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民主墙二十周年。
二十年前，一小批有胆有识的年轻人，借助于自办刊物的形式，向中共极权专制发起了持续的冲击。民主墙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一次试图在极权社会中开辟出一片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英勇努力。它是对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的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构成了对极权统治的最深刻的挑战。
从七八年秋北京西单墙头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八一年春最后一家民刊《责任》被封闭，民主墙运动一共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其高潮是在七九年，当时全国共有二十几个城市出现了民办刊物，仅北京一地就有四十余家，估计约有两千多人直接参与了民刊的活动。民主墙运动留下了数百万字的文字材料。台湾的中共问题研究所于八一年出版的《大陆地下刊物资料汇编》多达二十卷，是迄今为止有关民主墙运动的最完整的记录。
作为民主墙运动的参加者，回首往事，我既感到骄傲，又感到遗憾。二十年过去了，当初民主墙下的年轻人都已经不再年轻，然而我们的事业仍然未能取得成功。今天，我们还只能在海外举行公开的纪念活动。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无怨无悔应是指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的矢志不渝，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先前所作的一切，在方式上和步骤上没有任何可以检讨和可以改进之处，如果在十年（八九民运也过去快十年了）或二十年之后，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那岂不是辜负了十年二十年的光阴？
波兰的瓦文萨在讲到为什么偏偏是波兰最早取得了自由民主的突破时说：“因为我们比所有人更精明，我们从别人的模式中吸取了教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瓦文萨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战胜的！那取决于你用什么武器，什么方法，抑或是盲目冲动。我以前常坏事，就因为我常常冲动——什么？不行？天啊，这怎么行！然后就被对方一拳打在下巴上。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不是办法。我输了，证明我的方法一定不对。所以我后来改变战术，我想，嘿，我今天打不过你，好的，后会有期。改天换个方式再来，不行的话再换个方式，再换一个。如果我还是落败，就说明我还没学乖，或者没有选对武器。”
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不断反省、不断改进的精神。每逢民运遭到挫败，许多人只是一味地去怪专制者，棋下输了，不肯检讨自己有哪几步走得不高明，倒去责怪对手干什么不让我们赢。要么就是去怪民众，去批判中国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就算这些责怪全部正确，那又怎么样呢？既然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民众都是给定的事实，我们的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而不是在另外的假想的条件下推进自由民主，因此，我们必须改进自己，我们也只能改进自己。
在八零年的竞选宣言中，我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回顾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历史，曾经有过多少令人热血踊跃的高峰，继之又是多少令人悲痛欲绝的低谷！有时，事变进展得似乎如此迅速，以至于人们以为已经是不可逆转；有时，他们又发现一切都还是那么艰难，甚至于曾经有过的一点东西都荡然无存。最大的悲剧总是在于，当人们忙于向上面层层加高雄伟的建筑，并为了一些具体的设计方案而争执不休时，他们却不曾注意到自己的脚下还只是一片浮动的松土与多变的流沙。”
遗憾的是，这段话到今天都还没有过时。当然，和二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但自由民主的基石仍未能奠定。一批又一批的异议人士前赴后继，冒险犯难，但群众性的参与还依然单薄。不错，在八九民运期间，一度出现过数千万民众热情投入的宏伟场面，这证明了此前的启蒙者和异议人士的努力成果，只是由于六四屠杀才导致了今日国人的政治参与热情低落消沉。说到底，这还是基础不深厚不扎实的问题。中国民运要取得突破，仍须从深入民众、动员民众着手，从阐明和普及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基本理念着手，从争取基本人权着手，从关切民众切身利益着手。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总结经验，制定出现实可行的抗争策略，协调行动，累积成效。这才是我们对民主墙的最好纪念。□
《北京之春》1998年11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