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不能站在中南海立场上看改革――对吴稼祥文章的批评

摘要：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还是三个代表理论，都被吴稼祥视同摸石头过河中，被统治者摸到的石头，这些石头只能 用于中南海的自慰，而不可能引渡中国达到政治文明的彼岸，只有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公平、正义的巨大价值支柱，才可以支撑政治文明的桥梁，使每一个中 国人都可以平安走在这座雄伟的大桥上。

邓小平没有彻底打破教条

我的朋友吴稼祥先生曾供职过中南海，曾参与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后因八九民运而遭到打击，在秦城监狱里待过多年。

近日在《中国青年报》上，稼祥兄发表了一篇题为《突破教条束缚，改革不能走老路》的文章，主要谈的是有关改革“方法论”问题。在我看来，他的这篇谈话主谈的倒不是改革方法论，而是一篇站在中南海立场上说话的告白书。

吴稼祥开篇就说，调侃邓小平“猫论”的人，是没有认识到猫论的实质，它是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稼祥还博引出猫论来源于四川民间俗 语，以及当年刘伯承在战场上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总结猫论的核心价值是：一切都要看情况而论，不能把自己锁定在教条与本本上。

在我看来。邓小平的猫论是让共产党人回到常识，为什么要回到常识？因为毛时代一切都是反常识的，从大跃进到打击右派，从大锅饭、大炼钢铁，到“文革”，毛时代用斗争与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邓小平的猫论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或者在农村承包土地政策方面，万里与赵紫阳通过回归常识，使农民解决了温饱， 所以他们就是扮演了好猫的角色。

吴稼祥认为邓小平一直在除教条化，这不确切。邓小平只是废除了部分教条，或者废除了生产生活领域明显反常识的教条，但最大的教条邓小平不敢反，也不想反，譬 如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这两根粗如卧龙的大教条邓小平一直紧抱不放，这不仅是邓小平的巨大缺憾，也是后来造成六四灾难的 根源。不放弃教条，不追求人类共同的政治伦理或政治价值。邓反了两个凡是，却创造出“四个基本点”，两个凡是是两个教条，四个基本点是四根教条，邓小平只 是在劳动生产与经济层面回归了常识，在政治层面，没有回归常识。

吴稼祥说：按照“两个凡是”，别说改革，连邓小平和陈云恢复工作都不行，因为他们两位都是被毛泽东罢黜的。

如此说来，邓小平反的两个凡是，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心态，反的只是毛时代形而下的决定，而对毛时代形而上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反，而且还强加维护。为什么吴稼祥没有看清这一点？

邓小平不政改直接导致六四学潮

更为严重的是，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起来是释放某种自由竞争的善意，但一个“让”字，使我们看到极权者的开放语言背后，誓不放开的是铁腕：我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哪些人就会先富起来。在农村与小商品领域的自由竞争，人们靠体力与小商品生产流通可以得 到某些财富，但邓小平时代的价格双轨制，不仅使特权阶层暴富、物价飞涨，也直接促成了八九学生运动。

邓小平不仅暴力镇压了民主运动，还将运动的责任推到民运师生头上，认为这场风波迟早会来，迟来不如早来，因为早来，他们这些老人还在。这些“老人”是什么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敢于杀人放火的人，是敢于在把坦克开到广场上，公开镇压和平抗议人群的人。

因为邓小平的改革没有主张公平正义，开放没有引进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低层面的，只在器物 层面上，而非精神层面与制度层面。当年他为一所小学题词：中国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但在中国政治改革方面，他不是面向蔚蓝大海，而是跑 到小河中，假装摸石头，仍然面向马克思与毛泽东。

普世价值是检验人类实践的唯一标准

胡耀邦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是改革派在占领理论制高点，以迫使华国锋们走下政治舞台。对邓小平 来说，实践就是实用，实用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邓小平不实用的，就不可能是真理，枪杆子里面在毛泽东时代出政权，在邓小平时代出真理。邓小平凭借枪杆 子，使三任党的总书记“杯酒失政权”，（在邓时代是枪指挥党，江时代过度到胡温时代，仍然是枪在指挥党）在理论领域不争论，不争论的本质是不允许别人与自 己争论，一意孤行，一言九鼎，邓小平自己成为国家教条与禁区。

