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中国大陆一些高校出现了“信息员”，这些“信息员” 跟校党委权力部门直接连系，专门收集教师在讲课中的言论，上报教务处。这些“信息员”都是一些学生，若“表现好”，可以入党提干，毕业后受到优侍。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信息员制度，即告密制度。学校在每个课堂安放两个监控器，说是监控学生，实则监控老师。且看高校几起老师因课堂教学被“信息员”学生检举告密而遭校方处分事件；
1，今年4月，北京建筑学院副教授许传青被指在去年9月上“概率论”时，将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进行不恰当的比较，宣泄个人不满，课后有学生“信息员”向校方检举了许传青，校方以造成较恶劣影响给予记过处分。
2，今年5月，中南财经大学副教授翟橘红批评中国人大修宪，并介绍它国政治制度，被指“妄议人大制度”被校方记过、开除党籍、调离教学工作、注销教师资格。校方认为翟桔红违反了教育部的“红七条”，没有使用好指定教材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作用，以至课堂教学偏离教材、教学大纲，任意发挥，没有正面引导学生云云。
3，厦门大学陈嘉庚学院世界经济学教授尤盛东今年6月被学生举报称有“偏激言论”而遭校方解聘。
一， 告密之风盛起在共产极权国家
“告密”，仍卑下之作，这在中国古代都被视为小人之风。早在周礼中就有“为亲者讳”的说法，春秋末期孔子又将这一传统宗法原则概括为一种司法主张。《论语》曾经就说到这个问题：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第十三》。
以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叶公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揭发了他的父亲。”孔子说：“我家乡也有一个正直的人，但和你讲的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孔子是我国的大思想家，之所以这样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不表扬儿子揭发父亲主要是不能怂恿这种告密行为。一旦告密之举行成风气，社会上的小人就会蜂拥而起，到时伦理道德必将败坏、国将不国。因为告密一般都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越是熟悉的人越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孔子从“亲亲互隐”来杜绝此事。儒家思想是讲仁爱的，对那些落井下石、背后放箭、邀功请赏的卑鄙小人是深恶痛绝的。大家熟悉的《水浒》里面有一章“浔阳楼宋江题反诗”，说宋江发配浔阳，在一座酒楼上，乘着醉意题了一首诗在墙头，谁知被一个叫黄文炳的通判发现，抄去报告蔡九知府，将宋江打入死牢。后来梁山好汉劫法场，救了宋江，并捉住黄文炳，将这告密小人凌迟而死。在中国封建时代，虽说也有这种告密小人，但由于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封建统治者一般不会鼓励这种风气。告密之风盛起是在共产极权国家出现之后。
1932年，苏联树立了一个13岁的少年小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因告发自己父亲伪造文件帮助富农等罪行，其父被捕遭枪决。同年，他的叔叔、祖父、祖母和堂兄联手将少年杀害，他的家人也因此被枪决。最后证明少年是为了想加入少先队而诬告其父。他的故事被苏维埃政府宣传成各种读物、歌曲、交响诗、歌剧和传记。苏共开了告密之风先河之后，中共接踵而至。
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告密之风，到处设置“检举箱”，对那些检举揭发者予以奖励。在“肃反、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中被镇压的人多是被一些小人告密的。而这些告密者有的是为了领赏，有的人本身也有问题为了“过关”而不惜出卖朋友或亲人，而中共对这些邪恶小人予以鼓励和怂恿，造成整个社会仁理道德败坏。每当一个政治运动到来，那些心怀不端的小人就会从阴暗角落钻了出来。那个时候，在农村组织“夜听队”，专找一些无赖之徒半夜偷听别人家墙根，特别是对那些成分不好的家庭，如果听了不满言论立即汇报，于是这家就会遭殃。到了文革，这股邪恶之风越刮越狠，有同学之间偷看日记向组织告密的；有同事之间将随意说的话向上级汇报的；甚至儿子告发老子，妻子告发丈夫；如文革期间安徽蚌埠五河县发生儿子张红兵举报母亲方忠谋,并导致母亲被枪毙的悲惨事件。因方忠谋说了对毛泽东不满之言，被丈夫和儿子作为罪证，双双举报到了县公检法军管小组，方的丈夫张月升和儿子张红兵在检举材料的最后都强烈要求“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死刑。”此事并非个案，在中共历来政治运动都有发生。笔者在文革中也曾经饱尝“告密”之痛的人，曾因被小人告密而屡进“学习班”，现在回想起来心有余悸。当时遇到这种事只恨那些卑鄙小人，并没有从这个邪恶的体制方面去分析问题。
二， 为什么告密之风盛起于共产极权国家？
