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瑞典人彼得·达林成为第一位因为支持中国人权运动而遭拘禁和强迫电视认罪的外籍人士。在“709”镇压运动三周年之际，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电视认罪的回顾，再次揭开了近年来中共治理术演进中的最具压迫性一面。
每隔一段时间，张警官就会来到彼得·达林（Peter Dahlin）那间安装着防自杀软垫的牢房里，拉把椅子随意坐下，和他进行一些消遣式的“炉边聊天”。这位“好警察”经常会带点雀巢速溶咖啡、一包烟，并且格外开恩，允许将厚重的窗帘拉开一点，让夕阳照进来；或是晚上的时候打开窗户，透进一点新鲜空气。
对于被关在北京南边一所秘密监狱的瑞典人彼得·达林来说，这或许是他中国之行印象最深刻的片断之一。与审讯室里“坏警察”的长时间激烈审讯和极度无聊的单独监禁相比，这种“炉边聊天”无疑是一种享受。当然，它绝非出于仁慈，只是一盘大棋中的铺垫步骤。
彼得生于1981年，是一位人权活动人士。2007年他来到中国，起初为NGO组织“仁之泉工作室”做志愿者；2009年，他与其他中外人权活动人士一起，成立了一家NGO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简称China Action）。根据协会的自我定位，它致力于为“处于危险中的维权者”提供法律和经济援助，培养和发展维权律师和当地“赤脚律师”（指从事基层法律服务但无律师资格的人）的能力，并在中国各地设立法律援助站，向政府非法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但在中国官方眼中，这是一个“长期接受境外资金支持、在境内培训和资助多名代理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非法组织”。
2016年1月3日晚上，彼得和他的女友在北京一条胡同的家中被国家安全部门带走，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名义关押在一个秘密监狱。对于自己的际遇，彼得也有所预料，他知道国家安全部门一直在监视他所在的组织。2013年后，当局对于 NGO 的监控变得越来越严，直到2015年的“709”大抓捕，有不少和他一起合作过的人被逮捕或失踪，包括曾经在China Action工作过的维权律师王全璋。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