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天安门文件》的出版使中共高层极为恐惧，因为此书揭露了六四大屠杀的高层决策黑幕；中国最有影响的平面传媒《南方周末》再次遭到中宣部整肃，因为这份民间喜爱的报纸以敢于揭露深层黑幕而著称。尽管改革以来的中国有了一定的新闻管制的松动，但是这绝非中共的本意，而是对外开放带来的副産品，是政权的统治效率迅速流失的结果，独裁黑幕已经不再是密不通风，而是四处漏光。
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个黑幕重重的国度，制造黑幕是独裁政治维护政权的法宝之一。芳林村小学爆炸惨案在第一时间被海内外媒体曝光之后，使中共政权极为尴尬，但是它还要硬着头皮找到一个疯汉来制造黑幕。同时，中共政权汲取了教训，对以后发生的石家庄恶性爆炸案，南昌的幼稚园发生的夺取了13名幼儿生命的火灾事故，官方都抢在第一时间封锁案发现场，隔离有关涉案人员，阻止媒体、特别是境外媒体的采访，经过幕后策划和高层批准之后，才会对外发布口径一致的新闻。
中国人最善于修筑城墙，也最善于制造黑幕，从万里长城到中南海红墙，从深宅大院到各个单位的围墙，每一堵对外封闭的高墙里面都阴影憧憧，其入口都有类似新闻审查的通行许可证制度。更有内部传达的种类繁多、级别森严的红头文件和各类“内参”，而公开见诸于媒体的新闻报道皆是红头文件或内参的缩写本或删节版，以至于各类民间传说极为盛行。小道消息、政治民谣和黄色笑话，成为六四之后大陆中国的一大奇观，既是人们发泄不满的创造，又是无奈之下人们的最好佐餐调料。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调笑时代”，除了电视中的各类晚会、娱乐栏目、喜剧和小品之外，执政者和官场腐败成为最大的民谣和笑话的素材库，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一段以黄色为调料的政治笑话，几乎每一城镇和每一村庄都有广泛流传的讽刺性民谣，它们才是大陆民衆真正的公共语言，与官方控制的公开媒体上的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前者所呈现的是一个完全黑暗的地狱，后者所描述的则是一片光明的升平之象。而这些民间的资讯交换和传播也无法在阳光下公开进行，只能在私人之间的小圈子里流传。如果说政府的各类公开的和非公开的禁令是正规黑幕制度的话，那么民间的小道消息就是另一种由恐怖统治制造的非正规黑幕制度，权贵在黑幕中瓜分全民资産和搞政治阴谋，民衆在黑幕中发泄不满和自寻开心。如同中国人之间的利益交换所依靠的规则，主要还是正规制度下的非规范反规范的灰色潜规则。
然而，相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全封闭的黑幕社会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四处漏光暗室。尽管只是有限的对外开放，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境外媒体入驻北京，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揭露黑幕；六四之后，收听境外电台已经成为城市市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现在，随着电脑在大陆的迅速发展，更大量的真实资讯通过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而国内的媒体也在意识开放的带动下，更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逐渐用打擦边球的方式揭示着黑幕，所有的电视台在“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的示范下，都开播了类似的栏目；平面媒体也在《南方周末》的激励下，试探性地揭露黑幕；大陆的三大准民营网站和衆多观念开放的小网站，在当局无力全面控制的灰色地带，争相揭露着黑幕后的真实，互联网的透明性和传播面超过了任何传统媒体。传媒与官方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官方紧一紧，媒体就缩一缩；官方松一松，媒体就进一进。加之政权统治效力的急遽流失，也只能采取事后追究的方式。
在非政治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对黑幕的揭露已经没有太大的风险，比如：有关芳林村小学和石家庄的爆炸案真相的网上大讨论，网友们对撞机事件中飞行员王伟的下落的置疑，对美机并没有违反国际惯例的真相的详细披露；再如：《南方周末》对所谓“核酸基因工程”的置疑，《财经》杂志对资本市场的基金黑幕的揭露，都引起全社会的特别是经济界和证券界的大讨论；深圳还出了一个专以揭露黑幕和骗局而著称的英雄人物杨剑昌：“长江读书奖”的评奖黑幕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最近，继宋丹丹揭露戏剧评奖黑幕、李谷一揭露东方歌舞团走穴黑幕之后，著名歌手田震又在颁奖晚会上揭露音乐界的评奖黑幕……尽管这些公开揭露只是整个黑幕冰山的一滴水；尽管中国的传媒界仍在执政党修筑的院墙内，本身也有着没有被曝光的重重黑幕；尽管中国的长期独裁统治所形成的一整套制造黑幕的制度，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和冲击，在这套体制的保护下黑幕仍然会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幕后交易和暗箱操作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以能够加入黑幕操作而自豪，对黑幕的揭露仍然是风险和代价远远高于收益的行为，因而只是个别人的勇气和良知的表现……
然而，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政治改革呼声的日益高涨，互联网的高速普及，对外开放在广度上和深度上的进展，民衆的知情权会日益扩大，社会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也会逐渐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勇者站出来揭露黑幕，直到中国成为一个没有制度高墙掩盖黑幕的社会，使尊重每个人的知情权和新闻自由成为普及的常识。
2001年6月9日于北京家中
【信报】2001-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