此后终其一生，父亲不希望我们子女与权力抗衡。他曾为我签署零八宪章而暗自担忧，直至垂暮之年失去记忆之前，他还在问我：刘晓波被放出来没有？
我们是在父辈和后代之间交替的一代，与父辈共同经历了毛时代，还要与后辈一起，走出这个时代的阴影。就此而言，我们有责任去寻找、保存和传递相关的历史记忆。因此，即使困难和力所不逮，还是要往前走。走多远，算多远——这便是我常常对自己说的。
幸运的还在于，我不是惟一、也不是孤立的纪录人。我看到有更年轻的公民记者在行动，有一些独立纪录片导演在默默坚持；而像屠夫、唐荆陵那样的勇者，即使在狱中也没有停止人权报道。他们扛住了黑暗的闸门，让我们看见光的存在。
感谢各位评委的努力和齐氏文化基金会的鼓励，我将捐出全部奖金，用于救助以道义能量和艺术创意推进公民报道和独立记录的人，以此向齐氏文化基金会致敬，向给中国的公民运动和独立纪录带来希望的人致敬。
2017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