为什么告密之风盛起于共产体制国家？粗略分析有以下原因：1，共产极权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邪恶组织，如苏共领导人列宁就是一个俄奸，他们的政权都是靠不正当手段获得的，为了达到目的这伙人可以不择手段。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些卑鄙无耻小人，所以他们必然怂恿这些无耻之徒干这样下作之事。 2，中共夺取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更加不择手段，利用告密是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毛泽东执政期间，从上到下，到处都是密探，毛最重用的康生、柯庆施之流就是中共最大的密探。康生就是一个以告密起家的小人，此人阴险毒辣、背后放暗箭，是毛的红人。在毛当政时期，中共很多高官都是倒在康生告密之下，如习近平之父习仲勋遭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就是康生告密的结果。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康生这种佞臣，下面的小人就更不用说了。3，中共鼓励这些告密小人是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通过告密掌握民众对其政权的满意度，然后对有敌对思想的人进行钳制和镇压，就像1957年反右运动一样，先让其暴露，然后一网打尽。4，通过告密，可让群众之间产生矛盾，因为普通老百姓思想还达不到分析问题的高度，只会将怨恨发泄在告密者身上，群众之间互相产生仇恨后，中共就可以转移矛盾，安坐权位。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在文革中运用玄熟，这个吾辈早就领教过。
三，为什么告密之风在今天又死灰复燃？
客观地说，“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全，通过拨乱反正，民主大环境有所改善，告密之风有所收敛。从邓小平到江、胡执政时期，告密之风还未见抬头迹象。到了习上台之后，这种现象又开始抬头了，这是这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又抬头了。专制和告密是孪生兄弟。打个比方说，专制这是一口臭水缸，里面的水越臭，苍蝇蚊子越多，自毕福剑的事件发生之后，近几年告密之风越来越盛，无耻小人也越来越多了起来。这一切表明，习正在走毛氏老路。习上台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大树“习核心”，要树权威，必须排除异己，要排除异己，除了上层清洗外，也要防止下面疑义之声，“不准妄议”出台之后，对民主人士进行大肆打压，监控；要监控民主思想人士，必须要招募一些小人，于是乎，“五毛党”、“信息员”应运而生。“五毛党”就是“告密党”，他们以在网络上“删贴”或“混淆视听”或窍取网络大V的资料向上方汇报，来领取中共当局特务经费。当局还在网络安插“网评员”、“网监员”，在维权网群散布假消息，将水搅混，并且利用“钓鱼”密探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了解对方思想倾向，掌握其动向，诱导对方采取行动，然后上报公安部门，实行抓捕。高校历来是中共视为“不稳之地”，历来的政治运动皆起源于高校，所以当局对此防控更加严密。前几年，继山东建筑学院教授邓相超事件发生后，相继许多高校教师被当局处理，目前事态竟发展到在高校设置“信息员”的特务制度，把青年学子往“告密”邪路上拉，习口里高喊弘扬传统儒家优秀文化，实际上干的是被儒家思想不屑的小人之风。总之，今天告密之风的盛起就是习当局重起回头路。
四． 从告密之风兴起看专制者的目光短浅
一切专制独裁者都是一些目光短视者。他们这些人都是为了自身的权利而不顾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这些独裁者，为了自己的权位竭泽而渔、做断子绝孙之事已习以为常。中共夺取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如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将中国大陆的精英分子大批剿杀，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军覆灭。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全靠知识分子来引领的，毁灭知识分子就等于毁灭了这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历史上的暴君才干这种愚蠢之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斯大林摧残苏俄知识分子，毛泽东执政期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稀缺的国家，中共执政后应该保护和珍惜这些文化人，让他们为国家服务，这才是具有政治家的长远眼光，当今世界上那怕最愚昧的领导人也懂得保护本国的知识分子，然而，像中共毛氏这样一些人皆为鼠目寸光，他们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打压，直至文化大革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全面破坏、将知识分子列为“臭老九”实行全面专政，把他们打翻在地，永远不得翻身。他们得到的是自己政权暂且的巩固，而失去的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今天，习近平重蹈覆辙，在中国大陆高校，这个神圣殿堂搞起了一场“告密运动”，这个“告密运动”产生两个恶果：一，培养了小人，将人性中的丑恶现象重新唤起；二，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扑灭。一旦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失声，而奸佞小人重新抬头，中国的前景堪忧。这本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利益举足轻重的大事，然而，习当局仅仅为了他们的那点“维稳”事业而不顾一切。他们是在自掘坟墓，到时候哭都没有眼泪的。
2018年7月6日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