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记者、报导文学作家卢跃刚写过一篇名叫《有一个人，叫“刘宾雁”》的文章：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六日傍晚，他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作讲座，听众是新闻学院的研究生，题目是“记者的底色”。
卢跃刚说，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纪念一位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他的写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这个底色是什么？是主见，是立场，是价值观，是彻彻底底的人民性。然后，他问：“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六、七十人的大教室一片哑然，隔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知道”。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知道”。他又问：“你们知道刘宾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静。
卢跃刚相信，在座的研究生们，没有人读过刘宾雁的作品。于是，他说，刘宾雁是中国新闻界、知识界的良心，你们不知道刘宾雁，当记者不是好记者，当学者不是好学者！研究当代报告文学史和新闻传播史，刘宾雁绝对绕不过去！眼前的“寂静”证明，刘宾雁被绕过去了。卢跃刚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种“寂静”。刘宾雁一九八八年去国到二零零五年逝世，也就是十七年的时间。短短的十七年时间，忘得真快，忘得真彻底。这可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课堂！卢跃刚感叹说：“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面对这些单纯而茫然的脸，我能说什么呢？”
刘宾雁去世时，中国没有媒体报道此一消息。 《纽约时报》为刘宾雁发表的讣告指出：“现代中国鲜有刘宾雁这样的知识份子，如此大胆而且坚持不懈地公开抨击和揭露中共党内贪腐。而且他是作为一个’自己人’在这么做，作为一个党员和中共官方出版物的撰稿人，在一个历史上几乎不存在公开的异见表达的国家——这也许是有关他职业生涯最了不起的一点。”当然，中国人读不到《纽约时报》，也上不了《纽约时报》中文网。
刘晓波在为刘宾雁写的纪念文章中说：“在中国，他是歌功颂德的毛泽东时代最早敢于揭露阴暗面的文坛勇者之一，也是后毛泽东时代最先以笔反腐败的良知作家，他那种敢于直面邪恶和强权的文字，震撼过整个中国，也启蒙过一代青年。”当然，刘晓波的文章无法为“普及”刘宾雁作出太大贡献，因为刘晓波自己也是被遮蔽、被淡忘的说真话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大部分中国人不仅不知道刘宾雁是谁，也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谁。中共的遗忘教育是成功的。
在刘宾雁去世前一年，我曾经到他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去拜访，我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但我与他之间隔了两代人，我对他的了解十分有限。读《刘宾雁自传》，让我真正走进他的心灵世界，他在本书前言中一段话让为深受感动：“回首往事，我并无悔恨。我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远远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东西。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比我幸运的人，他们的墓志铭上是不能刻下这一行字的：’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满洲国是自由国：刘宾雁的思想资源从哪里来？
刘宾雁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中学只念了一年半，就因为家中贫穷而无法继续学业。但是，他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自学了俄语、英语和日语，甚至冒充北大毕业生去教中学而未被识破。他更阅读大量左派和马列主义的书籍，成为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联”组织，走上一条革命的不归路。这就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张氏父子统治的东北以及日本扶持的满洲国，青年人如何能够读到左派书籍？
在这本自传中，刘宾雁首先分析了东北人反抗精神的来源：“贫困的农民远走他乡，也就切断了自古以来的宗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传统。崭新的环境，一望无际的肥沃原野，真正是’天高任鸟飞’，你能否立足和你能有多大发展，就全看你的本事和勇气了。东北人，尤其是黑龙江省人，大都是这样一些开拓者的后代，个人意识、奋斗精神和勇气都比留在本土的血亲顽强了很多倍。”东北人倒是跟早年开拓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们以及后来开拓西部荒野的牛仔们颇有相似之处。