中国的政治伦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再无任何建树，中共一直没有进入到形而上的价值思维。由于邓小平的局限，直到今天，中共一直视普世价值为西方价值，不允许宣传与讨论，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不可逾越的政治教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用什么来检验实践呢？不能用真理来检验实践，只能用价值，实践如果不能给人类带来 价值，实践是没有意义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来检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这些实践使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得到实现吗？自由、平等、正义、人权、民 主、宪政、博爱、诚信，这些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元素，你生产食物，人们需要的是食物中的营养价值，你发展政治，人们需要的是政治文明中的普世价值元素，这些 价值元素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共在延安时期就已明确倡导，可惜中共的政治实践由于继续遵循马列教条，不能回归政治常识，所以南辕北辙，离他们自己的特色很 近，而离人类普世价值越来越远。

邓江两个时代确立了权贵资本主义体制

邓小平在精神层面与毛泽东一体化，他的进步只是体现在生产生活及相关流通领域，邓没有任何理论建树，江泽民时代把 邓的实践理论化了，邓的实践就是红色权贵主义，红色是帽子，权贵资本主义是实质。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根本不同在于，中国特色的权贵主义用红色 做资本，而不是用金融、科学发明为资本，所以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主要依靠掏空国家利益与做空国民利益，以牺牲人权、环境、牺牲公平正义与政治文明为代价，以 牟取权力集团的巨大利益。江时代最可怕的是败坏了社会道德，把知识分子包括教育科技与医药均推向市场，金钱利益左右着每一个人的灵魂，这样的影响一直持续 到胡温时代，利益成为社会主流追求。社会中间力量、应该坚守价值伦理的知识阶级，被拉下了水。而红二代稳居上流，纽约时报报道的中共八老后代掌控巨额资 金，显然不可能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经营的结果，而是红色权力带来的巨大利益。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从中南海角度看，它使中共变成全民党，使中共具有了开放性，保守的左派强烈反对中共的这种开放，认为它违背了原教旨的马列主义精神，中共 应该由无产者、工人农民等组成，绝对不允许资本家进入中共集团，但江泽民在形而下的经济领域与邓小平一致，只要不反对中共，只要你的知识与资本能为我所 用，就可以进入中共，成为中共权利共同体一员，形成权贵利益共同体。

大量资本家、名流明星成为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新兴的资产阶级新贵成为中共宝座边的贵宾。

吴稼祥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因为他在中南海时，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社会主义到了中级与高级阶段，会不会重新实行共产均富，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心里没底。

吴稼祥显然是以君子之心度君王之腹，中共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一旦形成，红色政治就完全破产了，王震无法控制自己的儿 子，其它八老或十老也无法控制自己下一代的资本膨胀，中国的高速发展完全是权力与资本的纠集，形成巨大的内驱力，既促使经济泡沫化发展，又通过国家无休止 的投资，使经济持续高位运行。有评论家形象地调侃：中国是高速骑行的自行车，只要停下就会倒下，中共已无力再次发动红色革命运动了，国家财富都集中要权贵 们手中，权贵们左右着中国的政策方针，他们会发动一次以剥夺资本为目标的革命？

结语

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还是三个代表理论，都被吴稼祥视同摸石头过河中，被统治者摸到的石头，这些石头只能 用于中南海的自慰，而不可能引渡中国达到政治文明的彼岸，只有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公平、正义的巨大价值支柱，才可以支撑政治文明的桥梁，使每一个中 国人都可以平安走在这座雄伟的大桥上。

中南海不是海，它只是一条臭水沟或一潭死水，稼祥兄不要以为站在中南海就望见了政治文明彼岸，中南海的视野高不过大清遗留下来的破落的红墙。

（原载法广。作者旅居美国，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