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从圣:获得战争胜利就等于得到大多数人民支持?

洛克说:面对暴政,“假如非法行为已使人民的大多数受到损害,或者,只是少数人受到危害和压迫,可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中,先例和后果似乎使一切人都感到威胁,他们衷心相信他们的法律、他们的产业、权利和生命,甚至宗教信仰都岌岌可危,那我就不知道该怎样来阻止他们去反抗那个让他们受害的非法强力了。”

 

“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凡在社会状态中想夺去那个社会或国家的人们的自由的人,也会被认为企图夺去他们的其他一切,并被看作处于战争状态”

 

“他们既不能在人间诉请补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救济的办法,就是诉诸于上天”

 

洛克通过这一系列论述表明:如果在暴政的压迫之下人民没有任何解救的办法,那就只好用战争状态来推翻暴政,诉诸上天了。

 

问题是:最后在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取得了统治权的人是通过契约同意的人吗?获得战争胜利就等于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吗?

 

当我们实际观察任何国家的战争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正积极地投入到战争中的人数极少。以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为例,当时国民党号称有军队八百万,我们连同其他积极支持者,总共算一千万;共产党方面我们也算一千万,国共双方共两千万。当时中国的人口通说为四亿五千万。一千万占2.2%;两千万占4.4%。再全面地考虑未成年人口,以及每一阵营绝大多数被裹挟的并不情愿的参与者,这个比例还将更小,甚至小十倍也不好说。有谁不珍惜生命,愿意去当炮灰呢?凭什么你们不到百分之五人的对决就决定了剩余95%以上人的统治者和政治体制?实际获胜的2.2%的人凭什么就将自己对统治者和政治体制的安排强加给了97%以上的绝大多数人口?

 

战争状态比的是双方的暴力的强弱和战争的能力,这与是否得到人民的多数支持没有必然的联系。皮萨罗率领不足两百名武装的西班牙人征服了大约六百万人的印加帝国,不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恰恰相反,他们是印加人民最痛恨的敌人。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暴力对决,以及军事斗争的性质,我们很容易理解: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越是权力集中,越是不讲民主的军事集团反而更有战斗力,更有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样,进行大规模的暴力反抗并进入战争状态的最后结果,不但无助于民主和自由,反而会深陷专制独裁之中。

 

再现实地考虑一下,我们会发现:现代世界各国均拥有最现代化的武器,根本不是大刀长矛那个年代能够比拟。暴政的反抗者根本无法与拥有现代武器的统治集团比试暴力的强弱。就算经过长期暴力斗争终于战胜了暴政,代价也过分高昂。在叙利亚,内战仅仅打了三年就死了十余万人,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而整个叙利亚的人口不过两千多万。青壮年大批死亡,国家成了废墟,自由与民主又有何用?

 

人们常常看到这样困境,真正的暴政是难以用暴力推翻的;而能够推翻的恰恰是已经不那么暴虐的政权。真正的独裁者,法国的路易十四、英国的亨利八世、中国的雍正乾隆,今日的金家王朝,你是很难推翻的。能够推翻的甚至经常是准备或已经着手改革的,而且已经无力为害的政权,如辛亥革命中的清王朝。结果我们没有给旧政权以改革的机会,却借着他放松统治的机会将他推翻了。一个全新的独裁政权却可能借机改换面目登场了。

 

我们反对通过暴力来反对暴政,还因为当一个集团发动暴力反抗的时候,就是在宣布统治者为暴政。但这种宣布是武断的,单方面的,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真的反对这个政权而希望改变。实际考察任何一场暴力革命,我们甚至发现,领导起义的核心的绝大多数成员根本就不是原有体制的受害者。情况可能刚好相反,这些领导人反而是在原有体制中有着良好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人。那么,他们领导暴力反抗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还是为了真正的自由解放?我本人更趋向于前者。我们不反对政治理想和政治野心。问题是:任何人不能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野心建立在无数人的鲜血和白骨之上。人间没有比这更缺德的事情了。

 

暴乱的阀门一旦打开,根本就不会给善良的、敦厚的人民提供任何表达意愿的机会。他们在流离失所,他们在忍饥挨饿,他们在妻离子散,他们在孤苦哀嚎。

 

暴乱只会给野心家、冒险家、骗子,当然也夹杂着理想主义者以机会。他们轮番上场角逐权力,角逐利益,人民只能无奈而无助地承受着无尽的苦难。

 

仅仅两百多年来,以人民的名义,拉美发动了550次以上的大小政变。一个远远比北美更加繁荣的拉丁美洲因此被美国加拿大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我们应当从中获取哪怕一点点教益,以免自己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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