其次，刘宾雁发现：“哈尔滨市的居民又受到俄国和中国资本主义以及俄国进步文化的影响，自由气氛更浓。三十年代初短短几年间，哈尔滨孕育了十几名全国闻名的作家。”当时，哈尔滨是除了上海、天津、广州之外，中国的一个最为国际化的城市。苏俄的势力、日本的势力、张氏父子的势力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渗透、搏斗，使得这座北方城市充满异国风情，多元、浪漫、刺激而危险。具体到刘宾雁的家庭，他的父亲是铁路公司的职员，而铁路是现代文明最典型的像征物，刘宾雁承认：“父亲从苏联带回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对于我后来对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以刘宾雁信奉的主义和意识形态，他不会认同张氏父子的统治以及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但是，价值判断是一回事，实际感受又是另一回事。刘宾雁回顾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如实地描述说：“张作霖父子的统治是开明的，一切都是宁静而有秩序的。”进入满洲国时代，他发现身边的青年作家居然可以自费出书。反之，“五十年后，我们倒没有了这种自由，自费出书是绝不允许的”。在被后来中国官方历史书描绘成一片漆黑、民不聊生的满洲国，实际情况却是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宽松而自由，很多中国进步作家的书不仅可以从境外运入和随便销售，甚至还可以公开翻印。刘宾雁少年时代就读到巴金的《家》、《春》、《秋》。当美国电影被禁后，德国和法国的电影还可以放映。在日文书店里，始终可以买到马克思的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对此，刘宾雁分析说：“日本人把政治上直接危害自己统治的行动与言论，同意识形态问题区分开来。”这种“雅量”让共产党政权望尘莫及。
共产党对待不同的思想观点，从来都是以政治乃至暴力的手段加以消灭。刘宾雁本人就为说真话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他曾在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被迫接受劳动改造，后又被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算来我被错划为右派的二十二年里，有十五年是以’阶级敌人’身分在被专政的状态下度过的。比起死于非命、长期坐牢、妻离子散的人来，我是个幸运者。我受到的损失，除了二十二年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外，就是长期贱民地位造成的压抑心情给我身体和精神带来的损害。”文革结束后，刘宾雁终于获得平反。不久，又被开除党籍，最终永久地流亡异国。
最后的“青天”：以一人敌一党
刘宾雁在他的八十华生日时曾经说过，在他八十年的生命中，能在国内公开发表言论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只有九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一九八六年）。他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在这九年间完成的。以一位肉体生命为八十岁的作家而言，仅有九年的创作生命，不可谓不短暂。但是，在短短九年间，他以一支并未完全自由的笔，挑战党内极左派势力和腐败的官僚集团，堪称“以一人敌一党”，创造了“报告文学”这一特殊文体大放异彩的时代。
如果说鲁迅的匕首和投枪是杂文，那么刘宾雁的机关枪和大炮就是“报告文学”。刘宾雁以“笔端渗透感情”的文学笔墨写新闻报道，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作者情不自禁的大声疾呼和严厉追问。以西方新闻学的规范和标凖来看，记者必须保持客观公正性，刘宾雁的写作不符合这样的规范和标凖。但是，刘宾雁的写作方式呼应了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法治崩坏、吏治混乱、冤案如麻、民众没有发声的渠道。他在文学与新闻的张力之间奋战，他在新闻检查制度和政治运动的缝隙间突围。人们视刘宾雁为青天，希望通过他的一支笔沉冤得雪，希望通过他的一支笔将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们拉下马，希望通过他的一支笔找回失落的社会公正，希望通过他的一支笔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每当刘宾雁到地方上采访、调查，人们便蜂拥而至。比如，他在宝县时，“找我的人很多。早晨一起床，饭前就要接待一批人。上午再见一人或二人。下午、晚上也排得满满的。宝县成了我了解中国社会的一本书，每一位来客都是书的一页。无论是倾诉冤情，或揭露政治生活中的腐败，都引起我的兴趣。”当刘宾雁受到最高当局批判、再也无法发表文章时，他应邀到大学演讲，大学生们将他当着心目中的英雄。比如，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刘宾雁到天津南开大学演讲：“我见台下实在站不下了，便问主持人：叫同学们坐到台上来怎么样？话音刚落，潮水般的人就涌上讲台，一直坐到我的脚下。”这样的场景，一九八九年之后再也不复存在，大学变成了铜墙铁壁般的监狱，连数学老师随口说几句时事评论都被学生告密、被学校听课，大学怎么能容许像刘宾雁这样的“反动分子”去煽风点火呢？
当然，报告文学自有其题材和文体的局限。二、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一个人和他的影子》等报告文学作品已经不可能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那样仍然拥有无数读者。平心而论，刘宾雁并不是一位可以跟托尔斯泰和雨果并肩的伟大的文学家，但他以文字介入社会所发挥的功效，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国家，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也不得不借助《人民日报》记者的体制内身份，到地方上的时候才能具有一种钦差大臣般的权柄，比中纪委的官员更让土皇帝们有所忌惮，也更让民众信任。但是，当中央不再继续支持他的“扒粪”行为时，他立刻成为被他批评过的大小官僚们“反攻倒算”的对象。
