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应当还记得，隨着1989年六. 四之夜的槍声大作，头脑清醒的人们都巳经看到当局已是铁了心要把中国的民主进程扼杀在“萌芽”的狀态里。然而当邓小平御驾南巡发表讲话，宣佈对“姓社姓资不争论”， 管它白貓黒貓，只要发展经济能弄到大銭就是“硬道理” 的所谓“南巡圣旨”发表以后，某些带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以及自封为什么“救党派” 之类的文人，“学者” 又都像吃了春药、打了鸡血針似的兴奋起来。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在邓小平这个“无冕圣君”的领导下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这帮人持此观点就是认为1989年中国的经济还未发展到一定程度，中产阶级还未形成，根本就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所以学生的示威、游行等民主的诉求与行动，都是“超前”的，不合时宜的，被镇压也就在所难免。甚至更恶毒地骂爱国学生是在“一个劲地往刀上碰”， 在“逼着政府开槍”。 以此为当局开脱罪责。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中国经济大幅增长，变得富裕之后，才可能实现民主。
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当时确实还很迷惑了一些人。但鉄的历史事实却是：29年前愛国学生只是要求当局惩治当时才刚刚冒头的以“官批”、“ 官倒” 为代表的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学生根本就没提任何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更没有要求中共放弃一党独裁专制。却招来当局如此血腥的残酷鎖压。当局如此残暴之举无异于大长了腐败的威风，从此以后腐败便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淹没了整个中国。而这些先生们所指望的经济发展与富裕却在少数人暴富的兩极分化中也来到了中国。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红二代”、 官员、 权贵中不断地涌现。中国大陆利用自己“四低一高”（低人权、低工资、低社会保障、低成本、高污染）的特殊“优势”，让贪婪的国际资本如蝇逐臭般地涌入大陆，终于成就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如恶性肿瘤般的快速增生。二十多年后其GDP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外汇存底更是高居世界第一。当然与此同时，贫富两极分化，分配严重不公，官商巧取豪夺，山村农民，城市贫民更加赤贫化，尤其是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更把普通民众压得喘不过气来，其痛苦加剧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按照那些先生们的高论，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规模和GDP的数字应该说都已达到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了。但人们看到的却是，在这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中国的政治民主转型的进程，不但没有－丝半毫的进步，更在大踏步地向后倒退。尤其近年来，权力集中于－人之手，个人崇拜又死灰复燃，更是与民主宪政南辕北辙。
由此可见，在极权专制、特别是共产极权专制下，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穷，虽然也凶恶，也“厉害”， 但那还只是穷凶极恶，例如前苏联，以及其东欧的衛星附庯国等。因为它们穷，所以它们管控民众的能量受到一定限制，对世界的危害也受到一定限制。但如果极权专制政府一旦变富，甚而变得财大气粗以后，就成了“富凶极恶”。 这时不但其作恶的能量凭借金钱财富有了更大的增长，在对民众的监控、分化、瓦解、统治等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暴凶恶，手段更加多样而“先进”， 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与此同时“富凶极恶”的专制政府，其內部又形成了一个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阶层。他们一荣倶荣，一损倶損。因而这中间几乎不可能产生什么蔣经国或戈尔巴乔夫式的开明人物。即使有一个、半个，也会被他们这个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从內部早早加以消灭。
至于被某些人吹得天花乱墜的什么经济富裕后，壯大了的“中产阶级”， 在拥有了经济实力以后，便会要求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 从而便促成了政治改革，促成了民主化。这在共产极权专制下，特别在“中国特色” 的共产极权专制下，更是天方夜谭式的中国梦！
在当今的中国，兩极分化已成固定摸式。在这个模式下，占中囯人口不到5%的几百个家庭、家族及其亲朋至爱，拥有中国80%以上的财富，其余的中国人最多只能得温飽，甚至还挣扎在贫困线上。所以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因而中国是个“中层缺失”的社会。在这兩极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
谓予不信，再看现实之中，当年高学历、高收入的“白领”阶层，（特别是在外企工作的）无疑是一般中国人艳羡的“中产阶级”。可是数年前的一场金融危机已使得他们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离婚的离婚，一个个纷纷跌入下层。而十多年前还被誉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现在如没有个“好老爸、好老妈”就只好面临“毕业即失业”去与农民工争抢饭碗的困境。这些最有可能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人，还没有“成型”就已经被权贵们扼杀在“萌芽状态”里了。至于一般的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有官府后台的保护伞，不敢去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原本只有2%至3%的利润，再遇到不断袭来的涨薪、罢工之类的压力，别说“中产”，别说“壮大”，能保住不破产就该谢天谢地了。
所以如果硬要说中国有什么“中产阶级”的话，确实也可能有。不过在这个“中产阶级”的前面还应加上两个字：特权。如果觉得这“特权中产阶级”之名欠“雅”的话，可以将其称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他们是些什么人呢？笼统而言之，就是在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在权力机关），和在官方垄断的事业、企业单位中供职的那个庞大的群体。这帮子人才是当今中国的天之骄子。虽不敢与太子党、权贵们“试比高”，但与普通百姓相比，说他们处于“中层”或“中产”绝不会冤枉了他们。其总人数也是好几千万，足可给中国虚假繁荣的“盛世”景象裝点门面了！
首先就是在政府、军队、警察、司法、检察、税收、工商、质检、药检……等等权力部门中握有一定实权的官员。他们表面公开的收入并不多，别说“中产”，连“小康”也有点问题，辛苦工作三十年也未必能买得起一套一百多平米的住房。然而一个小小的派出所长，甚至一个“能干”点的警察，不消三年时间，就住有豪宅，出有私车了。“旧社会”民谚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们一个派出所长，离“芝麻官”（县太爷）都还远得很，更遑论“知府”，但如果捞十万银子竟要三年，该所长绝对是个超级大笨蛋。只配回家去卖红薯。至于什么国土、财政、税务、交警、工商、质检、药检…..他们通过土地、财政和垄断的政治权力（如重税、重复收费、罚款等）一步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聚集到自己手中，其能力之高强，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有神通。据一位学者概略推算一下，全国有1000多个省级，20000个厅级，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这些人除了不能从“组织上”领取老婆外，吃喝嫖赌全报销，大约都问题不大。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敢和他们相比？
其次，官营垄断的企、事业单位举凡：电信、铁路、金融、银行，电力、石油、自来水、烟草、卫生教育、公交、铁路、民航、文化出版、体育、新闻……等等，由于绝对垄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自然“宰”你草民没商量，想怎么宰就怎么宰。大家应还记得，当年安个家庭电话要上万元的“初装费”，手机给你一个卡收“入网费”几千元。一个“的士”车的“顶灯”就可卖你几万到十几万，没这个“灯”你就无法营运。一个出版书的“书号”也要卖好多万。安个天然气表动辄几千元。正像我听见一个“屁民”气愤地骂道：“土匪抢人还要一把刀，他们抢人，刀都不要”。由于钱来得太容易，所以一个国家电网的抄表员月薪竟能达到上万元。比抄表员地位高的，月薪该是多少，笔者智商低就不敢妄测了。这个群体粗略估计全国大约有2000万人。
以上这两部份人，就是中国当今的“特权中产阶级”，不但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壮大”。不过他们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吗？再退一步说，他们想在中国实现民主吗？恐怕傻瓜都知道不可能。道理很简单，他们不但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受益者，而且已经是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份。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如鱼得水，春风得意的“先富起来”（邓小平语），完全靠的就是中国有一个一党专政、一党独裁的政府与制度。当年共产党骂国民党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而今对于这个“特权中产阶级”来说，只有一党独裁才能遍地是“财”。如果取消了一党独裁，实现了民主宪政，就必须还权于民，就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政治特权，经济垄断特权，政治与经济的霸王条款，就必将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绝境。这就好比从贾宝玉公子的身上拿走了“通灵宝玉” ，要了人家的命根子一样。他们若乐见取消一党独裁实现民主，岂不是自己同意在“自杀自愿书” 上簽字吗？
所以在当今极权专制下的中国，经济越是发展，政府越是财大气粗，越有钱，中国社会就必然越是兩极分化，与此同时，那个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就会更加“壯大”。 而这个集团也就必然要更加“富兇极恶”、不遗餘力地反对和阻当在中国实行民主。这个恶性循环是肯定无疑的！因此一切坚持普世价值观念，践行《零八宪章》的民主人士和觉醒的公民，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决不可抱任何幻想。而中国只有在出现重大的社会变故，例如当局对外挑起战争(最有可能的就是武力进犯台湾，遭遇美国強势介入); 或者国内出现重大的危机（例如经济危机, 粮食危机等），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中国社会向民主转型才有真正的可能。否则什么与當局的“和平，理性，非暴力” 的“朝野良性互动”之类的口号都是自己骗自己的空话！
2018年6月15日完稿
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