尽管如此，刘宾雁的文字在新闻和文学之间架设起一道桥梁，成为那个时代中国读者争相传阅的佳作。评论家傅国涌指出：“我想起了学生时代读《人妖之间》等作品时的血脉偾张，那里面浸染着他的汗水、泪水和良知，他的文字不单是墨水写下。他的笔尖对准的是民族肌体上的毒瘤，他那些直面现实的报告文学曾引起万千读者的共鸣，他锐利的目光看到了中国大地上的苦难，穿透了笼罩在民族头上的黑暗，他被誉为‘中国的良心’，许多权贵视他为寇仇，更多的普通民众把他看作亲人。尽管在中国的语境下，他只能说出百分之六十的真话，但他确实已竭尽所能。在他那个时代，他说出了能公开说出的真话，攀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当那个时代背景不复存在之后，中国的文学界和新闻界就再也不可能出现刘宾雁式的巨人了。
告别“第二种忠诚”，终结共产党暴政
《第二种忠诚》是刘宾雁的代表作之一。 《第二种忠诚》描述陈世忠和倪育贤两位二十多年来一直冒死向毛泽东写信「进谏」的人。面对党国命运向令他们担心的方向发展时，他们明知危险，仍图以螳臂挡车之力，去挽救向危险的斜坡下滑的党国的巨轮，他们的作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像屈原、像海瑞那样的“忠臣”。
刘宾雁认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实听话、从无异议，这是一种忠诚”，这是当时大部分共产党员的状态；而“第二种忠诚”则是，“要付出从自由、幸福直至生命这样昂贵的代价”，“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壤里，它们能够生存下来而未绝种，已近乎奇迹”。
在反右运动中，刘宾雁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批评“企图制造混乱”；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刘宾雁又被邓小平亲自点名开除出党。在流亡海外之前，刘宾雁与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一直坚持“第二种忠诚”。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个细节：时任副总理的万里接见他时，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万里颇有感慨地说：“我们中国现在是聪明人和奴才太多了。很少人敢于直言，这是危险的。”可惜，作为党内改革派和开明派的万里，无法主导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只能给刘宾雁一点口头上的支持和安慰。对此，刘宾雁感叹说：“这个党是如此重视意识形态，但建党六十余年，现在竟找不到一个真正懂文化的人来作主管宣传的书记！”
六四屠杀之后，身在美国的刘宾雁义愤填膺，在电视节目上猛烈抨击中共当局，并预言中共不久将倒台。长期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指出：「他上了全国电视节目，断了自己的后路。」刘宾雁在自传中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曾以为自己献身于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可以使我们的子女生活在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此刻，我们下一代中的优秀分子不是已经死于屠刀之下，便是被疯狂追捕之中。”他不是那种狡兔三窟的精明者，他愿意为说真话付出任何代价。由此，他短期的访问学者生涯变成了终身的流亡。
当然，刘宾雁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反省算不上彻底。他生前曾对《纽约书评》说：“问题并不在于社会主义本身。由苏联输入、在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史达林到毛泽东，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假的。”也就是说，他对所谓“真的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幻想，他毕竟不是海耶克、汉娜•鄂兰那样的思想家。刘宾雁晚年曾收集拉美左翼政权的资料，以为拉美有可能走出“第三条道路”。如果他还在世的话，看到委内瑞拉的现状不知当作何感想：查韦斯及其继任者的左派政权将这个石油产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家搞到天怒人怨的地步，通货膨胀高达百分之两千三百多，其货币完全丧失购买力，而国民找不到替代的货币。
无论如何，晚年的刘宾雁正式告别了“第二种忠诚”，直接呼吁终结共产党暴政，在他那一代人当中，已经是走得最远的人之一。相比之下，一批比他晚一代、尊崇他的人士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和奖项，居然将二零一五年的“刘宾雁良知奖”颁发给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真让人产生“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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